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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

  古希腊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文艺理论家。生于卡尔基狄克半岛的斯塔吉罗斯城,父亲是著名的医生,受到马其顿王阿明塔斯二世的器重。亚里士多德从小对自然科学感到兴趣,可能受他父亲影响。他17岁时到雅典作柏拉图的弟子,柏拉图死后,他离开学园到小亚细亚的阿索斯从事学术研究,这里当时是研究柏拉图哲学的一个中心。公元前343、342年间,应马其顿王腓力邀请担任王子亚历山大的师傅,主要讲授荷马史诗和悲剧。公元前335年腓力死后,他回到雅典,创办一所学院,收集了不少抄本、地图和其他科学研究资料。在他的领导下,编成许多有关动物学、天文学、物理学、形而上学、数学等方面的著作。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后,雅典出现反对马其顿统治的运动,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前往卡尔基斯,次年病死。

  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著作传世的有《诗学》和《修辞学》。《诗学》主要讨论悲剧和史诗,论喜剧的部分已失传。《诗学》针对柏拉图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就文艺理论上两大根本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第一个问题是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是理式(一译“理念”,本义是“原型”)世界的摹本,而艺术作品则是摹本的摹本。这样柏拉图就否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因而也否定了艺术作品的真实性。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作品所摹仿的对象是“人的行动、生活”,他这样就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第二个问题是文艺的社会功用问题。柏拉图把感情当作人性中的卑劣部分,他攻击诗人逢迎人心的非理性部分,损害了理性,使人失去对感情的控制。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感情是人所不可少的,是对人有益的。他说,悲剧的功用在于引起怜悯与恐惧的感情,使这种感情得到宣泄(或净化),这样,人的心理就恢复了健康。另一种解释是,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也就是说,使怜悯与恐惧保持适当的强度,借此获得心理上的平衡。总之,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对社会道德可以起良好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种艺术的创作过程都是摹仿自然。他所说的摹仿是再现和重新创造的意思。他认为诗人应创造合乎或然律或必然律的情节,反映现实中本质的、普遍的东西。所以艺术应该比普通的现实更高,诗也比历史更高。这种摹仿既然要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因此艺术可以帮助人更好地认识客观现实。这个看法是亚里士多德对美学思想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对于摹仿自然的作品总会感到快感,悲剧能给人以快感,情节的安排、色彩、文字、音乐的美都能给人以快感,他这样肯定了艺术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把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看作一种理性活动,而不归功于灵感。他所要求于诗人的是清醒的头脑。

  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艺术的组成包括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语言、思想(指思考力)、形象(指面具和服装)和歌曲。其中最重要的是情节,所谓情节,指事件的安排。他强调文艺作品应是一个有机整体。他说:“悲剧是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情节要有一定的安排,要有内在的密切联系,而且要完整,就是说要有头,有身,有尾。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要是某一部分是可有可无的,变动它并不引起显著差异,那它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亚里士多德只强调情节的统一,这是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至于后世提出的“三一律”中的“时间的统一”和“地点的统一”,则是出于对《诗学》的误解。

  亚里士多德认为剧中人物的性格必须善良,性格还必须适合人物的身份,必须与真人相似,而又比一般人更好,更美,也必须合乎事物的必然律或或然律。

  《诗学》在古代曾长期被埋没。它对后世欧洲文学的影响开始于15世纪末叶。17世纪的法国文艺理论家布瓦洛的《诗艺》,就是摹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写成的,成为权威性的美学经典,在古典主义文学运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以前,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成为西方美学概念的主要根据。

  “修辞学”指演说的艺术。古希腊的演说辞是主要的散文,因此演说术也就是散文的艺术。

  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论辩术指哲学上的问答式论辩的艺术。问者根据对方所承认的命题推出引论来驳倒对方,从而获胜。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也是一种艺术,这是对柏拉图把修辞术贬低为“卑鄙的骗术”的回答。

  演说中提出的证明主要是用“修辞式推论”(演绎法)推出来的。修辞式推论的前提是或然的事,因为演说中所讨论的事都有另一种可能,所以修辞式推论就是“或然式推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听众对演说者的态度不同,他们的判断就不同,所以演说者必须懂得听众的心理。他进而分析感情,如忿怒、友爱、恐惧、怜悯等。演说者还必须了解听众的性格,要了解人们的不同性格才能激发或抑制他们的感情。这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性格分析。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的头两卷主要讨论修辞术的题材和说服的方法,他认为这些是修辞学的主要内容。第3卷讨论演说的形式──风格与结构。

  亚里士多德首先指出,文章应求其容易诵读,这是一条有用的原则。

  关于风格,亚里士多德说,散文的风格不同于诗的风格。散文的美在于明白表达思想,散文的风格不能流于平凡,也不能过分夸张,而应当求其适度。他特别重视隐喻的使用。他说,隐喻可以使风格有所提高而不流于平凡。不要说“生命的老年”,而要说“生命的夕阳”。这一类的隐喻最能使文章风格鲜明,引人注意。至于附加词(包括性质形容词),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如果用得太多,会暴露作者的技巧,而且使散文变成诗。然而这种词又非用不可,因为它们可以使风格不致流于平凡。使用这种词要掌握分寸,否则比不使用更有害。亚里士多德又指出,各种技巧的使用,都必须掌握分寸。他强调说,作家必须把技巧掩盖起来,使语言显得自然而不矫揉造作;话要说得自然才有说服力,矫揉造作适得其反。这是一条重要的创作原则。

  至于散文的句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应当采用紧凑的环形句,而不应当采用松弛的串连句。环形句指本身有头有尾,有容易掌握的长度的句子,这种句子有如圆圈,自成整体,有别于用连系词连接的直线式的串连体。

  至于节奏问题,他主张散文的形式不应当有格律,但也不应当没有节奏,没有限制;因为没有限制的话是不讨人喜欢、不好懂的。在西方语言里,这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一部论述古代散文写作的科学著作,它为罗马以及后世欧洲的修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书目

I.Bywater,Aristotle, Poetics, Oxford,1909. 

S.H.Butcher, Aristotle's Theory of Poetry and Fine Art, London, 1911. 

G.F.Else, Aristotle's Poetics: The Agrument, Cambridge,Mass.,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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