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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西方政治学被介绍到中国来,是从19世纪末叶开始的。

  19世纪中叶洋务运动兴起时,中国人通过洋务派的鼓吹、宣传,开始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有些了解。但是通过译书、著书、杂志、报刊大规模把西方的国家学说、契约论、三权分立、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等等理念和议会、政党等等国家制度介绍到中国来的,则是清末维新运动时的事。当时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都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严复因曾留学英国,故译、著尤多。戊戌变法,虽以六君子遇难而告终,但兴学堂、开书局、办报纸的维新风气,却不可遏止。这时,政治学在西方也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政治学》、《政治学史》命名的著作,在欧美及日本均陆续出版。中国维新之士,也就及时地翻译过来在中国传播。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4年间,中国翻印出版西方政治学的专著就有66本之多。其中,美国伯盖斯所著《政治学》就有“译书汇编”社(1900年)和上海作新社(1902年)两种中译本;德国那特所著《政治学》,也有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和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年)两种中译本。此外,还有英国赖烈的《政治原论》,美国威尔逊的《政治泛论》,日本小野冢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以及日本浮田和民的《政治学史》等等。

  1898年(光绪24年),也就是戊戌政变这一年的12月,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它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到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共分八科,其中就包括“政治科”。这是中国在大学中开设的第一门政治学课。随后,陆续兴办起来的大学都设立了政治学系。到1948年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在当时全国100余所大学中已有40几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人才。在这些大学政治学系中教书的著名教授有:张慰慈、高一涵、钱端升、张忠绂、浦薛风、张奚若、张汇文、萧公权、蒋延黻、周鲠生、李亚农、萨孟武、邓初民、楼邦彦、吴恩裕、王铁崖等。

  这时期出版的政治学专著,比较著名的有: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钱端升的《中国政府》、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浦薛风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等等。其中如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是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政治学问题的较有影响的著作。此外,中国的政治学者们还于1932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并分别在1935年、1936年和1942年召开过三届年会,至1946年,拥有会员140人。当时积极发起建立或参与活动的中国政治学会的老一代政治学家有王世杰、钱端升、浦薛风、周鲠生、萧公权、张汇文、张奚若、钱昌照、许德珩等。

  总起来说,1949年以前,中国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曾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也培养了一些政治学方面的专业人才。但是当时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多,对中国问题研究得少,特别是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就更少。第二,培养出来的学生,除去极少数幸运者毕业后有机会出国深造,回来在大学找个教职教政治学外,其余大部分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找工作非常困难。

  前面提到,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已有一些政治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政治学。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问题,存在着一些不同认识。有的学者用西方政治学教科书为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没有政治学的结论;与此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却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同样有一个完整的政治学体系。我认为以上两种看法,都未免有失偏颇。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说,我认为是政治学的理论。它要解决的主要是政治实践问题。人所共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思想问题,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基础理论,因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所在,即: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公平的、富裕的、民主的、适宜人性发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研究,它涉及面虽然很广,但关键问题却是政权问题,而政权问题正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主要的就是政治学的问题。

  关于政治学的定义,是一个老话题。近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学者见仁见智,他们对政治学的概念各有不同的界说。但其中也有共识,即都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但从国家政权角度来说,它有两个方面,即夺取国家政权和巩固发展国家政权。前者是如何革命的问题,后者是如何建设的问题。在西方的政治学著作中,着重研究的是如何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问题,例如研究比较宪法、行政学、行政法、政党、决策过程、政府机制运作等等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着重研究的却是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例如革命理论、革命战略与策略、革命方式与手段等等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是政治学的内容,但各有侧重。这是客观需要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都是革命者,他们当时着重解决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如何组织起来,从反动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的问题。列宁领导苏联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共产党掌握政权只有七年,列宁就逝世了。而且那七年确实是内忧外患的七年,因此,列宁来不及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抗德国法西斯战争中的功劳不可一笔抹杀,但他犯有许多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晚年,他深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中不能自拔,因此他也不可能正确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28年斗争中,在理论和革命实践上取得了突出的业绩,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此时的贡献,也都属于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前一半。

  由此可见,在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准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能直接给予任何帮助。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政治学,虽然在夺取政权、发动革命方面有很重要的成就,但作为一门科学,它还缺少巩固政权、发展政权的重要一半,它还远不完整。这是客观的革命实践使然。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后人肩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当时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首先是如何建设一个稳定的、高效能的社会主义政权体制。既然中国有着自己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特殊条件,显然,只是照搬前苏联的一套现成模式并非善策,而且当时已经可以看出“苏联模式”本身也存在着不少弊端。这时,在国内正需要大力开展政治学的研究。政治学借此时机,理应大有用武之地。然而众所周知,当时的高等教育体制以前苏联的高教体制为蓝本,于1952年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与此同时,政治学在新中国,也不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了。

  苏联当时没有政治学系,并不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独创。有些欧洲大陆国家也是如此。许多政治学问题在苏联不是不研究,而是他们把国家问题都放到法学中去了。因此,苏联大学的法律系,实际上包括了政治系的内容。例如他们法律系有“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的历史”等课程,把国家与法律放在一起讲。此外,他们的国际法、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也都在法律系中开设。

  当时我国几十所大学的政治系都是在1952年一起取消的。到了1960年,中苏两党的争论公之于世,中国感觉到需要大量对马列主义有较好的理解,并能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因此全国不少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在内,又重新建立了政治学系。但这时建立的政治学系,主要是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不涉及到政治学广阔领域的其他方面问题。

  到了1964年春天,根据中央一个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又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三个政治学系改成了三个国际政治系,任务是培养关于外国政治问题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简单说来,中国大学里的政治学系是在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时被取消了。当然,和前苏联一样,关于国家问题、中国宪法、比较宪法、西方议会政府、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以及国际法等等课程,都放在大学法律系里讲授,这些课程并没有取消。尽管如此,政治学却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而存在了。

  这里有一个十分不合逻辑的现象。那就是多年来,中国反复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却为什么不要政治学呢?原因在于当时中国过分强调政治的“斗争性”,而不讲政治的“科学性”。因此不重视,甚至认为根本不需要学者们对政治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

  政治科学被否定,30年来,在政治科学领域内的许多问题,诸如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关于立法、行政与司法的权限及其相互关系,政府结构与体制、党政关系、国家行政管理、人事制度、决策程序、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等等重大问题,均缺乏科学研究,从而长期陷入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之中。许多政治行为不能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是往往被主观随意性所左右。主观唯心主义得到发展后,在政治实践中碰钉子、犯错误,自然在所难免。

  从1957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泛滥的结果,导致了爆发于1966年6月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历时十年,波及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使社会主义中国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皆损失惨重的空前浩劫,终于在1976年10月以活捉“四人帮”的方式宣告结束。当时人们欢欣鼓舞,热烈情况与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政权,宣告全国解放时差不多。因此,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习惯称之为第二次大解放。

  打倒“四人帮”后,痛定思痛,出现了一系列现实问题被提出来需要认真回答,而这些问题绝不是背几句教条就能敷衍了事的。例如:

  为什么会出现“四人帮”?“四人帮”是坏人,但把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有史以来的空前浩劫,只归罪于少数坏人的行为,这当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回答。显然,还应该去寻找更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思想意识上的以及体制上的原因。

  总之,现实生活提出了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要求给予科学回答。这些问题,包括理论方面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也包括体制方面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它们大多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于是恢复政治研究的问题就在这种情况下被提出来了。

  1983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样,上下结合,中国政治学才得以恢复。

  中国恢复政治学研究,是从重建中国政治学会开始的。

  前面已经提出,中国老一代政治学家早在1932年就在南京建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并于1935年、1936年和1942年分别召开过三届年会。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把政治学与法学合并在一起,因此,1953年4月22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而1932年参加建立中国政治学会后仍留在大陆的老一代政治学家如钱端升、张奚若、钱昌照、周鲠生、许德珩、王铁崖、楼邦彦等差不多都参加了这个中国政法学会。中国政法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是曾经在1945年4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副会长是沈钧儒、谢觉哉、王昆仑、柯柏年、钱端升。1980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政治学会成立(重建)大会,全国除一些边远省市外,有24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领导到会祝贺。

  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讲话中说:“政治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建国后取消政治学研究是错误的,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损失”。他认为“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制度’,而且要研究国家、政党、人民和政治家及其相互关系”。他强调,“要研究人民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如何在一切基层单位,即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细胞里,实现民主的政治生活,使每一个公民作为主人翁来行使自己的权利;……”

  中国著名老政治学家,当时已满80高龄的钱端升教授在会上的发言颇为引人注目。他认为,苏联社会科学的落后与其过分集中而又僵化的政治制度、压制民主有关。他强调研究政治学应提倡“首创精神”,要“采取一些新的想法,写出一些新的论著,使得我们的政治学能够满足在新的历史阶段所提出的要求,能够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对所出现的政治问题作出正确的解答,从而推动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他同时提出要发展政治学,创立新的政治学,还必须借鉴古今中外一些优良的制度和有效率的管理方法。他还举例说,西方某些国家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就值得中国借鉴。

  会议还通过了《中国政治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名誉会长、顾问、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并任命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等。名誉会长为钱端升教授及当时已92高龄的邓初民教授。会长为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友渔教授。

  中国政治学会的重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全国性政治学会成立后,各省市相继成立了地区性的政治学会。此后,不断召开各种政治学专题研讨会,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若干地方社会科学院也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研究所。

  中国政治学会重建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近20个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政治学理论的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设立了政治学理论的博士点。

  1984年4月,中国政治学会正式成为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集体会员。1985年7月,中国政治学会派出代表团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政治科学协会第13届世界大会,代表团团长赵宝煦教授当选为该会第13届执行局委员。1988年8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第14届IPSA世界大会,中国代表胡奇安教授接替赵宝煦教授任该会执行局委员,并当选为副主席。

  在图书出版方面,政治学恢复以后,有关各种译著纷纷问世,但报刊的数量不多。中国政治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自1980年起陆续编印《政治学参考资料》,介绍国外政治学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出版《国外政治学》杂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编辑出版《政治学研究》杂志,《国外政治学》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者了解国外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窗口”,《政治学研究》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种政治学专业学术刊物。这两份刊物当时都很受学者欢迎,但是在1989年同时停刊。《政治学研究》后来恢复了出版。同样极受读者欢迎的上海《政治学信息报》,则早在1988年就停刊了。

  20年来,中国政治学著作的出版量很大。首先是政治学教材,在政治学基本理论方面的,如《政治学概论》、《政治学原理》、《政治学基础》等,至今已先后出版不下五、六十部。此外,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中国政府、外国政府,以及各种专题等等,也配合教学需要而相继出版。其次是各种专题,如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权力制衡问题、民主法治问题、政治发展问题、人权问题、决策问题、现代化问题、市民社会等等,种类及数量都很可观。

  这20年来,还大量翻译引进外国政治学领域的名著和新理论、新思潮,它们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起了很有益的作用。

  1992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政治学卷》正式出版。这部书集全国老、中、青年政治学者,费时七、八年之久,撰写了1000多辞条,共约160万字。该书的出版,实为中国政治学界一大盛事。

  自从中国政治学恢复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在20年中,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现实等三方面。特别在政治学研究与实际结合方面,我们看到大批的堪称学贯中西的中青年学者,已经茁壮成长。他们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不断充实概念,同时与更加多样化的分析方法相结合,进而提高科研成果的学术品位,达到更好地为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服务的目的。研究视野也更加开阔,而且紧密结合当前的政治实践,研究课题也在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发展。从反腐倡廉到社区建设、市民社会,直到扩大基层民主的村镇选举研究等等。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十分欣慰。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20年来政治学的发展,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相比,显然进步很慢,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对政治学所要求的程度相比,存在差距更大。政治学的发展缓慢,有它一定的客观原因。例如政治学取消了30年,许多人对它不但陌生,而且还有许多误解。有人认为政治学是说空话的“学问”,是搞策略、耍手腕的学问,甚至有人还认为是“犯上作乱”的学问等等。同时因为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联,就认为它是社会科学中最具有现实敏感性的学科。有人认为政治学恢复20年来,一直没能处理好几个关系,即: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的关系;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关系(或称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关系);学术意识与实用倾向的关系等等。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说是当前一般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矛盾,非仅政治学为然;而且它们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之下,特别是在整个社会的转型期,即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型,从革命时期向建设时期(或说向和平发展转型)的时候,矛盾会更加突出,并且它们只能慢慢缓解,不会一时消失。看来,为了使政治学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还有许多方面的工作要做。

  下面仅就政治学研究工作方面,谈几点个人看法:首先,政治学研究要想得到社会认同,就必须能回答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当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为此,就要求中国的政治学工作者,能够立足于中国现实,深入下去,脚踏实地做大量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做认真的社会抽样调查,要定性分析,更要定量分析。要熟悉中国国情,再研究问题,才能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次,政治学研究要努力达到本身科学性的要求,不能使科学性的要求屈从于一时的需要。政治学研究只能靠坚持自身的科学性来为现实服务,如果只知唯上、唯书,不能摆脱干扰,或者甘做轻气球,随风转,则它本身就变成了伪科学,用伪科学来服务于现实政治,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大帮倒忙。会严重败坏政治学研究的声誉。

  最后一点,政治学研究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不能固步自封,必须面向世界,敢于引进外国政治学的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验证,以便参考、借鉴。特别是在中国国内中断政治学研究的那30年中,正是西方政治学大发展的时期。根据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的统计,二战以后30年内,世界各国政治学的研究机构增加了7倍;各国发表的政治学论文与报告增加了3倍;各国专业政治学者也增加了3倍。这30年中,西方政治学者都做出哪些成果,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要补这一课。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要敢于引进西方那些行之有效又能为我所用的东西。然而这个问题,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还解不开的郁结,认识上曾经多次反复。前几年,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为译介西方学术理论著作而做过努力,但是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诟病。其实马克思主义从产生时起,它就是开放的,作为科学理论,它从来不是封闭的。人所共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吸取了人类科学文化的优秀成果而产生的,它本身要发展,也就不可能拒绝从当代人类优秀的科学文化成果中汲取营养。那么,西方的学术著作,一切都是好的么?当然不是。它们之中也确实不乏牵强附会、甚至荒谬绝伦之作,但是不能因为伪劣制品的存在,就拒绝与优秀成果接触。同时,我们应该相信人民群众,相信专家学者在他们所熟悉的专业范围内,对是非、善恶、美丑,具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中国政治学的百年征程,走过来的是坎坷、泥泞的道路。直至今天,也很难说它已步入坦途。但是中国政治学未来肯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要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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