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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1853~1921)
1896年严复《天演论》译稿
1901年南洋公学铅印本《原富》
1901年富文书局刻本《天演论》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初名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又改名复,字几道;晚年号愈野老人,别号尊疑,又署天演哲学家。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

目录

生平

  严复14岁父死,以第一名考入福州造船厂附设海军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学习航海术及近代数、理、化等科学知识。19岁以最优等毕业,派往建威练船练习,次年改派扬武舰。光绪三年(1877)被派往英国留学,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当时他的兴趣已转向研究西洋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常同驻英国大使郭嵩焘讨论中西学术和政治制度的异同。光绪五年毕业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调他任总教习,光绪十六年,升总办。

  严复到北洋水师学堂的上一年(1879),日本变法图强,吞并中国属国琉球。他看到清朝的政治腐败,常对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王遽常《严几道年谱》)。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受中国危亡时局的刺激,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强烈地宣传“尊民叛君,尊今叛古”(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的理论,成为维新运动的重要理论家之一。这时期,他直接参预维新运动。除发表政论外,光绪二十二年(1896),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提倡西学,培养维新人才。次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通中外之情,提高国人对西洋的认识,以利于推行变法维新。光绪二十四年,王锡蕃推荐严复通达时务,光绪帝在“百日维新”中召见,问他对维新的意见,要他把《上皇帝万言书》抄呈。不久政变发生,通艺学堂归并京师大学堂,《国闻报》被封,他的《万言书》写不下去了,仍在水师学堂任总办。

  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严复的生活是不安定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起义,严复慌忙避到上海,从此脱离水师学堂。二十八年,到北京任编译局总办。三十一年,在上海帮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三十四年,到北京任审定名词馆总纂。在这13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翻译,所译计有赫胥黎《天演论》(1896~1898)、亚当•斯密《原富》(1901)、斯宾塞《群学肄言》(1903)、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1903)、《穆勒名学》(1903)、甄克斯《社会通诠》(1903)、孟德斯鸠《法意》(1904~1909)、耶方斯《名学浅说》(1909)。

  辛亥革命后,从1912年到1916年,即袁世凯任大总统到窃国死去的5年中,严复在袁世凯手下先后任京师大学堂校长、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员。1915年,袁世凯准备称帝,授意杨度组织筹安会,严复被吸收为发起人之一,不过他没有替袁称帝鼓吹。晚年主要依靠译书的版税为生。

政治哲学思想

  梁启超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严复其首也。”(《清代学术概论》)严复以英国留学生而为维新运动的理论家,用资产阶级经典理论作武器,是他胜过其他维新运动者的地方。他在戊戌维新前发表的《救亡决论》里提倡“西学格致”,即提倡科学,认为对于救亡来说,程朱之学“无实”,“徒多伪道”;陆王之学“师心自用”;其他考据、辞章“无用”。在《辟韩》中猛烈攻击君主专制,认为“自秦而来,为中国之君者”,皆“最能欺夺者”,“所谓大盗窃国者”。在谭嗣同《仁学》发表以前,这是对君主专制所作的极猛烈的攻击。严复还用中西事理作比较,有力地用资本主义思想来抨击封建思想,宣传变法救亡的主张。他指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方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教化之极则”(《论世变之亟》),用力今胜古来反对好古忽今,用进化论来反对循环论。又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同前),“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原强》),要用自由平等来代替封建思想和专制政治。

  到戊戌变法前一年,严复的思想有所后退。在《中俄友谊论》中说:“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他的后退,一方面出于外面的压力。他的《辟韩》发表后,湖广总督张之洞命屠守仁作《辩辟韩书》,在《时务报》上发表,痛骂严复。据传严复将罹不测之祸,经人疏解才罢(王栻《严复传》)。另一方面,严复的思想里本有消极的庸俗进化论。他在《原强》里说:“善夫斯宾塞尔之言曰:‘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这种庸俗进化论主张渐变,反对突变,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影响他后来对革命的态度。戊戌政变后,民主革命势力越来越发展,严复在翻译《群学肄言》时,就宣扬改良主义,不赞成革命。到翻译《社会通诠》时,更认为孙中山提倡的民族主义是属于宗法社会的产物,会使中国社会停滞不进。他从先进转到落后,趋向反动了。

文学创作和理论

  严复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戊戌维新前后所创作的诗文,突出的是政论文。他的政论文充满激情,象《论事变之亟》,开头说:“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在文中揭露顽固派的卑劣灵魂:“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他还用了不少形象性的比喻,象写封建统治者用科举笼络人才,说:“吾顿八纮之网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曝腮断鳍,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达到了“喻巧而理至”(《文心雕龙•论说》)。吴汝纶称赞严复的文章“往复顿挫,尤深美可诵”(《吴挚甫尺牍•答严几道》)。章炳麟却在《社会通诠商兑》里批评严复的文章:“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辞,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于庭庑者也。”章炳麟批评他的文章还在桐城派的门外是对的。桐城古文对语言的运用有种种限制,力求雅洁,不适于表现当时的新事物。严复的散文突破桐城派的范围,能更好地结合新事物来表达新思想,与八股文的空洞无物不同。至于他的表达手法,“申夭之态,回复之辞,载飞载鸣”,也就是“往复顿挫”,在论文中表达感情,来抒发“讽谕之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因之“深美可诵”。他不以诗著名,但戊戌政变时所写的诗,也往复顿挫,深美可诵,如《戊戌八月感事》等篇。

  严复的文艺论,主张“光景随世开,不必唐宋判”,跟着时代开辟新的光景,不必学唐学宋。“诗中常有人,对卷若可唤”,要写出作家的个性和品格来。“譬彼万斛泉,洄洑生微澜,奔雷惊电余,往往造平淡”,强调要有深厚的内容(《愈野堂诗集•以渔洋精华录寄琥唐山》)。他的诗虽然不能实践他的诗论,但是比较朴实真切,有感情。他在《诗庐说》中说:“读者两间至无用之物也……无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则失其真甚焉。”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认为诗不能为其他的目的服务,是片面而不正确的看法。他在《〈天演论〉译例言》里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首先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准则。但他对于雅,认为“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后来又反对梁启超说他的译文“太务渊雅”,认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分见《新民丛报》第一、七期)所以到五四运动中提出以白话代文言时,他表示反对,以为是“退化”,“遗弃周鼎,宝此康瓠”(《与熊纯如书札》节抄第64),站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边了。

翻译

  严复另一方面的突出成就是翻译,他在戊戌维新失败之后,努力译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思想。在当时发生了极大影响的译著是《天演论》。他在译著中加了不少按语,在《察变》的按语中,提出“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趋异》的按语中指出:“资生之物所加多者有限,有术者既多取之而丰,无具者自少取焉而啬。丰者近昌,啬者邻灭”,对当时中国的落后贫困会趋向灭亡,给全国人民敲起了警钟。他翻译《原富》,在《斯密亚丹传》中说:“顾英国负虽重,而盖藏则丰,至今之日,其宜贫弱而反富强者,夫非掊锁廓门,任民自由之效欤?”实际是为中国指出用《原富》的理论来扭转贫弱而趋富强。这些都是用翻译来为变法图强服务的。他是介绍资本主义学术思想的杰出的翻译家。

  严复的译著汇刊为《严译名著丛刊》,自著有《严几道文钞》、《愈野堂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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