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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谋人遗址
仰韶文化遗址
龙山文化石器----铲
秦始皇(前259-前210)
汉代的“单于和亲”瓦当,1954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召湾汉墓出土
鄂温克族的牧鹿家庭
成吉思汗(1162-1227)
忽必烈(1215-1294)
康熙帝(1654-1722)
甘肃半山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彩陶壶
松赞干布(618?-650)
云南晋宁昆阳郑和纪念亭
丝绸古道上的驼队
河南龙门石窟
江孜抗英炮台遗址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彝海结盟遗址

  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分布在亚洲的东部,现有56个民族,拥有1031882511人(1982),其中大陆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的人口数为1008180738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中华民族是由许多民族共同体结合而成。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互相依存、有着内在联系的密切关系。自近代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物,中华民族真正成为政治上的整体。

目录

含义和起源

  “中华”,原意与中国相通,又与华夏相系。《唐律疏议》:“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认为:“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章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这里强调中华一词乃区别文化高下之族的含义。

  中国这一概念在我国古代早就使用。它在历史上有其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因年代久远,含义多变,使用互不相同,有时指国中、京师、王都,或华夏、诸夏、中华以至赤县、神州等义,及至清代(1644~1911),则京都到边裔各地均在其中。

  “中华”,在历史上曾专指汉族,这是由于中华与华夏一词有关。华夏文化发达,遂以中华自称。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华”逐渐发展为多民族含义。因此,中华民族包括定居于中国领土内的所有中国民族,即包括当代的和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这个历史事实,具有丰富的考古遗存和源远流长的文献记载,以及各族人民伟大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文化的实践作为确凿的证据。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就以其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化艺术和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蜚声于全世界,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贡献,是中华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从很早的古代起,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中国这块美丽、 富饶、广阔的土地上。 比北京猿人、蓝田猿人早几十万年的元谋猿人的考古遗存表明了人类起源和中华民族最早祖先的演化,其中发掘出的少量石器及遗迹说明当时元谋猿人已能制造和使用石器。还有大量的考古文化遗存都说明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早在6~7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居住在中华大地不同地区的人们共同体已经表现出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北部草原地带狩猎游牧民族的文化、黄河流域一带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等各不相同的系统特征。

共同开拓

  中国辽阔的疆域和富饶的土地是靠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从夏、商、周以至秦汉的漫长历史时期中(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220),当华夏、苗蛮、百越诸族开拓上述地区时,边疆地区各民族的先民也在艰苦地开发祖国的周围边区。东北部和北部的肃慎东胡乌桓鲜卑挹娄扶余鬼方狁匈奴等族分别或共同开发了今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广大地区和今蒙古草原,以及华北北部的广大地区;西域的乌孙月氏塞种和龟兹、于阗、鄯善等“城郭国”诸族开发了今新疆及其以西的广大地区;西北部和西部的等族开发了今青藏高原的广大地区;西南夷开发了今川、滇、黔地区; 百越诸族开发了今广西、 广东以及福建、浙江等广大地区;东南部的徐夷、淮夷等“东夷”诸族开发了今江淮流域的广大地区。以后相继又有更多的少数民族陆续登上开发祖国的历史舞台,较著者有敕勒、吐蕃突厥回鹘(即回纥)、靺鞨、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朝鲜等族。大量史实证明,中国历史上辽阔的疆域是由中华民族的各族先民共同开拓的,没有他们的共同的辛勤劳动,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的广阔富饶的领土。

共同缔造

  在古代许多王朝建立时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如商、周时代的“成汤伐桀”和“武王伐纣”,都有许多民族共同进行斗争。参加伐桀的有所谓“万方”和“万邦”,指的就是远近四方的民族集团;参加伐纣的有所谓“八百诸侯”以及具体指认的庸、、羌、髳、微、卢、彭、等8个民族集团,他们都为建立新生的王朝作出了贡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边疆地区和中原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相互了解和依存关系的加深,进一步导致政治上的接近和结合,从而逐步为组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而奠定基础。全国统一集中的发展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见彩图)结束了500多年的诸侯割据、群雄争霸的局面,统一了战乱频仍的中国,第一次建立起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给中华各民族进一步加强联系,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从总的趋势看,秦统一后的两千多年来,特别是经过汉、唐、元、明、清各朝的努力,统一不断发展和巩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统一约占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分裂割据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而且越到后期,分裂阶段的时间越短。元、明、清三朝的统一局面竟连续600余年。 这些史实说明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来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对中华民族彼此接近、密切联系和互相影响,乃至不少古代民族逐步融合,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矛盾和斗争始终是有少数民族参加的。在历史上不少朝代,如五胡十六国、北魏、辽、金、元、清,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它们或者统一了中国大部,或者统一了全国,这就从政治上说明了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历史。

  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各族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有密切交往、互相依存为主导的一面,特别是到了近代,全国各民族间的经济,都通过一系列的各种形式的市场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交换关系进一步加强,内地各大城市吸收大量民族地区的畜产品、土特产品和其他原料,而少数民族地区所需用的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则多由内地的汉族组织供应,从而使各民族在经济上的互相依存关系比古代大为加强。另一方面,也有各族剥削阶级的统治者掠夺、压迫其他民族和争夺封建王朝统治权的战争,这些民族关系中的逆流,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曾经严重地影响、甚至破坏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仍然是中华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越来越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隔阂歧视,并且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面,但中华各民族之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前进,共同缔造和促进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

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历史发展

  历史上某些发展缓慢的少数民族成为全国或局部地区的统治民族后,其统治者常常在一段时期内或多或少地把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强加在较为先进的民族身上。这些都成为历史发展的消极因素。但另一方面,还需看到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发展较缓慢的民族的广大群众较快地接受了先进民族的生产方式,实现了历史发展中的大步前进,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往来和政治上的逐步统一,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看,统治阶级造成的消极因素是短期的、局部的,而各民族人民之间的联合、融合和互相取长补短等积极因素是主要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3600多万人的少数民族中,约有3000万人已处于地主经济发展阶段,基本上相当或接近于汉族社会发展水平,有560多万人尚处于封建农奴制、奴隶制或保有原始公社制残余的阶段。这说明绝大部分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水平已基本上处于与先进民族相等的地位。

  在中华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史上,对中国和世界文明有重大贡献。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法、 印刷术、 火药的应用都是中国最早发明的,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对世界文明发达最突出的贡献。中华民族还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至今犹为世界称颂。就某些工业原料的发现与利用而言,富有智慧的中华民族在古代即已发现和利用。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期中国就发现了天然气,《易经》中称之为“泽中有火”。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公元220),在今甘肃、 陕西、四川一带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汉书•地理志》谓之“洧水可燃”, 并用以点灯、 润滑、防腐和煮卤熬盐。许多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首先培育了众多的牲畜及其他优良品种,对畜牧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蒙古马和宁夏滩羊以及东北的紫貂、驯鹿,至今犹闻名于世。(见彩图)秦汉时期居住在塞北和西域(包括今新疆一带)的少数民族就把他们的牲畜大量输入中原地区,不仅促进了中原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汉族畜牧经济及军事、交通事业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有些少数民族很早就掌握了许多农作物的培植技术,如某些品种的高粱、 芝麻、蚕豆、 扁豆、黄瓜、茄子、菠菜、胡萝卜、葡萄、石榴、核桃、西瓜等粮食、蔬菜、瓜果的种子和栽培技术以及棉花的种植(另有从海路传入者),这些种子及种植技术主要是从西域各族传入内地,推而广之。一些少数民族在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起了积极作用。在中华各族历史上,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其中也包括一批少数民族的杰出人物,如匈奴的呼韩邪单于、鲜卑的拓跋珪、吐蕃的松赞干布(见彩图)、回纥的吐迷度、契丹的阿保机和耶律楚材、蒙古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见彩图)女真的阿骨打、满族的努尔哈赤和爱新觉罗•玄烨(即康熙帝,(见彩图)等,以及回族的札马鲁丁、郑和、李贽,维吾尔族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和鲁明善,蒙古族的脱脱和明安图,满族的曹雪芹,等等。中华民族蕴藏着丰富多彩的典籍,艺术珍品更是世界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织锦、陶瓷久已蜚声国际;音乐舞蹈也是中华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而乐舞的发扬尤以少数民族的贡献最大。西域的乐曲和乐器曾大大丰富了中原汉族的音乐,唐代10部乐中,西域的“胡乐”就有6部。“洛阳家家学胡乐”,说明当时的盛况。西域的乐舞如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曾使人们为之倾倒。世界闻名的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和新疆克孜尔千佛洞是汉、鲜卑、吐蕃及西域各民族艺术家和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此外,中医(包括汉医、蒙古族医学藏族医学维吾尔族医学以及针灸等)也在世界医药学宝库中占居重要地位,具有特殊贡献。

  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汉代西域的丝绸之路(见彩图),开创了中西交通的孔道,其间西域各族曾为之作出重大贡献。晋、唐的法显、玄奘等高僧,不畏艰险去西方寻经求典,带来和传播了佛教的文化。唐宋时期,阿拉伯、波斯商人和教士的东来,以及中国回鹘人在信仰上改宗,导致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以致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信奉该教。到明代三宝太监郑和 (回族)率庞大船队7次航海南下,远达非洲,促进了中国和南洋、非洲各地人民的友好往来。(见彩图)

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光荣传统

  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光荣传统。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反对压迫剥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各族人民为了反抗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曾多次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例如,东汉杜琦、杜季贡领导的汉、羌族人民联合起义,岭南各族人民联合起义,西晋巴氐人李特领导的关西六郡人民起义和蛮族张昌领导的荆州蛮汉各族人民起义,北魏匈奴人破六韩拔陵领导的“六镇”起义,鲜于修礼、杜洛周、葛荣领导的河北各族人民起义等,都是几个民族起义军互相联合,互相声援。唐末的黄巢起义,宋代汉、壮、苗、瑶、侗等族人民的多次起义,也都是各族互相响应,配合作战。元代,各族人民共同反抗的斗争,更是史不绝书。明代,大藤峡瑶、壮等族人民的起义,老回回马守应领导的回民义军积极配合李自成农民军一起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清初,作为张献忠农民军的继续,李定国、李来亨领导的西南苗、瑶、彝、壮各族义军前后败敌数十万,此后的苗民起义、回民起义,也都是有许多民族共同参加的。

  当祖国面对外国侵略时,各族人民更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英勇斗争。明代,远处内地的壮、土家、苗、瑶各族人民积极参加戚继光领导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反抗日倭入侵斗争。当入侵之敌窜扰中国福建和台湾时,畲族高山族人民又和汉族人民一起并肩抗击。此后,高山族人民又奋起屡挫荷兰入侵台湾之敌。特别是17世纪中叶,沙俄入侵黑龙江,达斡尔族人数虽少,但不畏强敌,英勇地进行长达40多年的抗俄斗争,更为后世传颂。

  到了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华各族人民共同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暴统治和掠夺,命运一致,由于共同斗争的需要,更把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日益发挥其更大的积极作用。各民族人民处在最危急的形势下,面对极其凶恶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只能同舟共济、同仇敌忾地坚决斗争。于是,中华民族一体的思想和精神就更加明确和深化。中华民族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物,作为政治上的坚强整体,便更加突出起来。为了坚决捍卫祖国的统一和独立,争取各族人民的共同解放,他们进行了反对沙俄、英、法、美、日、德等帝国主义的斗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中,即有藏、羌、彝、土家等族士兵开赴前线与汉族军民共同参加战斗。英军进犯镇海、镇江时,蒙古族、满族和汉族官兵并肩抗击,英勇顽强。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大沽炮台的满、汉守军和蒙古族骑兵迎头痛击英法联军。藏族人民在1888年的隆吐山战役和1904年的江孜战役(见彩图),先后给英国侵略军以有力的打击。壮、彝等族人民曾坚决反击过法国对中国广西、云南等地的侵略。著名的1885年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战役,就是在壮、汉等族军民同心协力、英勇奋战下取得的胜利。东北地区的满、汉、达斡尔、 鄂温克、 赫哲等族人民和西北地区的维吾尔、柯尔克孜、哈萨克、回、蒙古等族人民先后对沙俄入侵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台湾的汉族、高山族人民与美国、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奋战都表明这些伟大的爱国反帝斗争是由中国各民族共同进行的,特别是当地各民族人民同心同德共同战斗的。正如F.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评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所指出的,这些斗争“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从1814年的捻军起义、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和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直到辛亥革命,也都是许多民族参加的共同斗争。所有这些斗争都表现了各族人民不甘屈服于内外压迫的顽强反抗精神和革命意志。

  1911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但中华民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继之而起的五四运动就是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而爆发起来的,广大的各族爱国青年同各界人民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为中华民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展开了新的篇章。1921年,由中华民族最先进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所说“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各民族之间的平等”,遂成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进入崭新阶段。各族人民从自发分散的斗争,逐步变成自觉的、有组织的、有领导的斗争。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和革命实践中,在面临共同敌人和共同命运时,中华各民族的优秀儿女血肉不可分离地结合起来,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英勇斗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就有蒙古、回、壮、苗、满、朝鲜、黎等少数民族参加,并在蒙古、回、壮等少数民族中开始建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广西壮、瑶族聚居的左、右江地区,在广东海南岛的黎族地区和湖北、湖南等省的苗族土家族地区分别建立了革命根据地。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途经苗、侗、布依、彝、藏、羌、回等民族地区,协助一些少数民族建立人民武装和革命政权,在沿途各族劳动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当地民族抛弃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见,大力支援红军,凉山彝族沽鸡(果基)家支头人小约丹同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将军饮血盟誓,协助红军顺利通过重重阻障的彝区,成为前所未有的民族团结的光辉史绩(见彩图)。许多兄弟民族的爱国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献身于中华民族的伟大革命事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更多的少数民族人民陆续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奔赴延安,奔赴前线。在东北有汉、满、朝鲜、蒙古、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族人民组成的抗日联军;在海南岛有汉、黎、苗等族人民组成的琼崖纵队;在云南有许多民族人民组成的滇桂黔边区纵队。有些少数民族还组织了自己的革命武装部队,如陕甘宁边区的回民骑兵团,冀中、渤海的回民支队,大青山根据地的蒙古族游击队等。各族人民的英雄儿女共同斗争,流血牺牲,终于推翻压在各民族头上的三座大山,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华各族人民站起来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中华正在振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从根本上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迄1985年6月,全国已建立了5个自治区、31个自治州、86个自治县(旗)。杂散居的少数民族也享有民族平等的权利。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即向各族人民普遍进行了关于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教育,大力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积极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并制定一系列政策、法令和采取措施,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消除了历史上民族压迫制度遗留下来的许多影响;并在全国人民中先后集中地进行了两次民族政策教育和执行情况的检查,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同时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不断地引导全党和各族人民防止和克服妨害民族团结的现象。中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1966至1976年“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遭到“四人帮”践踏,民族关系遭到严重损害。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民族问题上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纠正了“十年动乱”中的“左”倾错误,恢复了良好的民族关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进一步发展了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少数民族和汉族谁也离不开谁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华民族的团结,奠定在巩固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

  35年来,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体育等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也迅速发展(见中国民族志)。同时,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组成的人民军队,在全国人民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的大力支持下,保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随着中华民族的强盛,中国在世界的威望日益提高。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决定,中华各民族将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振兴中华,为实现在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参考书目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0。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北京,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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