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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

  1944年,生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居七兄妹之长。
任正非
1978年,从部队转业。

  1982年从四川某部队转业到深圳后,在南油工作两年。其后开过电子公司。

  1988年,任正非从部队转业,以2万元注册资本创办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营电信设备。到深圳创立了华为公司。1994年,参加亚太地区国际通讯展,获极大成功。

  1996年,大规模与内地厂家合作,走共同发展的道路。

  2000年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富豪第3位。个人财产估计为5亿美元。

  2003年荣膺网民评选的"2003年中国IT十大上升人物"。

  2003年任正非以11亿位居福布斯27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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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介绍

  任正非是一条为了观念而战斗的硬汉。2005年他入选《时代周刊》全球“建设者
任正非
与巨子” 100名排行榜。《时代周刊》的评价说,华为正重复当年思科爱立信等卓越的全球化大公司的历程,并且正在成为这些电信巨头“最危险”的竞争对手。2006年美国《新闻周刊》更认为,尽管创立者任正非一直保持低调,华为已经与电讯业的国际几大巨头北方电讯、朗讯科技阿尔卡特、思科系统站在同一水平线开展竞争,而且它常常可以从它们中间赢得更多网络运营业务。

  任正非一定听到一种神秘的声音:

  离开商人唯利是图这个“一般”,要敢想敢做,要勇于走向孤独。不流俗、不平庸,做世界一流企业,这是生命充实激越起来的根本途径,他禁不住这种诱惑。他一手创办的华为技术现在已成为世界领先的下一代电信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并在国际化与自主创新方面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在其44000名员工中,48%从事研发工作,截至2006年6月已累计申请专利超过14000件。任正非1978年从部队转业,1987年创办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GSM设备、交换机及接入设备的研发生产。华为2005年销售收入469亿元,利润51.5亿元。华为2008年销售收入233亿美元。

  商人们趋之若鹜的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性大会的代表资格,他守拙婉拒;企业家们花巨资才可以现身的媒体盛事,任正非更是一概谢绝。他避开喧嚣,远离闹市,却掌握了新的驾驭媒体的艺术:他常常根据情势发展,不时抛出凝聚着深刻洞见和教益的文章,说公司、说战略、说做人,从而把引导公众与教育员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对基础教育地位的建言、对“冬天”的忧患,以及对英雄主义的旷野呼喊,既能与一线员工保持共鸣,又能被广大公众所接受,大巧若拙,攻藏兼备,完全由自己掌握节奏!

  一如工作在地下的人,一个挖掘开采和探索地下世界的人,任正非们默默无闻、谨慎、不动声色和不可动摇地向前推进,每天工作长达15-20个小时,几乎看不到什么苦恼的迹象。风花雪月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跟他们全然无关。仿佛他们要的就是这种长期的黑暗,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不为人知和难以理解,就是甘愿充当为世人驱使的驴子!在他们强毅而能负载的精神里面,存在着尊严;在傲立着的尊严之中,存在着意志力;在意志力中存在着对最重的重负的内在渴求;在渴求之中,存在着欲望的爆发力。

  任正非先生关于企业“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曾在业内外产生过广泛影响,他的名篇佳作《华为的冬天》曾经被许多企业(尤其IT界)作为企业危机管理的范本。任正非励精图治十多年,把华为建成了中国IT界的标杆企业,与国际著名企业一样成为众多名牌大学学子择业的首选企业之一。

  任正非的华为曾被业界人士称为土狼。任正非是一个“学毛标兵”,现在在华为也许还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因为任正非在用它处理华为的事情。

  [2]

生平事迹

  1987年创办华为时,任正非已经43岁。毫无疑问,这个年龄的人性格和价值观都
任正非
已固化,具备了成熟的理解、判断能力。这是大多数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共同特征。那么,这个时候的任正非已经拥有了什么样的性格和价值观呢?任正非一生刻意低调,因而身世异常神秘。关于他的个人经历流传着很多种版本,但他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就连与他朝夕相处的高层管理人员也是一知半解。

  任正非祖籍浙江浦江县。据《我的父亲母亲》记载:任正非的爷爷是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任正非父亲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任母虽然只有高中文化程度,但是受丈夫影响,通过自修,当上了中学教员。1944年,任正非出生于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一个贫困山区的小村庄。世界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就在那里。虽然是农村,却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庭背景是任正非一生第一个决定性因素。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知识的重视和追求,可谓“贫贱不能移”。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任的父母仍然坚持从牙缝里挤出粮食来让孩子读书。任正非凭借其才智和能力,完全可以在养猪行业获得成功,也可以成为一个能工巧匠,但是对知识的追求,使他进入了一个技术密集型行业。

  19岁时,任正非带着父母的重望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还差一年毕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被关进了牛棚,任正非回到老家看望父母,父亲让他快回学校去。临走,父亲叮嘱:“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据任正非回忆,回到重庆,已经是“枪林弹雨的环境”。但是,他硬是不为所动,把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自学完,他的家人也开玩笑说,没什么用的东西也这么努力学,真是很佩服、感动。由于结交了一些西安交大的老师,这些老师经常给他一些油印的书看。他另外还把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接着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他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任正非的知识渊博,见解独到,在他的讲话中体现为旁征博引,一针见血。

  33岁参加全国科学大会,任正非对知识的追求,在进入部队之后,落实到技术钻
任正非
研。当时贵州安顺地区有一个飞机制造厂,是个军工企业,身为通讯兵的他被抽调过去,参与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通讯系统工程。当时中央军委提出要重视高科技的作用。任正非上进好学,有多项技发明创造,两次填补国家空白。因技术方面的多次突破,被选为军方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时年33岁。看了这些经历,我们就不难理解,任正非从部队转业后会选择一家电子公司,而在创办华为的时候会选择高科技含量的电信行业。1992年,任正非孤注一掷投入C&C08机的研发,虽然是形势所逼,也可以看出他对技术的重视。当时身处房地产热和股票热的核心地带,任正非不仅不为所动,而且对于股票和泡沫深恶痛绝。其实在他内心更多的是对知识、技术和真才实学的尊重。同样,把“保证按销售额的10%拨付研发经费,有必要且可能时还将加大拨付比例”写进《华为基本法》,也体现了他以技术立身的理想。在《华为基本法》的起草和讨论中,产生了一个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概念——知本主义。民营企业的资本积累过程非常缓慢,原因就在于积累手段的缺乏,既无资金,也无资源,也无技术。起始资本都非常小,不足以迅速滚大。因此只有依靠冒险、机会甚至“打擦边球”。任正非总结华为的资本积累说:“华为在创业时期,没有资本,只有知本,华为的资本是靠知本积累起来的。”即使从现在来看,进入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民营企业来说,仍然是冒险,成功是奇迹。   青年时代的任正非,就是一个科学精神的追随者。1997年访问美国公司时,
任正非
IBM任正非表现出更多的敬畏,而在贝尔实验室,则是“十分高兴”。“我年青时代就十分崇拜贝尔实验室,仰慕之心超越爱情。”他参观了大厅中的贝尔实验室名人成就展。在巴丁的纪念栏下照了像。并特意怀着崇敬心情去巴丁50年前发明晶体三极管的工作台前站了一会。当看到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的实验室密如蛛网,混乱不堪,不由得对这些勇士,肃然起敬。华为不知是否会产生这样的勇士。”2002年前后,华为开始成立预研部。

  1997年,我国改革高等教育制度,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集团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对知识的尊重,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教育传统,也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知识分子,对被扭曲了的文化观念的修正,对于身受贫穷压榨的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更能感受到尊重知识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说,华为的寒门学子基金,意义等同于“希望工程”。当时,有人提出来,基金的名字是否叫“优秀XX基金”,任正非不以为然:贫穷和出身并不可耻,高贵而没有知识也不光荣。

  对于一生而言,贫穷是老师,它教会人生存。贫穷有压力,使人的脊梁比一般人都硬些,坦然吃苦、不屈不挠。在我国许许多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都可以找到贫穷的影子。而他们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质,往往就是创业时期的“精神爆点”和凝聚力所在。因此,有人把贫穷称作成功者的“财富”。1992年,华为员工已经达到200多人。这一年冬天,公司到深圳经济特区外的西乡开会。开完会回来的路上,车子陷进了泥坑里。任正非二话不说,第一个下车,脱掉鞋袜跳进泥坑里推车。于是公司的其他人员也纷纷下车,合力将车子推出了泥坑。

  很多老员工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禁不住精神为之一振,充满向往。张建国认为,任正非的这种精神弥补了当时公司物质极度短缺的劣势,使得大家都为一个美好的明天而齐心协力。“那种情景恐怕只有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才能见到。在华为历史上,也很少再有第二次。”当时的华为公司,就在深圳南山区南油工业区里一栋七层高的破旧大楼的五楼。后面是一栋名叫亿利达的大厦,一家名为深意压电的中意合资公司占用了整栋大楼。当时,刚到华为公司的张建国对深意压电公司充满了景仰之情——当时在张建国的眼中,深意压电的规模太大了,他甚至幻想过,如果自己也能到这样大规模的公司里上班该有多神气!终于,张建国的愿望变成了现实。10年后,华为年销售额已经达到200多亿元人民币,公司总部搬到了深圳龙岗坂田华为工业园。张建国偶然一次回到华为公司起家的那栋大楼时,发现后面的深意压电公司仍旧是那么大,仍旧是在那栋大楼里。“10年了,它还是那个样子,一点都没有变。”张建国情不自禁地说。家徒四壁,唯“中华有为”华为公司最早的办公地点是深圳湾畔的两间简易房。后来才搬到南油工业区。当时所在的那栋大楼每一层实际上都是仓库型的房屋。华为公司当时就占用了十多间仓库。在仓库的另一头用砖头垒起墙,隔开一些单间,员工就住在这些单间里。仓库很少有窗户,这些隔开的单间更是没有阳光,隔墙只垒了一人高,顶上是空的,方便空气流通及采光。这样,大家就不用怕忘记带宿舍的钥匙了,从仓库这边翻墙过去就可以了。仓库里到处堆放着从香港公司进来的,交换机配件、组装好的整机,员工们在仓库一角开发用于作配件的板件(SKD),将买来的配件组装成整机。

战略游弋者

  任正非:让洋对手睡不安枕的战略游弋者

  当被称为是互联网时代的企业思科正在接受全球传媒和资本市场的广泛赞誉和顶礼膜拜之时,它却不得不为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而暗自焦虑,头疼不已。这家企业就是深圳的华为,而它的带头人原来是解放军的一名团级干部,也因此而带有军人作风的任正非。

  任正非的经历的确够让人赞叹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他自军队转业之后,就来到了当时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最初也打了几年工。有点积蓄和资源后,他于1987年创立华为公司,最初的业务是倒买倒卖,靠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HAX交换机获利。当时在深圳这种类型的公司一抓一大把,可大家活得都不错,很舒服。但任正非的与众不同此时显露了出来,做了两年之后,他放着舒服舒服赚钱的生意不做,却非要自己搞研发,做自己的产品。1990年,几十个年轻人跟随着任正非来到南山一个破旧的厂房中,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路。

  如果要评选哪家企业最能代表中国企业在技术研发实力上所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就是华为。截至目前,华为在电讯核心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大量专利,并为此赢得了普遍赞誉。当然华为这一成绩的取得是与其持续、大规模、不计血本的研发投入有密切关系。

  华为对外界宣传说,它在研发方面每年的投入为其销售额的10%。但据说华为的投入远远高于10%,几乎所有能用于研发的钱,都被华为义无返顾地用于技术攻关、科研、搞项目。而且,任正非逼着技术研发部门花钱,你没有把钱花出去,就是你的工作不到位,研发的项目开发的不够深入和广泛。比如说,华为每年将研发资金的1/3用于3G,共耗资40亿元人民币,先后有3500人参与这一研究项目,这些努力在2003年终于赢得了市场回报。也正因为有这些,华为才可以从一开始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交换机小厂,发展到现在以生产路由器等技术含量高的网络设备、光通信、数据产品的综合性电信设备提供商。

  任正非不修边幅,一身老土的革命同志打扮。这些已足够让人惊奇,更令人惊讶的,是华为的管理模式仍沿用革命化的团结大动员、唱军歌式的集体行动那一套,这看起来与华为所要打造的新锐的网络技术、透明而现代化的高科技企业目标,是如此的格格不入,却又能和谐的融合在一起。

  在营销方式上,任正非领导的华为也令人感到奇特。它几乎从不做广告,对现代企业最重视的公关传播也没有丝毫兴趣,领导华为十几年,任正非几乎没接受过媒体的采访。但即便如此,并没有影响到华为进入到中国顶尖企业行列。华为2003年的销售额高达300亿元,名列我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第七名,利润更是名列第一。

  但也有人指出,华为的快速成长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关,它恰好赶上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高潮,通讯基础设施的大量更新为华为带来了巨大订单。最初,华为是从偏远农村等低端市场做起的,在跨国企业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的机会,甚至采取了许多特殊的手段。

  “华为的冬天来临了吗?”任正非喜欢用这样一句话提醒华为。可以说,正因为他始终抱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使他的照片看起来都很老相,即使穿上挺括的西装。

别样视野

  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从小就经历了战争与贫困的折磨。任氏兄妹7个,加上父母共9人,生活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维持。当时家里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以保证人人都能活下去。任正非上高中时,常常饿得心慌,也只能用米糠充饥。他家当时是两三人合用一条被盖,破旧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他高中三年的理想只是吃一个白面馒头!可以想见,任正非青少年时代是在怎样的贫困中度过的。生活的艰辛以及心灵承受的磨难,成就了少年任正非隐忍与坚定的性格。他感慨:“我能真正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1967年在重庆上大学时,因挂念挨批斗的父亲,任正非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挨过车站人员的打。步行十几里,半夜到家,父母来不及心疼长子,怕被人知道,受牵连,影响儿子前途,催促着他第二天一早就返校。分别时父亲脱下唯一的翻毛皮鞋给他,特别嘱咐:“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
军人总裁任正非
要学,不要随大流。‘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的真理。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任正非知道那临别嘱咐的分量,啃书本、钻研技术,成了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功夫不负有心人,上世纪70年代任正非成了部队的技术尖兵。

  转业到深圳南油集团后,任正非在家庭和事业中都出现了不适应。他的夫人先他转业高居南油高管层,他则在南油下属的亏损企业中运营连连失利。偏偏他又是个孝子,还要把父母与弟妹接到一起居住。支柱倾斜,那个家解体了。

  为了活下去,任正非自己创办公司。在起初的两年时间,公司主要是代销香港的一种HAX交换机,靠打价格差获利。代销是一种既无风险又能获利的方式,经过两年的艰苦创业,公司财务有了好转。少许好转的财务并没有用来改善生活,而是继续被投进了经营。当时任正非与父母等住在深圳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在阳台上做饭。父母通常在市场收档时去捡菜叶或买死鱼、死虾来维持生活。

  穷困是有大作为的人的第一桶金,饥饿感就是一个人不竭的动力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任正非感谢生活给自己的馈赠。他认为:“华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在高技术领域活下去更需要超凡的毅力。

  他一定听到一种神秘的声音:离开商人唯利是图这个“一般”,要敢想敢做,不流俗、不平庸,做世界一流企业。这是生命充实激越起来的根本途径,他禁不住这种诱惑。

  任正非甘愿把自己藏于九地之下。商人们花巨资才可以现身的媒体盛事,企业家们趋之若鹜的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他守拙婉拒。别人的价值在广场上,他的价值在对企业经营的专注上。他是沉默、孤独、果决、不求闻达、坚持到底的人,而具有敢于胜利的大勇,总能对一切胜利者以及对每次胜利的偶然因素做出独立而精辟分析。

  一个历经人生冷暖的灵魂,从最低的山谷,走到了人生的正午,避开喧闹,获得一种静观。看事、看人、看物都有了别样的视野。他常常根据企业、市场、大环境的发展,不时抛出凝聚着深刻洞见和教益的美文,说公司、谈战略、话做人。他对中国人素质教育的建言、对“冬天”的忧患,以及对英雄主义的旷野呼喊,既能与一线员工保持共鸣,又能为广大公众所接受,有些思想甚至直接被国家领导人所熟悉和欣赏。

  视野即价值。超乎常人的视野,铸造了华为超乎寻常的武器。动态竞争学创始人陈明哲在2007CEO年会上说,“凡是战略,都是专注,凡是执行都是坚持。”任正非对此心有灵犀,专注是华为的一种强大力量。

  在《华为基本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

  华为固守通讯设备供应这个战略产业,除了一种维持公司运营高压强的需要,还为结成更多战略同盟打下了基础。商业竞争有时很奇怪,为了排除潜在的竞争者,花多大血本都不在乎。在通讯运营这个垄断性行业,你可以在一个区域获得一小部分的收益,可是在更多区域运营商们会关闭你切入的通道。任正非深知人性的弱点,守护着华为长远的战略利益。

  许多公司垮下去,不是因为机会少,而是因为机会太多、选择太多。太多伪装成机会的陷阱,使许多公司步入误区而不能自拔。机会,就是炙手可热的战略资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战略资源都可以开发成战略产业。有些战略资源能够形成战略产业,有些战略资源则只能为资本运作和战略结盟提供题材和想象空间,却不适于作为一种战略产业来经营。只有那些特别冷静的战略制定者,才不会被冲动和狂热牵着走,才会避开那些伪装成机会的陷阱。中国企业的战略资源本来就不多,战略失误将流失最宝贵的战略资源。

  任正非有自知之明。他善于区分伪装成机会的陷阱和装扮成陷阱的机会。

相关评价

  著名财经作家、《华为真相》作者程东升评价任正非和华为:
大凡真正的大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个思想家,对企业的宏观战略有清晰的认识,以自己独特的思想认识、影响和指导企业的发展。华为之所以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标杆,不仅仅因为它用10年时间将资产扩张了1000倍,不仅仅因为它在技术上从模仿到跟进又到领先,而是因为华为独特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的背后则是总裁任正非穿透企业纷繁复杂表象的深邃的思想力。从产品营销到技术营销再到文化营销,华为做得有条不紊。任正非对企业目标的界定,对企业管理的创新,对智力价值的承认,都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之先河。

  华为因为任正非而成功,任正非因为思想而杰出。

  中国从来就不缺企业家,但从来都缺真正的商业思想家──在当代中国,任正非应该算是一个。

任正非妙语

  (从部队)走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

  企业发展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的意识。

  一个人离开家奋斗是为了获得美好的生活,爱情又是美好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爱情就像独木桥一样,人家过了,你就不能过。离家已经五年,在残雪消融、溪流淙淙的时候,面对自横的独木桥,真不知别人是否已经过去,心爱的姑娘可安在。那种惆怅,那种失落,那种迷茫,成功了又能怎么样?

  我认为人是怕痛的,太痛了也不太好。

  人是有差距的,要承认差距存在,一个人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要有满足感,不要不断地攀比。你们没有对自己付出的努力有一种满足感,就会不断地折磨自己,和痛苦着,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这不是宿命,宿命是人知道差距后,而不努力去改变。

  世界上一切资源都可能枯竭,只有一种资源可以生生不息,那就是文化。

  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惟一理由;客户需求是华为发展的原动力。

  活下来是我们真正的出路,国际上的市场竞争法则是优胜劣汰,难做的时候,你多做一个合同,别人就少一个。兄弟公司之间竞争的时候,我们要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与合同金额,这才是我们真实的出路。宁肯卖得低一些,一定要拿到现金,亏钱卖了就是拼消耗,看谁能耗到最后,谁消耗得最慢,谁就能活到最后。

  华为的每个部门都要有狼狈组织计划,既要有进攻性的狼,又要有精于算计的狈。

  一个人再有本事,也得通过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才能有机会。

  (压强原则)在成功的关键因素和选定的战略生长点上,以超过主要竞争对手的强度配置资源,要么不做,要做,就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重点突破。

  只有企业的员工真正认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分权才有了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权力分下去就会乱。让有个人成就欲望者成为英雄,让有社会责任者(指员工对组织目标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成为领袖。基层不能没有英雄,没有英雄就没有动力。

  管理层要淡化英雄色彩,实现职业化的流程管理。即使需要一个人去接受鲜花,他也仅仅是代表,而不是真正的英雄。

  什么叫成功?是像日本那些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把建设自己祖国的信心建立在信任自己的基础上,只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才会获得平等与尊重。

  职业化、规范化、表格化、模板化的管理还十分欠缺。华为是一群从青纱帐里出来的土八路,还习惯于埋个地雷、端个炮楼的工作方法。还不习惯于职业化、表格化、模板化、规范化的管理。重复劳动、重叠的管理还十分多,这就是效率不高的根源。

  在引进新管理体系时,要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

附:“华为”简介

  华为技术(“华为”)是全球领先的下一代电信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创新的满足其需求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为客户创造长期的价值和潜在的增长。

  华为产品和解决方案涵盖移动(HSDPA/WCDMA/EDGE/ GPRS/GSM, CDMA2000 1XEVDO/CDMA2000 1X, TD-SCDMA和WiMAX)、核心网(IMS, Mobile Softswitch,NGN)网络(FTTX, xDSL, 光网络, 路由器和LAN Switch)、电信增值业务(IN, mobile dataservice, Boss)、终端(UMTS/CDMA)等领域。

  华为在全球设立了包括印度、美国、瑞典、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北京、上海、南京等多个研究所,100000名员工中的48%从事研发工作,截至2008年6月,华为已累计申请专利超过29,666件,已连续数年成为中国申请专利最多的单位。华为全球建立了100多个分支机构,营销及服务网络遍及全球,为客户提供快速、优质的服务。

  目前,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全球100多个国家,以及35个全球前50强的运营商。

附:《我的父亲母亲》

  ——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8日上午我真给母亲打了电话,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她就躲过了这场灾难……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一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盼唠唠家常,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他们总是说你工作重要,先工作,先工作。

  由于我3日要赶回北京,随胡锦涛副主席访问伊朗,在昆明我只能呆一天。这次在昆明给妈妈说了去年11月份我随吴邦国副总理访问非洲时,吴邦国副总理在科威特与我谈了半小时话的内容。首长说了这次我随访是他亲自点的名,目的有三个:1、鼓励和肯定华为,并让随行的各部部长也正面地认识和了解华为;2、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机制,看看对别的企业有无帮助;3、看看政府对华为开拓国际市场是否能给予一些帮助。妈妈听了十分高兴,说“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业干得好,其他都会随时间的证实而过去的。”

  最近这两年,网上、媒体中对华为有一些内容,也是毁誉参半,妈妈是经过“文革”痛苦煎熬过的,对荣誉不感兴趣,对一些不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文章却十分忧心。我说了,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会,主要是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我们去年交税20亿多,2001年要交40多亿的税。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妈妈舒了一口气,理解了我的沉默。这次我还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我不工作,哪儿也不去,与几个弟妹陪她到海南过春节,好好聊一聊,痛痛快快聊一聊。以前,我节假日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不过节,正好多一些时间工作,这次我是彻底想明白了,要陪陪妈妈,我这一生还没有好好陪过她。没想到终成泡影。

  8号那天,圆满结束对伊朗的访问,我们刚把胡副主席送上飞机,就接到纪平的电话,说我母亲上午10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孙总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由于相隔千万里,伊朗的通信太差,真使人心急火燎。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呆6.5个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又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再晚了十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母亲一个电话。7日胡副主席接见我们8个随行的企业负责人,我汇报了两、三分钟,说到我是华为公司的时候,胡副主席伸出4个指头,说四个公司之一。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说中央首长还知道我们华为。但我没打,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我母亲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于时差,我只能在中国时间8日上午一早打,告诉她这个喜讯,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后,妈妈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亲也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爸爸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革命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把爸爸邀请过去。

  爸爸这段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妈妈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妈妈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个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的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要忏悔的,是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渡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父母的不自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我那时14-15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后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199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集团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可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还是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车。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临走,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没念及爸爸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冒着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个奇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后来我入伍后,也是因为父亲问题,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全身心地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至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有多纯。)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您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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