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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嘉庆以后的重要词派。康熙、乾隆时期,词坛主要为浙派所左右。浙派标举南宋,推崇姜(夔)、张(炎),一味追求清空醇雅,词的内容渐趋空虚、狭窄。到了嘉庆初年,浙派的词人更是专在声律格调上着力,流弊益甚。常州词人张惠言欲挽此颓风,大声疾呼词与《风》、《骚》同科,应该强调比兴寄托,反琐屑饤饾之习,攻无病呻吟之作。一时和者颇多,蔚然成风,遂有常州词派的兴起,后经周济的推阐、发展,理论更趋完善,所倡导的主张更加切合当时内忧外患、社会急速变化的历史要求。其影响直至清末不衰。

  常州词论始于张氏编辑的《词选》。其书成于嘉庆二年(1797),所选唐、宋两代词,只录44家,160首。与浙派相反,多选唐、五代,少取南宋,对浙派推尊的姜夔只取3首、张炎仅收1首。虽失之太苛,但其选录的辛弃疾张孝祥王沂孙诸家作品,尚属有现实意义之作,说明词在文学上并非小道,以印证张惠言在《词选序》里所申明的主张。他竭力推尊词体,援引《说文》“意内言外”来论述,指出词作近于“变风之义、骚人之歌”,用“敷衍古体以自贵其体”(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抬高词的历史地位。张氏比较注意词作的内容,能寻绎词作“感物而发”、“缘情造端”的意旨,剖析词人“低徊要仚”的寄托用心。由此出发,他批评了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诸家词作是“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可见其持论之严。但他亦有过分寻求前人词作的微言大义而流于穿凿附会的弊病。比如解说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是“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还认为“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这种无根臆说曾遭到王国维的讥议。他又勇于立论,疏于考史。对一些词作的解释有失实之处。尽管如此,张氏强调词作比兴寄托,较之浙派追求清空醇雅,显然在格调上高出一筹。张惠言的同调者有张琦、董士锡、周济、恽敬、左辅、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金应珪、金式玉等人,彼此鼓吹,声势大盛。

  其中周济最为突出。他撰定《词辨》、《宋四家词选》,“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谭献《箧中词》卷三),但他并不囿于张氏的立论,“论词则多独到之语”(王国维《人间词话》),深化了张氏词论。周济在张氏推尊词体的基础上,着重提倡词要有“论世”的作用。他认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这就证实了张氏提倡比兴寄托的内容,要求词作能反映现实生活,发挥其社会功能,而不仅仅是个人情思的抒写,实为有识之见。另外,周济还指明了词作如何寄托的门径,提出了“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之说,并且以精丽的语言,描绘了词人在“触类多通”以后,“驱心若游丝之飞英,含毫如郢斤之蝇翼”(《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的构思、创作过程,使“万感横集,五中无主”的浓郁感情通过“铺叙平淡,摹缋浅近”(同前)的艺术形象体现出来,所论也较精辟。但他实际品评词作时,与其立论常有矛盾龃龉之处。从他早年所著《词辨》仅存的“正、变”两卷来看,把周邦彦9首、史达祖 1首、吴文英5首遣兴、咏物、应歌之作,划为“正”体,而将李煜9首、辛弃疾10首、陆游1首列在“变”体,就令人难以索解。晚年所著《宋四家词选》,以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分领一代。并主张“问涂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虽想博观约取,仍不免囿于“婉约”一派。

  常州派词人对于创作,态度比较严肃。比如张惠言〔木兰花慢〕《杨花》和周济〔蝶恋花〕“柳絮年年三月暮”,遣词精密纯正,似别有意蕴,但比较晦涩。实际上也并无十分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其立论尚有距离。这是他们词作的主要倾向,也是整个常州派词人的局限。

  常州词派对清词发展影响甚大。近代谭献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这四大词家,也是常州词派的后劲。虽然他们创作同样走向内容狭窄的道路,境界并不恢宏,但他们的词学整理研究颇有成绩。谭献选辑清人词为《箧中词》;王鹏运汇刻《花间集》以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校刻唐宋金元人词百六十余家为《彊村丛书》,都收集了大量的词学遗产。

  近人龙榆生《论常州词派》材料翔实,可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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