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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刻本《孟子集疏》

  孟轲及其门人所著散文集。儒家经典之一。孟轲(公元前372~前289),邹(今山东邹县)人,是孔子之孙孔伋的再传弟子。战国时,各诸侯国互相攻伐兼并,孟子标榜唐虞三代之德。提倡“仁政”、“王道”,不能为世所用。他曾往见齐宣王,宣王不能用。又到魏,见梁惠王,惠王认为他的主张迂阔不合时宜。

  《孟子》在后世被列为儒家经典。孟子把孔子侧重于道德修养的“仁”,发展为他的政治论“仁政”,主张行王道,制定民产,省刑薄赋,申孝悌之义。他又提出“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就是仁政。他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这是十分可贵的。他常以救民于水火的姿态,奔走呼号。书中揭露了“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滕文公下》)的悲惨现实,发出对暴君的声讨:“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他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与捍卫者自居,故后世常“孔孟”并称,元文宗时封他为“亚圣”。

  《孟子》发展了《论语》的语录体。《论语》中单人的语录占总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对话体不到三分之一;而《孟子》则基本上是对话体。对话比单人语录更能把论题阐发得具体深入。《论语•述而》:“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语焉不详,仅仅提出了论点。《孟子•告子下》则记录了曹交与孟子的一段对话,说明“人皆可以为尧舜”,并且不需要受业于师,“归而求之,有余师”。同一论题而后者说得透彻、具体。《万章》篇几乎全是辩难式的对话,先树靶子,有的放矢,中心明确。至若《滕文公上》的“许行”章,《公孙丑上》的“四十不动心”章,《梁惠王上》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则已挥洒成洋洋大篇,与专题论文相差不远。

  《孟子》文章向以雄辩著称。好辩、善辩为战国诸子所同。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说明时势使然。读孟子文,令人感到气势磅礴,感情激越,锐不可当。出于对当时执政者贪婪残暴行径的愤慨,对挣扎在苦难中人民的同情,对别家学说的敌视,对贯彻自己主张的强烈愿望,以及那种“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的救世责任感,使孟子的文章激切、刚厉、理直气壮。他又善于运用各种驱诱论敌就范的手法,使辩难对方往往堕入他所设的陷阱之中。加上文辞铺张扬厉,时露尖刻,喜用一连串的排偶句式,所以笔锋咄咄逼人。

  孟子以“言近而指远”为“善言”(《尽心下》)。他的文章浅近如话,明白晓畅,而又寓意深远,真正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如“专心致志”、“与人为善”、“舍己为人”、“明察秋毫”等,都成了很有生命力的成语。赵岐《孟子章句•题辞解》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如将百姓盼望出现能使自己生活得到安定的君主,喻为“大旱之望云霓”;把行为与目的之背谬,比作“缘木求鱼”;把见小不见大,比作“能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都很形象准确。寓言也是孟子常用的手法之一。“揠苗助长”(《公孙丑上》)、“日攘其邻之鸡者”(《滕文公下》)、“五十步笑百步”(《梁惠王上》)、“学弈”(《告子上》)、“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等,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它们既不似完全虚构,也非历史传说,大概是采自民间故事,具有通俗、诙谐的特点。

  《孟子》一书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如贾谊、韩愈、苏洵等著名散文家,他们说理的痛切,感情的激烈,气势的奔放,词锋的锐利,都可看出吸取了《孟子》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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