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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邛崃司马相如琴台

(公元前179~前118)

  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好读书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来到梁国,与梁孝王的文学侍从邹阳枚乘等同游,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蜀,路过临邛,结识商人卓王孙寡女卓文君,卓文君喜音乐,慕相如才,相如以琴心挑之,私奔相如,同归成都。家贫,后与文君返临邛,以卖酒为生。二人故事遂成佳话,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所取材。武帝即位,读了他的《子虚赋》,深为赞赏,因得召见。又写《上林赋》以献,武帝大喜,拜为郎。后又拜中郎将,奉使西南,对沟通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后被指控出使受贿,免官。过了一年,又召为郎,转迁孝文园令,常称疾闲居,有消渴疾,病免,卒。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葅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收入《文选》的《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品。这两篇赋内容前后衔接,《史记》将它们视为一篇,称为《天子游猎赋》。《子虚赋》假托楚国子虚先生,在齐国乌有先生面前夸说楚国云梦泽之大和楚王畋猎之盛,乌有先生则批评他“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但同时也把齐国的土地之广、物类之丰夸耀了一番。《上林赋》写亡是公听了子虚和乌有谈话后,一方面批评他们“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另一方面又在“君未睹夫巨丽”的名义下,把汉天子上林苑的富贵壮丽及天子射猎时的盛况大加铺陈夸说,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最后则以汉天子翻然悔悟,觉醒到“此大奢侈”,“乃解酒罢猎”作结。作品的主旨在于歌颂大一统王朝的声威和气魄,同时对统治者的过分奢侈也作了委婉劝戒。但因为作品的主要部分是夸张帝王的排场和享乐,末章的一点所谓讽谏之意,正如扬雄论赋所批评的那样,“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汉书•司马相如传赞》)而已。在艺术表现方面,《子虚》、《上林》两赋结体宏大,描写场面雄伟壮观,富有气魄。但终以过分夸奇炫博,内容比较空洞;而且僻字连篇。《文心雕龙•练字篇》说:“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谈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他的《长门赋》、《美人赋》、《大人赋》、《哀秦二世赋》均为骚体作品。其中《长门赋》比较有名,据叙中说,是为武帝陈皇后失宠而作。赋中写失宠女子的心理,委婉曲折,悲悽动人,是一篇别具风格的抒情小赋,对后代宫怨一类题材的诗歌有很大影响。但后世的研究者对作者和本事都提出过怀疑。

司马相如在作赋理论上,提出“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和“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葛洪《西京杂记》所引)的主张,说明他在作赋时比较重视资料的广博、辞采的富丽,相对忽略思想性。尽管如此,他在赋史上仍有重要地位。他的《子虚》、《上林》,为汉代铺张扬厉的散体大赋确立了比较成熟的形式,后来的一些描写帝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无不受影响;而论规模、气魄,则难与相如之作齐肩。司马相如的文学创作活动,丰富了汉赋的题材和描写方法,使汉赋成为一代鸿文,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鲁迅也高度评价了司马相如对汉赋变体创新的贡献,说他“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越汉代”(《汉文学史纲要》)。

  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是他出使西南时为安抚巴蜀百姓而作。《难蜀父老》是一篇辩难文字,假托蜀父老非难“通西南夷”,而引出作者的正面意见,阐明“通西南夷”的重大意义。文章议论风发,说理透彻,也有一定文采,刘勰称后者“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文心雕龙•檄移》)。它们对后世政论和告谕文体,也有一定影响。另外还有散文《上书谏猎》和《封禅文》。诗歌则仅存《琴歌》和《郊祀诗》。

  《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 1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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