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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变法前后的诗歌改良运动。明清时期,诗歌呈现衰落趋势,有识者早已表示不满,并力图改变。同治七年(1868),黄遵宪作《杂感》诗,批判沉溺于故纸,以剽盗为创作的俗儒,表示要“我手写我口”。光绪十七年(1891),他在《人境庐诗草序》中主张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之境”,提出了推陈出新的一整套纲领。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更直接称自己的创作为“新派诗”。但是,黄遵宪的这些主张,一时还未能发生广泛的影响。

  诗界革命的早期倡导者是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三人。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间,他们开始试作“新诗”。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正企图融合佛、孔、耶三教的思想资料,创立一种为维新运动服务的新学。因此,他们相约作诗“非经典语不用”(《饮冰室诗话》)。其代表作如谭嗣同的《金陵听说法》:“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其中,“卖人子”一典取自《新约•路加福音》;喀私德为英语 Caste的译音,用来指印度封建社会中把人分为几种等级的种姓制度;巴力门为英语Parliament的译音,指英国议会;法田、性海、庵摩罗果,均为佛家语。谭嗣同通过这首诗批判封建等级制,表达对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向往。夏曾佑的诗与谭嗣同类似,如他的《绝句》诗以冰期、巴别塔等地质学名词及《旧约》中的神话入诗。这类诗,当时称为“新学之诗”或“新诗”。谭嗣同等人力图开辟诗歌语言的新源泉,表现资产阶级新思想,有其积极可取的一面。但是,他们实际上使诗歌的语言源泉更为狭窄,写出来的作品又完全不顾诗歌的艺术要求,既脱离传统,又脱离群众,很快就丧失了生命力。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国外,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良,“诗界革命”成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上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饮冰室诗话》,阐发理论观点,大力表扬黄遵宪等新派诗人,诗界革命于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

  后期诗界革命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说:“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夏威夷游记》)又说:“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饮冰室诗话》)他总结前期诗界革命的缺点,认为一在于“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二在于“不备诗家之资格”,因而,将“新意境”放在第一位,这就纠正了前期的形式主义偏颇。诗歌不同于政治宣传品,提出“意境”这一概念来,更加切合诗歌的艺术特征。但是,形式是和内容相联系的,新内容必然要求嬗变出新的形式。梁启超强调“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也有其片面性。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文化的传播,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诗界革命的作者都不同程度地要求取法西方。梁启超说:“欧洲之语句意境,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他表示要“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诗料。”(《夏威夷游记》)康有为也说:“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这些意见反映了新派诗人追求新思想、新事物的努力。但是,梁启超强调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和“旧风格”谐和,避免不伦不类,出现“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夏威夷游记》)的状况。

  当时,部分留学生正在提倡音乐教育,歌词创作风行一时。在此影响下,黄遵宪写作了《军歌》、《幼稚园上学歌》等“新体”诗。对《军歌》,梁启超大为赞赏,认为其精神雄壮活泼,沉浑深远,其文藻为二千年所未有,誉为“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光绪二十九年(1903),《江苏》杂志发表的几首歌词也得到梁启超的肯定,视为“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他认为,有韵之文和音乐的结合是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清朝统治以来,这一传统中断,因而,文学对国民的影响也就因之隔绝。他希望有志者勇猛精进,“调和之以渊懿之风格,微妙之辞藻”,争取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和弥儿顿(《饮冰室诗话》)。

  这一时期,民间歌谣体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利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期间,黄遵宪向他建议,刊物发表的诗歌应“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或九言,或长短句,名之为杂歌谣(《致饮冰主人手札》)。梁启超接受了这一建议,除刊出《爱国歌》、《新少年歌》等歌词外,又发表了《粤讴•新解心》和《新粤讴》等作品。对于这些新创作的歌谣,梁启超赞美其“芳馨怫恻,有《离骚》之意”,称其作者为“文界革命之骁将”(《饮冰室诗话》)。

  诗界革命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部分新体诗语言趋于通俗,不受旧体格律束缚,这些在当时都起了解放诗歌表现力的作用。但是,梁启超等强调保持旧风格,这就又束缚了手脚,使得它只是旧瓶装新酒,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改革上虽有前进,却前进不大。

  随着改良派政治上的堕落,诗界革命的旗帜逐渐收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政治上对立,他们中部分人接受过诗界革命影响,但是,不愿意明确地以诗界革命相号召,有的人则企图“别创一宗”,于是,诗界革命就逐渐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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