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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由一部分长江中下游和南方几省的同盟会会员组织的革命团体。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致力于筹划在南方起义,屡不得手;东京本部因人事、意气和宗派的纠纷,组织日趋松散。若干籍隶长江中游数省、在会党中有较高地位的会员,如四川张百祥、湖北刘公、彭汉遗、湖南焦达峰、江西邓文湭等,认为同盟会“行动舒缓”,不重视在长江流域起义,因而倡议另行组织一个革命团体,以结纳会党为主,谋在长江发难。8月,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参加者有川、鄂、湘、赣、皖、浙、粤、桂、滇等省人士百余人,绝大多数是同盟会会员。当即发表白话、文言两个宣言,着重强调排满,宣言称:“共进会者,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并制定红底十八星军旗,举张百祥任会长。张回国谋发展,邓文湭继任,加推居正任参谋,彭素民任文牍,何庆云、潘鼎新、孙武、袁麟阁、陈兆民、温尔烈分任交通、党务、参议、理财、调查、纠察各部部长。入会者逐渐增多。1909年(宣统元年)八月,邓文湭返国,刘公继为第三任会长。共进会虽自称为同盟会的“行动队”,但实际上是自行其是。在会章里,对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借口其意高深,不易为会党了解和接受而改为“平均人权”(近三十年来,史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大多数场合,共进会也基本上没有接受和奉行同盟会的指示和部署。所以,共进会成立时,谭人凤就力持不可,指出这是与同盟会分道扬镳的举动。

  1908年冬,孙武、焦达峰等先后返国,至武汉,约集一部分革命人士,于次年春设立共进会湖北分会,积极联络长江两岸会党,秘密编成五镇军队,由孙武任正督统,每镇设副督统分别统率。焦达峰嗣后返湘,在长沙设共进会湘部总会,并亲往浏阳、醴陵及江西萍乡等地与会党扩大联络,也仿湖北的作法,分别编成几镇。江西共进会则由邓文湭主持,以原有的反清小团体易知社为基础,扩大改名建成。共进会联络会党虽进展迅速,但在1909至1910年间,湖北、湖南先后有几处会党不受约束,轻率起事,致相继溃败,且使共进会的秘密活动有所暴露。孙武等领导人感到会党散漫难制,不易成事,于是将联络重点转向新军

  1911年春,共进会重要成员邓玉麟在武昌设同兴酒楼为联络据点,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的活动取得长足的进展,与文学社并称新军中的两大革命团体。到该年初秋,文学社和共进会达成联合协议,组成统一指挥起义的领导机构,从而共同发动了10月10日武昌起义。湖南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焦达峰领导的共进会和会党,参与了长沙起义,获得胜利,焦达峰被举为湖南军政府都督。江西共进会人参加了九江和南昌的起义。

  共进会的成立和活动虽具有分裂同盟会的迹象,但在武昌首义和湘、赣等省响应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辛亥革命后,由于多数领导人分别地同其他派别的人们从事筹组政党的活动,共进会无形中涣散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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