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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和《青年杂志》
发表在《新青年》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一文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1915年 9月15日创刊,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月刊,6期为一卷。第1卷名《青年杂志》,2卷1期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编辑部也随之从上海移至北京。1918年,编辑部改组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工作,曾一度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适应形势的需要,1918年12月,《新青年》同人又创办报纸形式的周刊《每周评论》。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5个月。同年12月1日出版的7卷1期起,仍改为由陈独秀一人主编。1920年9月8卷1期起,被迫迁回上海印行,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1921年10月出至9卷6期后停刊。1923年6月重新出版《新青年》季刊,已是纯政治性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瞿秋白主编,4期后停出。1925年4月改为不定期刊,共出5期,1926年7月最后停办。

  《新青年》刊行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末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它以激进的态度,投入了五四运动前后反对封建文化思想和传统的革命潮流,成为“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重要阵地。《新青年》创刊号发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希望,已经包含了以“民主”和“科学”两大思想为武器反对封建思想主张的萌芽。该杂志先后发表了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驳康有为共和平议》、《复辟与尊孔》,李大钊的《青春》,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及其他随感录,阐明了袁世凯、康有为等人鼓吹儒家孔教思想和复辟君主制度之间的联系,对于封建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新青年》发表文章讨论孔教问题、道德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个性解放问题,批判了上海《灵学丛志》宣扬的迷信鬼神的无知妄说。在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斗争中,《新青年》第一次在进步的中国思想界自觉地举起了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两大旗帜,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鲁迅说:“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新青年》原为综合性的评论刊物,创作并不怎么着重,除介绍一些欧洲现实主义及其他流派作家作品之外,刊登的小说及诗都还是文言的。1917年初,先后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揭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1918年初出版的第4卷第1期《新青年》刊登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新诗创作。接着于1918年5月第 4卷第5期杂志全部改为白话,《新青年》成为当时第一个全部用白话文宣传新思潮的刊物。这一期上发表了鲁迅的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的《狂人日记》,充满了对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封建道德传统的批判精神。这篇小说和以后发表的《孔乙己》、《药》、《风波》等的出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它标志《新青年》提倡的文学革命已经突破了单纯理论的倡导而走上了创作实践的道路。此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的还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沈兼士、沈玄庐、汪静之、陈衡哲、陈建雷等人。发表小说的除鲁迅之外,还有陈衡哲。《新青年》进行过关于旧剧问题的讨论,并发表了最早的话剧创作《终身大事》(胡适作)。刊物还开辟“随感录”一栏,专门刊登时评及针砭旧思想旧文化的短文随笔,鲁迅在这里发表了许多短文,成为杂文这一独特的文学形式的滥觞。

  《新青年》坚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的原则,对于外国文学的各种流派和作家采取了开闳的态度,它先后译介了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安特莱夫、索洛古勃、库普林、阿尔志跋绥夫,波兰的显克维奇,瑞典的斯特林堡,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王尔德、格里高里夫人,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创作。第4卷第 6期(1918年6月15日)办了“易卜生号”。该刊还译介了苏联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论文。此外还发表了陈独秀、周作人、陶履恭、胡适、沈雁冰介绍西方文学流派和作家的论文多篇。这些译介,对于借鉴外国文学,推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创作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保卫和推进文学革命,《新青年》还进行了反对封建复古派文人及其他封建文学潮流的斗争。这主要包括对以刘师培、林琴南为代表的“文选派”和“桐城派”封建复古势力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反对新道德维护旧道德的斗争;对腐朽无聊的黑幕派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斗争;对诋毁革命文学的上海美术界守旧派人物的斗争。刘半农的《答王敬轩书》、鲁迅的《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钱玄同的一些通信等,都是《新青年》在这一斗争中发表的战斗文字。1919年 1月发表的由陈独秀执笔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整个封建势力对于思想和文学革命的各种非难,实际上可以看做是《新青年》杂志同人在这场斗争中最有代表性的宣言。

  1915年到1918年以前的《新青年》杂志的思想倾向,基本上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1918年以后,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知识界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青年》营垒的组成,变为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所主持。1918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了《Bolshevlsm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较早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革命色彩更为明显,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李大钊负责编辑的6卷5号,办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专号”。1919至1921年上半年,《新青年》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工人运动的论文和译介文章130余篇。与此同时,胡适等人在杂志上大量宣扬“实用主义”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并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接着,1920年末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提出《新青年》差不多成为美国《苏俄》杂志的汉译本的批评,主张公开“声明不谈政治”。这些意见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未能付诸实践。1920年9月8卷1号起,《新青年》迁至上海,实际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随着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新青年》杂志于1922年 7月,出至9卷6号停刊。

  以后复出《新青年》季刊、不定期刊,已是完全政治性的刊物,至1926年7月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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