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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1848~1905)
日本黄遵宪诗冢碑
黄遵宪画像
清代宣统三年嘉应黄氏日本铅印本《人境庐诗草》
广东梅州黄遵宪故居息亭

  近代诗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出身于屡代经营典当的大商人家庭。父亲黄鸿藻,字砚宾,咸丰六年(1856)举人,曾任户部主事、广西知府。

目录

生平

  黄遵宪生当鸦片战争爆发后8年,少年时即遭逢太平天国起义和英法联军入侵等重大历史事件。当他12岁时,太平军第一次攻破嘉应州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深刻震撼使黄遵宪成为一个早熟的年轻人。从16岁起,黄遵宪的生活经历约分四个阶段。

  ①读书应试阶段(1863~1876)。黄遵宪自述:“吾年十六、七,始从事于学,谓宋人之义理,汉人之考据,均非孔门之学。”(《东海公来简》)新的形势使黄遵宪感到,传统的汉学、宋学已经不能挽救地主阶级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清军攻陷,黄遵宪于兴奋之余,写下了《感怀》诗。诗中批判复古主义,提出“法弊无万全”、“正当补弊偏”,表明了17岁的黄遵宪已经有了改革思想。次年,太平军第二次攻破嘉应州,黄遵宪于新婚后数日即跟着全家逃难;到同治五年(1866),才安定下来。次年考中秀才,以后曾两次去广州参加乡试。同治十三年(1874),以拔贡生的资格去北京应廷试,但都没有考中。其间,黄遵宪到过香港、天津等地,使他有机会接触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内忧外患和自身的经历,促使黄遵宪愈来愈强烈地滋生了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思想。光绪二年(1876),他在诗中明确地主张改革科举。这年秋天,黄遵宪考中举人。十二月,同乡何如璋出使日本,黄遵宪应邀任参赞。

  ②出使阶段(1877~1894)。光绪三年(1877)十月,黄遵宪随何如璋赴日本。当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黄遵宪由惊怪、犹疑,逐渐发展为肯定。他对何如璋说:“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要之必变。”(《已亥杂诗》自注)他认真地研究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开始起草《日本国志》一书。在此期间,他读到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著作,朦胧地感到“太平世必在民主”(《东海公来简》)。

  在日本,黄遵宪受到许多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的欢迎,和源辉声、青山延寿、石川英、龟谷省轩、冈鹿门等结下深厚友谊。彼此经常笔谈,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光绪五年,黄遵宪出版《日本杂事诗》,受到日本朋友的热烈赞扬。源辉声征得黄遵宪同意,将原稿埋藏于东京家园中,由黄遵宪亲题“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九字,刻石树碑。源辉声逝世后,安葬于东京北部的平林寺,其子为了实践父亲“与丽句兮永为邻”的遗愿,也将诗冢迁移到了平林寺。

  光绪八年,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任内,美国排斥华工运动日益加剧,黄遵宪积极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光绪十年,美国大选,黄遵宪目睹总统选举过程中的许多怪事,不能正确地加以分析,得出了“共和政体万不能施行于今日之吾国”的错误结论。

  光绪十一年,黄遵宪请假归国,在家乡埋头修订《日本国志》,至光绪十三年成书。它“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以大量篇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情况,“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凡例》)。书中,黄遵宪批判秦汉以后“君尊而民远”的专制主义,肯定西方的立法制度,主张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发展生产、管理经济的方法,发展民族工商业,要求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进行文体和字体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主义的主张。次年秋,黄遵宪带着《日本国志》入京,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袁昶的赞许,被推荐为驻英二等参赞。

  ③参加变法阶段(1895~1898)。光绪二十年,正当中日战争的紧要关头,黄遵宪被两江总督张之洞调令回国,任江南洋务局总办。次年,黄遵宪在上海会见康有为,纵论时事,随即参加强学会。自此,黄遵宪成为维新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光绪二十二年,黄遵宪邀请梁启超到沪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十月入京,受到光绪皇帝和帝党官僚翁同龢的接见。次年,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不久,署理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先后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课吏馆、不缠足会、《湘学新报》、《湘报》,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最活跃最有朝气的一省。封建保守势力攻击他“阴狡坚悍”,说“自黄公度观察来而有主张民权之说”,“我省民心,顿为一变”(《翼教丛编》)。光绪二十四年,因徐致靖奏保,光绪帝命陈宝箴将黄遵宪送部引见。八月,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当黄遵宪行抵上海时,戊戌政变发生,黄遵宪被参奏“奸恶”与谭嗣同辈相等,“请旨饬拿”,“从严惩办”(《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由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和日本驻华公使等人的干预,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

  ④乡居阶段(1899~1905)。黄遵宪还乡后,思想郁闷,经常和丘逢甲唱酬往来。光绪二十八年,黄遵宪和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取得联系,二人经常以长信交换意见,讨论立宪、革命、保教、保国粹、人物评价、文学改良等各方面的问题。他积极支持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但反对梁启超的貌似激烈的“破坏主义”理论。这一时期,黄遵宪有较多的时间从事新体诗的创作,因此,被梁启超树为“诗界革命”的旗帜。光绪二十九年,黄遵宪邀集地方人士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积极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次年末,黄遵宪在《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诗中写道:“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但这时,黄遵宪的肺病已日见加深。光绪三十一年,他在致梁启超信中说:“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澌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顽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避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旧历二月二十三日(3月28日)逝世。

文学思想

  明清以来的诗坛,拟古主义严重,学诗者视古人为偶像,刻意模仿,以制造假古董为荣。黄遵宪鄙视这种诗风。《刘甔庵诗序》说“百余年来,或矜神韵,或诩性灵”,“人人能为诗,人人口异而声同”(《未刊稿》)。他认为,其症结就在于迷信古人。《杂感》诗说:“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他指出:今古是发展的,今不必卑,古不必尊,应该摆脱古人的拘牵,敢于“我手写我口”。又指出:中国历代诗歌之所以能各具特色,其原因就在于后代不模仿前代,创意命辞,各不相师。《与朗山论诗书》说:“汉不必三百篇,魏不必汉,六朝不必魏,唐不必六朝,宋不必唐,惟各不相师而后能成一家言。”黄遵宪并不反对向古人学习,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他主张“复古人比兴之体”,“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自曹氏父子、鲍照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韩愈苏轼,以至晚近小家,无一不可成为自己“炼格”的对象。这种学习取径要广,必须“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而且必须善于抛弃古人的糟粕,其最终目的则在于建立自己的个人风格,“要不失乎为我之诗”。黄遵宪把这种境界叫做“诗之中有人”。

  黄遵宪主张从自己的时代和生活中去找寻诗的源泉。他认为:天地、日月、星辰、风云、雷雨、草木、禽鱼等大千世界的变幻是无穷的,悲欢、忧喜、欣戚、思念、无聊、不平等人的感情是无尽的,治乱、 兴亡、 聚散、离合、生死、贫贱等社会现象是相异的。现实具有无比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只要将个人“所遇之时,所历之境,所思之人,所发之思”,一一笔之于诗,那么就不是古人、后人所能争衡的(《与朗山论诗书》)。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黄遵宪把这种境界称之为“诗之外有事”。唐代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代陆游主张“功夫在诗外”,黄遵宪的思想正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正确地揭示了诗和现实的关系。

  黄遵宪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了诗对于现实的反作用。晚年,他对西方文艺史有了一定了解,曾说:“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与丘菽园书》)正确认识到诗歌可以“鼓吹文明”,为维新变法服务;但以为它可以“左右世界”,则过于夸大。黄遵宪在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时并没有忽视它的艺术特征。他说:“吾论诗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孔子所谓兴于诗,伯牙所谓移情,即吸力之说也。”(《致饮冰主人手札》)

  针对古典诗歌格律过严的情况,黄遵宪主张“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人境庐诗草自序》),这实际上是主张吸收散文的特点和句法来写诗,从而提高诗歌的表现力。

  针对古典诗歌语言日益僵死的情况,黄遵宪在青年时代就勇敢地提出:“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感怀》)后来,又进一步提出,自群经三史、周秦诸子之书,许慎、郑玄诸家之说,以至当时的官书、会典、方言、俗语,一概可以作为诗歌语言的取材范围,这就大为丰富了诗歌的语言源泉。

  黄遵宪自小熟悉家乡的民歌,由此领悟到《诗经》中的“十五国风”都是“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他高度评价民歌手的才能,“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山歌题记》)但是,他还认识不到吸收民歌营养对于文人诗的意义。

  黄遵宪的上述主张反映了近代诗歌发展的要求,较之谭嗣同夏曾佑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诗界革命”要高出许多。

  在中国近代史上,黄遵宪是高度评价《红楼梦》的第一人。他曾以一部赠给日本友人源辉声,并对另一日本友人石川英说:“《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又说:“论其文章,直与《左》、《国》、《史》、《汉》并妙。”(《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他认为,小说必须有神采,有趣味;作者必须富阅历,饱尝烂熟社会中所有情态;又必须积材料,具有深厚的语言修养,能得心应手地驱使通行俗谚,以至譬喻语、形容语、解颐语等。

  黄遵宪还是白话文的早期提倡者,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他说:“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他要求改变汉语书面语言和口语严重脱离的状况,创造一种“明白畅晓,务期达意”的新文体,力求做到“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使得“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

  黄遵宪的这些主张,比之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要早12年。

诗歌创作

  黄遵宪诗现存约1000余首。诗是黄遵宪的“余事”,但却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黄遵宪自觉地以诗歌来反映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呼吁人们维新救国,内容丰富,可以称为一代诗史。

  黄遵宪诗的首要内容是反映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歌颂爱国将领,批判投降派丧师辱国的行为。《香港感怀》、 《羊城感赋》、 《和钟西耘庶常津门感怀诗》等追念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往事,对《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耻辱的城下之盟表示愤慨。同治四年(1865)以后,阿古柏匪帮和沙俄先后入侵新疆,黄遵宪在《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诗中表现了他从军卫国的愿望。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中,冯子材在谅山战胜法军,为中国人民扬眉吐气。黄遵宪在《冯将军歌》中热情地歌颂了这位70岁的爱国老将,描绘了清军英勇杀敌,“十荡十决无当前,一日横驰三百里”的壮观场面。光绪二十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黄遵宪为此写下了一组诗篇,系统地反映这次战争的全过程及其后果。《悲平壤》歌颂壮烈牺牲的将领左宝贵,谴责撤军败逃的叶志超。《哀旅顺》、《哭威海》,分别写两个战略要塞的陷落。前诗极写旅顺之险,而失守一事,只有寥寥两句,无限的哀痛和愤怒尽在不言之中。后诗全用三字句,短促的音节使人有悲泣哽咽、不能成声的感觉。《降将军歌》斥责北洋海军的投降派将领,揭露他们在民族敌人面前乞怜偷生的卑劣情态。《度辽将军歌》讽刺狂妄自大而又昏庸愚昧的统帅吴大澂,他口出豪言,自夸必胜而实际上则不堪一击。《马关纪事》写战败签约,割地赔款的悲愤。《台湾行》指出台湾是“我高我曾”开辟出来的神圣领土,批评扬言守土而又仓皇内渡的清吏,斥责投降日本的败类。《书愤》写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弱肉供强食,人人虎口危”。诗人深深地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忧虑。

  黄遵宪诗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批判封建顽固派、批判封建文化,抒发维新变法、振兴中华的愿望。《感怀》讽刺“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的世俗儒生,反对儒学的独尊地位。《杂感》指责封建统治者以八股制艺诱人入彀,使知识分子的精力疲于无用的丹铅之中。《罢美国留学生感赋》反对清朝统治者撤回留学生的愚味政策,鲜明地提出:“欲为树人计,所当师四夷。”《日本国志书成志感》抒写以明治维新为鉴进行变法的宏愿。《赠梁任父同年》勉励梁启超以精卫填海之志出手大干,希望由此出现一个“黄人捧日”,光照大千的局面。戊戌政变发生后,黄遵宪的一腔忧愤完全倾泻到了诗作里。《感事》写谭嗣同等被害,维新志士被清洗,表现“寒蝉噤众官”的窒息气氛。《寒夜独坐卧虹榭》、《小饮息亭醉后作》、《仰天》等抒发乡居后的抑郁不平。《己亥杂诗》是一组仿龚自珍同名之作的身世感怀诗。其中“滔滔海水日趋东”一首写中国必然要变革,“万法从新”的信念。同一时期写作的《己亥续怀人诗》写对戊戌幸存者陈宝箴、徐致靖等人的系念,也包含着对变法失败的无限感慨。黄遵宪虽然不赞成革命,但他始终强烈地渴望祖国和民族的强大。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写作了《军歌》24首,呼吁人们以死求生,改变国势衰弱的局面。黄遵宪设想,经过对侵略者决死的战斗,中国军队大胜,鼓吹齐鸣,铙歌奏凯,嚣张跋扈的帝国主义者瑟缩谢罪,彼此在平等的基础上订立新约。梁启超盛赞此诗,认为“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饮冰室诗话》)。

  “百年过半洲游四”(《己亥杂诗》),黄遵宪长期出使国外。他的诗集中有不少描写海外风物的诗篇。《日本杂事诗》总数达200首,全部为绝句,系以小注,内容涉及日本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百科全书性的大型组诗。《樱花歌》写日本举国观花的盛况。《不忍池晚游诗》、《游箱根》写日本的秀丽山水。《都踊歌》是黄遵宪的一首译诗,写西京街头青年男女轻歌妙舞的情态和他们对爱情生活的祝福。此外,锡兰岛卧佛、英国温则宫、伦敦大雾、巴黎铁塔、苏彝士运河、埃及象形石柱、新加坡的华人山庄,都一一成为黄遵宪的歌咏对象。黄遵宪的这些诗,空前地扩大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领域,所以,他曾不无自负地表示“吟到中华以外天”(《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

  黄遵宪有一部分海外诗,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表示中日友好,同御外侮的良好愿望。《近世爱国志士歌》写日本吉田松荫等维新人物,歌颂他们“前仆后起”的精神,“以兴起吾党爱国之士”。《逐客篇》写美国排斥华工运动。《纪事》如实地描绘美国总统选举的各个过程,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和欺骗。

  《山歌》是黄遵宪集中一组别具风格的作品。它们描写青年女子对忠贞爱情的期待以及离别、相思之情。语言活泼、天真,表现上则采取谐音、双关等传统的民歌手法。郑振铎曾誉之为“像夏晨荷叶上的露珠似的晶莹可爱”(《中国俗文学史》)。《新嫁娘诗》写少女在出嫁前后的生活与心情,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气息。它所描绘的婚嫁情况,宛如一幅色彩缤纷的嘉应民俗图。

  在艺术上,黄遵宪的诗表现了下列特点:

  ①善于状物写事,刻画鲜明的形象。黄遵宪善于写景,也善于写场面,如《纪事》,写美国总统竞选以杂耍招徕看客。“铁兜绣裆,左右各分行。宝象黄金络,白马紫丝缰。橐橐安步靴,林林耸肩枪,或带假面具,或手执长枪。金目戏方相,黑脸画鬼王。”宛如一个个跳动的特写镜头;“齐唱爱国歌,曼声音绕梁。千头万头动,竞进如排墙。”又宛如阔大的全景。它们生动地表现了“纵观场”上百戏杂陈,光怪陆离的景象,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黄遵宪尤其善于写人物,如《度辽将军歌》,先是写吴大澂在岁朝大会上模仿汉初名将樊哙,故作豪举;次写他伸拳揎袖,卖弄武功;再写他讪笑败军将领;末写他大言自夸。经过这几层渲染,吴大澂骄狂的情态,须眉毕现。其他如《冯将军歌》、《聂将军歌》、《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等,都能以精练的语言勾勒出人物面貌。

  ②善于铺展恢张,写作汪洋广博的宏篇。《锡兰岛卧佛》全诗2000余字,是集中最长的一首诗,也是中国古典诗中少见的长诗。梁启超曾说:“欲题为印度近史,欲题为佛教小史,欲题为地球宗教论,欲题为宗教政治关系说”,“有诗以来所未有也。”(《饮冰室诗话》)《番客篇》写在南洋参加的华侨富商婚礼,从门庭、陈设、嫁妆、服饰、宾客、新人,一直写到迎亲、交拜、宴会、傀儡戏、博弈,又写到更阑酒散后的娓娓长谈,细致周详,直似汉赋。类似的长诗还有《罢美国留学生感赋》、《流求歌》、《逐客篇》、《春夜招乡人饮》等。和古典诗歌比起来,它们的规模和容量都大为扩充。

  ③善于吸收和运用散文的特点写诗。《冯将军歌》采用《史记•魏公子列传》的笔法,多次使用“将军”二字,如:“奋梃大呼从如云,同拚一死随将军。将军报国期死君,我辈忍孤将军恩。将军威严若天神,将军有令敢不遵,负将军者诛及身。将军一叱人马惊,从而往者五千人。”将冯子材写得虎虎有生气,又充分表达了诗人的敬佩之情。黄遵宪常以散文句入诗,如《赤穗四十七义士歌》:“一时惊叹争歌讴,观者、拜者、吊者、贺者万花绕冢,每日香烟浮,一裙、一屐、一甲、一胄、一刀、一矛、一杖、一笠、一歌、一画手泽珍宝如天球。”它们伸缩自如,参差错落,别具一种音韵美。

  ④多种多样的风格和意境。黄遵宪的诗有时气势磅礴,豪语满纸;有时恬淡自然,宁静舒缓;有时雄辩滔滔,议论风生;有时幽默诙谐,情致盎然;有时匠心雕镂,精细入微;有时随手拈来,涉笔成趣。这种情况,和黄遵宪博采兼收,不拘限于一体、一格的学习态度有关。

  ⑤敢于创新。黄遵宪的诗既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又表现了新的时代特点。他的新派诗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写新事物、新思想,但保持旧体诗的格律。如《今别离》分咏轮船、火车、电报、相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写“月不同时地各别”,“彼乍东升此西没”。梁启超称这类诗“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其二,打破旧体诗的格律,但又保持了诗歌应有的韵律和节奏。如《军歌》,每首六句,第一、三、五句为七言,二、四句为五言,第六句为三言。《幼稚园上学歌》则三、五、七言夹杂。它们都可以配谱歌唱,较为通俗,一般不用典。黄遵宪对《军歌》最满意,致函梁启超说:“此新体择韵难,选声难,着色难”,“愿任公等拓充之,光大之”(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函)。

  黄遵宪的思想和创作都存在着严重的局限。他仇视太平天国,仇视义和团,不敢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力图用改良来代替革命,在保存封建主义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他的爱国主义有时表现为错误的大国主义。

  黄遵宪认为,“文界无革命而有维新”(《与严几道书》),因此,在诗歌改革上不能跨出更大的步子。他尝试写新体诗,但主要还是利用旧形式创作,语言也主要以古籍为源泉。在艺术上,往往议论过多,未能摆脱晚清宋诗运动的影响。在《与丘菽园书》中,他自述说:“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然才力薄弱,终不克自践其言,譬之西半球新国,弟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若华盛顿、哲非逊、富兰克令,不能不属望于诸君子也。”这是有自知之明的认识。中国古典诗歌的改革,还有一段漫长的途程。

本集和研究资料

  黄遵宪的著作生平自定的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 《人境庐诗草》等 3种。《日本杂事诗》 2卷。版本众多,以光绪五年(1879)总理衙门刊行的同文馆聚珍版为最早。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使英期间重加改订,于光绪二十四年由长沙富文堂以木版刊行,成为定本。

  《日本国志》40卷。光绪十六年(1890)始刊于广州富文斋,嗣后有光绪二十四年浙江书局本、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等。

  《人境庐诗草》11卷,黄遵宪自编,黄遵庚初校,梁启超复校,宣统三年(1911)刊行于日本。

  黄遵宪的集外诗文,近年来陆续有所发现。1960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整理的《人境庐集外诗辑》。1981年,《文献》杂志发表了钱仲联所辑《人境庐杂文钞》。黄遵宪任驻日参赞期间与日本人士的笔谈记录也已由实藤惠秀、郑子瑜二人辑出,编为《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1968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出版。

  参考书目

  麦若鹏:《黄遵宪传》,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 1957。

  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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