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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铅印本《南社小说集》扉页
南社临时雅集照
1917年铅印本《南社小说集》

  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发起人为同盟会会员陈去病高旭柳亚子。1909年11月13日成立。活动中心在上海。社员总数1180余人。1923年解体,以后又有新南社和南社湘集、闽集等组织。前后延续30余年。

  南社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目录

反清阶段

  南社成员大多属于新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不少人是革命派文化宣传队伍中的积极分子。1903年,高旭在松江发刊综合性杂志《觉民》。1904年,陈去病在上海任《警钟日报》主笔,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戏剧改良。1905年,高旭在日本发刊《醒狮》,次年,在上海建立同盟会江苏分会机关,创办健行公学,与柳亚子等共同发刊《复报》。1907年,陈去病在上海主持国学保存会,编辑《国粹学报》。在上述过程中,陆续联络了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文化界人士,为南社的建立打下基础。

  1907年8月15日(旧历七月七日),陈去病与吴梅、刘季平等11人于上海愚园集会,组织神交社。1908年 1月,柳亚子与陈去病、高旭等在上海决定成立南社。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苏州虎丘张国维祠举行第一次雅集,陈去病、柳亚子、朱锡梁、庞树柏、陈陶遗、沈砺、朱少屏、诸宗元、景耀月、林之夏、胡颖之、黄宾虹、蔡守等17人出席,其中14人为同盟会会员。会议宣告南社成立,选举陈去病为文选编辑员,高旭为诗选编辑员,庞树柏为词选编辑员,柳亚子为书记员,朱少屏为会计员。1911年,绍兴、 沈阳、 广州、南京等地相继成立越社、辽社、广南社和淮南社。年轻的鲁迅参加了越社。

  南社成员欢欣鼓舞地迎接武昌起义。淮南社发起人周实、阮式等在故乡淮安率众响应,被以清政府知县为首的封建势力杀害。南社立即集会追悼,要求惩办凶手。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已在和袁世凯“议和”,柳亚子等以上海《天铎报》为据点,撰文和南京临时政府机关报《民立报》论战,反对妥协,主张北伐,彻底推翻清朝政府。这一阶段是南社最有光彩的时期。

反袁阶段

  民国初建,南社得到了顺利发展的条件,社员遍布于全国各地的许多报馆。陈去病、宋教仁等先后在杭州、北京设立南社通讯处和事务所。1912年10月27日,南社于上海举行第七次雅集,柳亚子建议改编辑员三头制为一头制,并自荐。这一建议遭到否决,柳亚子愤而宣布“出社”。1914年3月29日,南社第十次雅集,决定接受柳亚子的意见,采取主任制。鉴于有少数社员依附袁世凯,会议通过的条例中特别规定:“本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南社纪略》)会后,柳亚子重行加入南社。同年10月,在通讯选举中被选为南社主任。

  在反袁斗争中,南社社员牺牲的除宋教仁外,还有宁调元、杨德邻、范光启、程家檉、吴鼐、仇亮、陈以义、陈其美、陈子范等。南社积极搜集他们的文稿、诗稿,为他们作传,借以表彰革命精神。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全军溃散,南社社员看不到出路。1915年旧历中秋节,顾无咎、柳亚子等人结酒社,顾自号“神州酒帝”。他们天天狂歌痛饮,反映出极端苦闷消沉的情绪。

解体阶段

  1917年,正当张勋复辟前后,南社内部因对“同光体”的评价而发生争论。姚锡钧、胡先骕、闻宥、朱玺等吹捧陈三立郑孝胥等遗老诗人,柳亚子、吴虞则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争论中,朱玺由为“同光体”辩护发展为对柳亚子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8月1日,柳亚子以南社主任名义发表紧急布告,宣布驱逐朱玺出社。随后,又驱逐了支持朱玺的成舍我。同月,成舍我与广东分社的蔡守结合起来,成立“南社临时通讯处”,号召打倒柳亚子,恢复原来的三头制,并提名高燮等出任文选、诗选和词选主任。陈去病、姚光、王德钟等支持柳亚子。自8月14日至9月15日,先后有社员8批200余人次在《民国日报》发表启事,声明“驱逐败类,所以维持风骚;抵制亚子,实为摧毁南社”。同年10月,进行南社改选,在收到的432票中,柳亚子以385票继续当选。

  由于这次内讧,柳亚子受到刺激,心灰意懒。1918年10月,劝社友改选姚光为主任。此后南社即每况愈下,社务逐渐停顿。1923年10月,北京国会选举总统,曹锟以每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议员,高旭等19名社员收贿投票。此事敲响了南社的丧钟。10月29日,陈去病、柳亚子等13人发表《旧南社社友启事》,宣布不承认高旭等人的社友资格。

另建阶段

  1923年 5月,柳亚子与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等 8人发起组织新南社。其中邵、陈当时是共产党员。这是柳亚子和旧南社分裂,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勇敢的行动。10月14日,新南社于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柳亚子为社长,邵力子等为编辑主任。柳亚子宣布:“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新南社成立布告》)次年1月,傅專在长沙发起组织南社湘集,声称与新南社宗旨“稍异”,目的在于“保存南社旧观”(《南社湘集导言》)。1925年后,柳亚子全力投入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新南社活动停顿,南社湘集则一直活动到抗战前夜。1943年,朱剑芒在福建永安成立南社闽集,活动过一、二年。

  南社成立时,即企图领导文坛,开一代风气。高旭在《南社启》中明确宣称:“欲一洗前代结社之弊,作海内文学之导师。”他们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普遍要求通过文学阐扬“国魂”,激发群众的“爱种保国”之念,反对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但是,在具体的文学主张上,却很不一致。

  柳亚子等提倡“唐音”,推崇辛弃疾和明末陈子龙夏完淳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作品,反对在晚清文坛占统治地位的同光体、常州词派和桐城派。1911年,柳亚子在《胡寄尘诗序》中声言:“余与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伧楚。”1917年,柳亚子又表示,民国时代,应有民国之诗,决不能让亡国士大夫再做诗坛的头领,排斥同光体是为了给“民国骚坛树先声”(《磨剑室拉杂话》)。晚清同光体的代表诗人大都拥护清政府,反对民主革命,辛亥后又大都以遗老自居,因而,“唐音”和“宋派”(即主张模仿宋诗的同光体诗派)的分歧,既反映了两派诗人在政治上的对立,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艺术上的新陈代谢的要求。柳亚子等在词、散文方面的推崇和排斥,也具有同样的性质。

  和柳亚子等不同,马君武主张“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寄南社同人》),高旭主张“漫追魏晋隋唐体,自抱文周屈宋思”(《钝根未与元夕南社雅集,以诗见寄,步其韵以答之》)。但是,他们的影响不大。南社中还有些人是同光体、常州词派和桐城派的崇拜者,他们人数不多,但是习染很深,形成顽强的反主流势力。

  南社文学以诗歌为主,大体以辛亥革命为分界线。此前,主题多为批判清朝统治,倾诉爱国热情,呼唤民主,谴责专制,号召人们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斗争,风格慷慨豪壮。此后,主题转为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抒发理想破灭的悲哀,斥责袁世凯的称帝丑剧,风格愤郁低沉,有些甚至流为靡靡之音。

  南社建立期间,国粹主义思潮正在革命派内部流行,南社作家大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影响。他们要求光大民族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但是,却不能正确处理继承与革新、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和发扬本民族优良传统之间的关系,笼统地号召保存国学。其结果,既不能继续推进改良派所倡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也不能扶掖在文学实践中所出现的新芽。“五四”时期,不少人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

  南社的主要作家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马君武、宁调元、周实吴梅、黄节等。

  南社的机关刊物为《南社丛刻》,简称《南社》,发表社员的诗、古文、词创作。线装,不定期。自1910年1月至1923年12月,共出版22集。此外,1910年10月11日(夏历重九)周实等在南京凭吊明孝陵,事后刊行《白门悲秋集》,1917年,出版《南社小说集》,二者均为《南社丛刻》的增刊。

  南社的各分支组织均曾计划出版刊物。其中,越社的机关刊物为《越社丛刊》,仅出1集,1912年2月出版。鲁迅编。

  新南社成立后,于1924年 5月出版《新南社社刊》,发表沈玄庐、邵元冲、吕志伊、刘大白等人著作多种,一律采用白话,仅出1期,同年出版的《南社湘集》则一律采用文言,共出 8集。胡朴安于1924年刊行《南社丛选》。1936年,柳亚子又将《南社丛刻》上全部诗、词以人为类,重新编排,出版《南社诗集》、《南社词集》2种,共8册。

  记述南社历史的著作有1940年柳亚子写成的《南社纪略》。1980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杨天石、刘彦成所著《南社》。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郑逸梅的《南社丛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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