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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学古诗派之一。“同光”指清代“同治”、“光绪”两个年号。光绪九年(1883)至十二年间,郑孝胥陈衍开始标榜此诗派之名,说是指“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但“同光体”的一些开派作者,在同治末年(1874),沈曾植才年24,陈三立年23,陈衍年19,郑孝胥年15,都尚未成名,诗亦尚未能自成一体。保存在他们诗集里的作品,是光绪中期以后所写,陈三立诗集编年则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所以“同光体”之称,并非完全确切。

  清代诗人“不墨守盛唐”的,不始于同光体。同光体的特点是,主要学宋;也学唐,是趋向在中唐的韩愈孟郊柳宗元,而不是盛唐的李白杜甫。同光体诗,分闽派、赣派、浙派三大支。三派都学宋,而宗尚也有不同。闽派陈衍主张诗有开元、元和、元祐“三元”之说,谓“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石遗室诗话》),重点在宋,他自己学杨万里;郑孝胥学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陈与义姜夔;陈宝琛学王安石;沈瑜庆学苏轼;后一辈林旭陈师道;如李宣龚等则又是“直效海藏(郑孝胥),未必效海藏之所自出也”(《石遗室诗话》)。赣派代表陈三立,学韩愈、黄庭坚,直接继承宋代江西派,后继者夏敬观、华焯、胡朝梁、王瀣、王易、王浩等,或出入于梅尧臣、陈师道诸家。浙派代表沈曾植、袁昶,都是学谢灵运、韩愈、孟郊、黄庭坚的,沈氏提出诗有元嘉、元和、元祐“三元”之说。这派上承清中叶秀水派的钱载,影响不大。沈氏诗弟子金蓉镜,具体而微。范当世学黄庭坚,陈曾寿学韩愈、李商隐、黄庭坚,俞明震学陈与义。不属于此三支,而一般也认为是“同光体”的诗人,“同光体”诗人的诗,早期还有些主张变法图强、反对外国侵略的较好内容,而较多的则是写个人身世、山水咏物。清亡以后,大都表现复辟思想。

  同光体主要学宋的诗风,所以能在清末泛滥起来,原因是清代神韵、性灵、格调等诗派,到道光以后,已经极敝。“夫口餍梁肉,则苦笋生味;耳惓筝笛,斯芦吹亦韵”(金天翮《答樊山老人论诗书》)。所以同光体易于转移人们的耳目。而这一派诗人的自我标榜与广泛宣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关键人物是陈衍。他在清亡后发表《石遗室诗话》,选《近代诗钞》,更有不少朋友和学生奔走其门,同光体因此风靡一时。其乡人林庚白早年学同光体,后来终于摆脱。他深有感慨地说:“民国诗滥觞所谓‘同光体’,变本加厉,自清之达官遗老扇其风,民国之为诗者资以标榜,展转相沿,父诏其子,师勖其弟,莫不以清末老辈为目虾,而自为其水母。门户既然,于是此百数十人之私言,浅者盗以为一国之公言,负之而趋。其尤不肖者,且沾沾自喜,以为得古人之真,其实不惟不善学古人,其视清之江湜、郑珍、范当世、郑孝胥、陈三立,虽囿于古人之樊篱,犹能屹然自成一家之诗,盖又下焉。”(《今诗选自序》)这是同光体诗人的反戈一击。

  早在陈衍标榜同光体的光绪年代,其同乡友人林纾也已加以非议。他在《旅行述异•文家生活》识语中指出:“至于今日,则又昌言宋诗,搜取枯瘠无华者,用以矜其识力,张其坛坫,……揭麾举纛,令人望景而趋,是身以齐人,屈天下均齐语,身为楚产,屈天下皆楚语,此势之必不至者也。”民国初年,“同光体”诗风,又侵入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掀起了一场赞成者与反对者的斗争。柳亚子为此把“同光体”的追随者朱玺驱逐出社。然朱玺辈是不在陈衍诸人话下的人,打击朱玺,并不能使“同光体”退出诗坛。加以“南社诸子,倡导革命,而什九诗才苦薄。诗功甚浅,亦无能转移风气”(林庚白《今诗选自序》)。直到陈衍的32卷《石遗室诗话》出版的次年(1930),持有诗界革命观点的金天翮,在《五言楼诗草序》中,进一步指斥同光体诗人“标举一二家以自张其壁垒,师古而不能驭古。……又其甚者,举一行省十数缙绅,风气相囿,结为宗派,类似封建节度,欲以左右天下能文章之士,抑高唱而使之喑,摧盛气而使之绌,纤靡委随,而后得列我之坛坫,卒之儇薄者得引为口实,而一抉其樊篱,诗教由是而隳焉。”这是对同光体最后的有力的抨击。到1937年秋日本帝国主义者全面入侵的时候,陈衍病死于南,陈三立病死于北,次年,郑孝胥死于伪满洲国,同光体诗派至此而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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