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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1877~1927)
王国维墨迹
浙江海宁王国维故居

  近代学者、词人。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亦号永观。浙江海宁人。清秀才。屡应乡试,未中,乃放弃举业。光绪二十四年(1898)去上海,在改良派报纸《时务报》任书记、校对,接受新学和西学的影响。同年六月,又以业余时间,入罗振玉主办的上海东文学社,从日本人学外文及理化等知识;并自此与罗振玉结成终生依托的关系。

  光绪二十七年(1901),王国维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次年夏,因病辍学回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三十自序》),开始研究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著作。光绪二十九年起,先后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并致力于文学研究。三十二年(1906)入京,专力治宋词元曲。次年起,历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等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于当年12月携眷随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集中精力研究甲骨文、金文和汉简。1916年,应犹太富商哈同之聘,回国至上海编辑《学术丛编》杂志,并继续甲骨文的研究。1918年,兼任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大学教授。

  1922年,王国维受聘任北京大学通讯导师。次年,由蒙古贵族升允举荐,应召为清故宫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王国维视为奇耻大辱,与罗振玉、柯绍忞相约一同投御河自杀,因家人严密监视未遂。次年,任清华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讲授经史、小学等科,并从事西北史地及蒙古史料的研究整理工作。1927年 6月,在北伐战争向北推进中,王国维写就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自投于北京颐和园内之昆明湖,“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

  在历史急剧变动的年代,王国维是一位比较复杂的人物。他的政治立场,由前期的比较同情资产阶级改良派,日渐堕落为顽固不化的封建主义保皇派。而在学术上,他却在哲学、教育、文学、史学、文字学和考古学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中国近代罕见的杰出学者。他是近代学术界最早地把乾隆、嘉庆以来朴学大师们的治学传统和资产阶级的近代治学方法,融会贯通,从事创造性的研究工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大都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王国维毕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史学研究,成就也最高。他是中国3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崛起前的资产阶级史学主要代表人物。所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等,利用甲骨文资料探求、论证历史的本来面貌,创获极大,突破了传统的封建史学,从而被认为是“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在文学领域里,较早地吸收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及其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在文学的界说、文学的特质、作家论、创作论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新开拓,新贡献,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发生过重要的启蒙作用。他的文学创作,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当然,由于受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濡染太深,王国维的文学理论的局限也十分明显。如他提出的距离美学、超功利主义、文学起源于游戏论等,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与文艺观点。

  王国维在文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以及《观堂长短句》等。

  《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和《红楼梦评论》,作于1904年。前者非文学专论,有关部分反映了他吸收叔本华美学思想而形成的对文学的一些基本认识。后者是王国维最早的一篇文学论文,也是红学史上一篇重要的专著。它第一次对《红楼梦》的“精神”和“美学上之价值”等重要问题,作了认真的、比较系统的探讨和评价,较之先前旧红学派的随笔式的评论和牵强附会的考证,是一个明显的突破。它批评了旧红学派的“影射”说和“自传”说的荒谬,提出“夫美术(谓文艺)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虽然他所谓“人类全体之性质”还建立在叔本华“实念”的基础上,但这种论述中已包含了典型化的思想和文学的形象化特质,在当时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全篇理论以叔本华的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观为“立脚点”,宣扬人生即痛苦悲观的人生观,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以“解脱为理想”的“宇宙之大著述”,虽意在赞誉《红楼梦》之伟大,并且具有理论高度,实际上仍是歪曲了《红楼梦》,直接或间接地给新红学派以影响。

  作于1912年的《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在戏曲研究方面的带有总结性的巨著。在此前4年间,他曾先后完成了《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馀谈》和《古剧脚色考》等著作,对历来认为“文格卑俗”的戏曲作了高度的评价,对有关戏曲专题发表了独卓的见解。而在这部著作里,则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戏曲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并对现存的元杂剧作家和作品,作了重点而又精到的论断。这些,都是前人所未曾做过的工作。故郭沫若称之为“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鲁迅与王国维》)。作者在此书中强调元曲之佳处在“自然”,作家“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其推崇元曲之文章在有“意境”,则是与《人间词话》中之“意境说”相呼应的。

  《人间词话》,最初发表于1908年。后人又辑有《人间词话删稿》、《人间词话附录》。这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代表作,影响很大。它熔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哲学、美学于一炉,而以发挥前者为主,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文艺理论体系。它虽为论词而作,但涉及的方面很广泛,不限于,“可以作为王氏一家的艺术论读”(夏承焘《词论十评》),它突破清代词坛浙派、常州派的门户之见,独标一帜。

  《人间词话》在探求历代词人创作得失的基础上,结合作者自己艺术鉴赏和艺术创作的切身经验,提出了“境界”说,为王国维艺术论的中心与精髓。《词话》第一条即指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全书提到“境界”有十余处之多。作者阐释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有境界的作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即形象鲜明,富有感染力量。围绕境界这一中心,《词话》又进一步提出和论述了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景语与情语、隔与不隔、对宇宙人生的“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等内容,广泛接触到写实与理想化的关系、创作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景与情的关系、表现上的白描与“务文字之巧”的关系、作家观察事物与表现事物的关系等文艺创作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包括了作家修养、创作方法、写作技巧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见解。但是,这部著作同样表现了叔本华等西方唯心主义美学的某些影响。其过于推重唐、五代、北宋词人作品,贬抑南宋作家,也有失之偏颇之处。

  王国维词,有自定稿《观堂长短句》 1卷,存词仅23阕。又有《苕华词》(一名《人间词》),收词92阕。他对自己的词作,自视甚高,自言“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实际上,他的词虽然讲究意境,锤炼字句,艺术上多有借鉴价值,又“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有其独自的风格,但内容则多抒发孤臣孽子的哀怨之思,表现了对时代变革的格格不入的态度以及悲观主义的情绪。如〔摸鱼儿〕《秋柳》、〔浣溪沙〕“掩卷平生有百端”、〔清平乐〕《况夔笙太守索题香南雅集图》等。

  王国维的著作有《观堂集林》24卷、《观堂别集》4卷、《静安文集》1卷、《续集》 1卷,合其他学术著作,刊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共43种,104卷。其中包括词学研究方面的著作:《清真先生遗事》1卷、《唐五代二十一家词》20卷、《后村别调补遗》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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