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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如何改良人的遗传素质,产生优秀后代的学科。优生学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人类遗传学。它的措施涉及各种影响婚姻和生育的社会因素,如宗教法律、经济政策、道德观念、婚姻制度等。

  优生学一词由英国博物学家F.高尔顿于1883年首创,源出希腊文eugenes,本意“生好的”,即“研究在社会控制下能改善或削弱后代种族(遗传)素质的动因。这种遗传素质既包括体格也包括智力”。后来,人们习惯于将优生学区分为消极优生学和积极优生学。美国遗传学家C.斯特恩则建议称为预防性优生学和进取性优生学,前者研究降低产生不利表型的等位基因频率的途径,后者研究增加或维持产生有利表型的等位基因频率的途径。由于基因不能脱离特定的遗传背景而产生有利或不利的结果,因此优生学也包括消除不利的和增加有种的等位基因组合。优生学的这两个方面在目的上是一致的,因为降低不利的遗传结构也就意味着增加有利的结构,反之亦然。

  优生学的思想和措施自古以来即已存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曾指出择偶和生育年龄对后代健康的影响。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更增加了妊期卫生一项。古斯巴达人甚至实行过严格的选择后代的措施。我国古籍《左传》中也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记载,已经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后代往往不易存活和繁育。这些都反映了有关优生学的早期思想和措施。

  19世纪中叶C.R.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学说后,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人类本身作为生物之一,也同样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而逐步进化成现代人。考虑到现代人类文明(包括科学、技术、法律、宗教、伦理、道德等)对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作用,于是产生了两种形似对立而实则互为补充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人类文明可能会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不仅最适者能生存繁殖,就连本来不能存活或繁育的个体也能生存和繁殖后代,这就会导致不良的遗传结构在人群中的增加。另一种意见认为人类社会可以运用他的知识和才能比大自然更有效地和更成功地改进其后代的遗传素质。F.高尔顿首先认识到这两种可能性。

  优生学有两个任务:一是增进有关人类不同特征遗传本质的知识,并判定这些特征的优劣和取舍;二是指出旨在改进后代遗传素质的方案。目前有关人类性状遗传的知识仍较局限,判定某种性状在未来社会中的优劣或对人类进化的利弊则更非易事,所以在制定增加或减少某种基因频率的方案时更应十分谨慎从事。当前只能对某些已确证为有害的习俗和遗传性状采取优生措施。如制定优生法,对婚配、生育和生育年龄进行合理的限制,以减少因近亲结婚而产生的隐性遗传性疾病和因母亲年龄过大所致先天愚型等先天缺陷的发病率;通过普查,检出特定人群中某些隐性有害基因的携带者,以避免两个杂合体结婚而生出隐性纯合的患者;通过羊膜穿刺获得羊水中的胎儿脱屑细胞或取出早期胎盘绒毛进行胎儿的产前诊断,结合必要的人工流产以防止患儿的出生;广泛设立遗传咨询网点,以及宣传在一定情况下结婚并不是都须生育的观点等。

  根据目前的生物医学知识,为了达到改善人群的智力和体力的目的,除受精时已决定的遗传结构外,胎儿期的发育、分娩和婴儿抚育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近年来又有人提出优体学和优境学概念,前者研究改善胎儿大脑发育的措施,后者研究改善婴儿的营养、教养等环境的优生途径。近年来受到很大重视的围产期医学则致力于防止引起早产、新生儿窒息、产伤等所能影响后代智力和健康因素的研究。这些新生学科虽然并不着眼于改变人群的基因频率,但对于改善人类的素质同样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因而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从F.高尔顿起几乎所有的优生学者都特别关心人类的智力天赋。因为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主要之点是人类依靠丰富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主要通过语言文字传授)去适应和改造客观世界,没有一定的智力水平则既不能接受这份宝贵的财富,更谈不上使之向前发展。然而有关人类智力遗传的研究虽然已经进行了100多年,却仍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其主要困难在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使研究者不易获得能明确反映遗传或环境因素的客观数据。根据迄今累积起来的人类遗传学和医学遗传学资料,大致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严重的先天性智力缺陷大都由单个基因的缺陷或某种染色体畸变所引起(见人类遗传性疾病染色体病先天性代谢缺陷),运用现代的生物化学和形态学手段可以查出使大脑神经细胞中毒的异常代谢产物或脑组织的形态结构异常。从大多数低于中等智力水平的愚人直到超过常人的天才人物的智力变异却多半是许多对基因和环境的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们至今缺乏有效的手段对之进行具体的分析。其次在判定智力高低方面也存在不少困难。目前普遍采用的智商测验本来是法国学者A.比奈于1907年为帮助巴黎学童分班而设计的,虽然后来经过不断改进,也还不能全面反映被测者的智力水平。学校里成绩平平而在工作中却取得辉煌成就,或在许多方面被认为平庸而在某一特定领域却显示卓越才能者都不罕见。智力天赋虽以遗传决定的大脑结构为依据,但大脑能否正常或充分发育和表达其功能,却有赖于孕妇和婴幼儿的合理营养和对后者的教养和环境。最后,人类文明是由互相依存的各行各业的无数劳动者和具有各种不同天赋的人在漫长的岁月中创造出来的,人类能够经受住各种严酷的选择压力(包括气候变化、疫病流行、战争等)而繁衍进化,正是由于人群的高度多态性和人类基因库的丰富多采,因此在采取任何旨在降低或增加某些特定基因频率的措施之前必须十分慎重考虑其对人类前途的远期后果。

  西方早期的优生学者出于偏见和缺乏遗传学知识,曾经使优生学走上歧途。20世纪初德国的优生学者提出了种族卫生学,宣传北欧人是优秀人种,防止优秀的雅利安人血统被劣等民族污染等主张,后来发展到与纳粹的排犹种族主义同流合污,实际上为希特勒在40年代初“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而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提供了舆论准备和理论根据。一些早期优生学者也曾无限扩大遗传的作用,不但认为人的躯体和精神性状全由遗传决定,甚至把犯罪、酗酒、暴力行为和漂泊习性等也都纳入孟德尔遗传范畴。这类观点曾对公众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助长了种族歧视,并曾反映到某些国家的立法和移民政策中。

  苏联在20年代曾建立优生学研究机构和优生学会,出版优生学杂志。20年代末即被禁止,有关学者都转向动植物研究领域。30年代医学遗传学研究所也被解散,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被宣布为纳粹的科学。40年代以后优生学的研究一直处于窒息状态。直到1971年才重新建立医学遗传学研究所,近年来也开始在刊物上号召采取措施以改善人的先天素质,减少或消除不良遗传因素的影响。日本早期的优生运动受德国和英、美的影响甚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年6月议会通过以法律形式推行预防性优生措施。现在的高级中学教科书《高等保健教育》(1978)也包含有遗传学基础知识和优生法的内容,使国民在中学时代就懂得实行优生是国民应尽的义务。这些做法对于改善日本国民的遗传素质起了积极的作用。

  20年代初优生学开始传入中国,当时译为“善种学”。后来中国学者潘光旦去美国专攻优生学,回国后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学内讲授优生学,并译有《优生原理》等专著若干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苏联影响下优生学遭到批判。1979年学术界倡议开放这一禁区,旋即在限制人口的需要和医学遗传学广泛开展的背景下引起了公众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目前预防性优生学比较容易得到理解和支持,而进取性优生学则无论在研究和实践方面都还存在若干困难。当前美国医学科学研究中最活跃的方面之一是所谓“出生缺陷”,它涉及人体细胞遗传学、生化遗传学、围产期医学、产前诊断学、人体发生遗传学畸胎学等众多学科,它的目的与预防性优生学完全一致。

  参考书目

  C.Stern,Principles of Human Genetics,3rd ed.,W.H.Freeman and Co.,San Francisco,1973.

  潘光旦编译:《优生原理》,天津人民出版社(旧著重刊),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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