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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万历闵绳初刻五色套印本《文心雕龙》

  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刘勰撰。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见彩图)。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南北朝,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既为《文心雕龙》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也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

目录

内容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征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以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以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主导思想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的思想。它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却认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这个“道”或“神”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刘勰认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正是圣人著述经典的根本原则。“神道设教”语出《易•观•彖》:“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现实中的代理人帝王,视作理所当然的最高权威。根据这一见解,《文心雕龙》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特别是扬雄以来的“原道”、“宗经”、“徵圣”的观点,并且将它贯穿到《文心雕龙》一书的一切重要方面,成为他立论的根本依据,给他的理论染上了一层经学色彩而且带来了许多局限性。例如,他认为一切种类的文章都是经典的“枝条”。对当时的各种应用文都设有专目论述,却对正在形成的小说不屑一提。

  但是,《文心雕龙》在论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时,却抛弃了经学家的抽象说教,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文学观;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见解,富于独创性。因此它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学史观

  《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只有不断的创新,即《文心雕龙》所说的“变”,文学创作才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变则其(可)久”(《通变》),“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但它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所谓“通”,是指文学的常规:“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文学创作只有通晓各种“故实”,才会“通则不乏”(《通变》),“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风骨》)。“新意”和“奇辞”的创造,都是离不开“通”,即继承的。不然,“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因此,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获得长足的健康的发展。

创作论

  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论述。先秦两汉时期,文论已简括涉及这一问题,如《诗大序》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等可为代表论点。魏晋时,曹丕开始接触了作家的禀性气质问题,陆机对艺术想象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而刘勰则对创作中的主客观的关系等,作了更为明确而全面的论述。它首先肯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现象之美,是一种客观存在,所谓“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同时,又十分强调创作主体即作家先天的禀性、气质、才能(《体性》、《才略》等篇)及后天的学识修养等对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美的重要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还论述了在创作中,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是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即“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诠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认为作家观察外物,只有带着深挚的情感,并使外物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精巧的文采。《文心雕龙》对于物与我、情与景关系的论述,对唐代及唐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有着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十分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学创作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认为创作构思为“情变所孕”(《神思》),结构是“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总术》),剪裁要求“设情以位体”(《镕裁》),甚至作品的体裁、风格,也无不由强烈而真挚的感情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认识是相当深刻,符合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的。

  《文心雕龙》对于风格风骨也有深入的研讨和论述。在《体性》篇中,刘勰继承曹丕关于风格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形成作家风格的原因,有先天的才情、气质的不同:“情性所铄”;也有后天的学养和习染的殊异:“陶染所凝”。并且将各种不同的文章,分为四组八体,每一组各有正反两体:“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但它们又互相联系,“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作者在这八体中参差演化,就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刘勰关于风格的研究,对后来的《诗式》、《二十四诗品》等,都曾发生直接的影响。

  在风格论的基础上,刘勰特别标举“风骨”。“风骨”一词本是南朝品评人物精神面貌的专用术语。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风骨”一词,正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风”是要求文学作品要有较强的思想艺术感染力,即《诗大序》中的“风以动之”的“风”。“骨”则是要求表现上的刚健清新。“风骨”的理论,既是针对南朝浮靡的文风而发,也是从传统文学理论中概括出来的。“风骨”之说,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文心雕龙》关于艺术想象的理论,也有精辟的论述。继承《文赋》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挥。《神思篇》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一成语,论述艺术想象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但他又比陆机的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认为艺术想象并非凌虚蹈空而生的,它以“博见为馈贫之粮”的形象化的比喻,说明艺术想象的基础只能是客观生活中的素材或原料。这一见解,是符合实际的。同时,它又提出“神与物游”的重要观点。“神”即“神思”,是六朝时期的常用语汇,意即思维的特点是不疾而速的;语出《易•系辞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物”即客观现实。“神与物游”即指作家在艺术想象的全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具体、感性的物象,两者始终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形象思维的特点。《文心雕龙》还强调指出,唯有当作家的精神心理处于“虚静”状态,用志不分,不受外界的纷扰时,才能更好地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力。“虚静”之说源于道家,荀子曾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刘勰将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文艺创作理论。

  《文心雕龙》在论述艺术想象时,还提出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等见解,强调艺术想象要有平日广泛的积累和生活知识,这样就为他的艺术想象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文心雕龙》继《文赋》之后,对于艺术想象及形象思维的论述,对后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王昌龄所说的“神会于物”(《唐音癸签》卷二),苏轼所说的“神与万物交”(《书李伯时山庄图后》),黄宗羲所说的“古之人情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黄孚先诗序》)等观点,都是滥觞于《文心雕龙》“神与物游”的。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还对“辞令”、“志气”和语言的关系作了很好的阐发。

  关于文学创作,《文心雕龙》论述到的问题还有:文学的夸张、结构、剪裁、用事、修辞、含蓄和声律等。在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同样不乏精辟的创见,例如在《夸饰》中,《文心雕龙》不仅第一次提出了文学创作离不开必要的夸张,以使作者表现的事物更为突出,但他又主张夸而有节,反对夸张失实。

文学批评

  《文心雕龙》关于批评的论述,颇多精到的见解。其中《知音》篇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探讨批评问题的较早的专篇文献。它提出了批评的态度问题、批评家的主观修养问题、批评应该注意的方面等。有些论述虽然带有经学家的气息,但不少论述都是较精辟的。例如关于批评态度问题,刘勰非常强调批评应该有全面的观点。因为作家的才能禀性不仅“修短殊用”、“难以求备”(《程器》);而且,由于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丰富而多样的,因此批评家就不应“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否则就会出现“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现象。又如对于批评家,他特别强调广博识见的重要性:“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并且根据桓谭的“能读千赋则善赋,……能观千剑则晓剑”(《全后汉文》卷十五《赋道》),提出了一个在后世非常出名的论断:“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知音》)认为任何批评中的真知灼见,只能是建立在广博的学识和阅历基础之上的。这些意见不仅对当时作家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的不良批评风尚具有积极的针砭意义,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作为一个批评家来说,刘勰有时也是缺乏应有的识力和判断的,例如他对杰出作家陶渊明,竟一语未及。

文章的体裁与源流

  关于各种文章体裁、源流的阐述,也是《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自曹丕、陆机相继对文章体制的同异提出了意见后,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但这些著作都已亡佚。刘勰的《文心雕龙》从第 5篇《辨骚》起,到第25篇《书记》止,就成为中国现存的南朝时代关于文章体制和源流的唯一重要的著作,也是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中不乏细致,中肯以至精辟的见解。例如在《明诗》篇中,它对自建安时代起到刘宋初年诗歌发展过程的论述,就是如此。

  《文心雕龙》虽然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宗经”、“徵圣”等儒家思想对于他的文学理论有不少消极影响;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名副其实的“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专著,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

版本和注释

  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最早写本为唐写本残卷(藏北京图书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元至正本为最早版本,并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通行本有清人黄叔琳本,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研究著作有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等,翻译方面的著作也不少,如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

  参考书目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58。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79。

  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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