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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文学流派。主要由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等人组成。他们在李梦阳何景明前七子之后,继续提倡复古,相互鼓吹,彼此标榜,声势更为浩大,世称他们是后七子。后七子的基本文学主张同前七子一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他们看来“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这就否定了汉以后的全部文章。他们并且认为古文已有成法,今人作文只要“琢字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於古之作者而已”(王世贞《李于麟先生传》)。他们还提出:“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沈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王世贞《徐汝思诗集序》),“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稳帖,此声律之渐,而后流於六朝,千变万化,至盛唐极矣”(谢榛《四溟诗话》),极力颂扬盛唐诗歌。

  后七子在文坛上活跃的时间较长,他们的文学主张彼此也有不少差异,而且有所发展和变化。开始,“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谢)榛为长,攀龙次之”(《明史•谢榛传》)。谢榛虽也主张模拟盛唐,但其取径较宽,诗论也并不过分拘泥,如说“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他还很重视创作中的“超悟”、“兴趣”。待到李攀龙声名大振后,复古理论走向极端,“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於本朝独推李梦阳”(《明史•李攀龙传》),要求文章“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甚至鼓吹“视古修辞,宁失诸理”(《送王元美序》)。李攀龙死后,王世贞主盟文坛垂二十年之久,“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就在这过程里,王世贞也渐渐觉察到复古主义的某些弊病,曾自悔40岁前所作的《艺苑卮言》,认识到“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宋诗选序》)的道理,在品评他人诗歌时,也肯定“直写性灵,不颛为藻”、“不求工于色象雕绘”。

  由于后七子立论有的褊狭,有的通达,故其创作中的模拟仿古程度也有所区别,其中李攀龙最为严重。后七子在近体诗方面都有一定功力,李攀龙俊洁响亮,王世贞精切雅致,吴国伦整密沉雄,徐中行闳大雄整,谢榛神简气逸。但都带有模拟的毛病。加之才气不足,生活不厚,常有重复雷同的现象。

  尽管后七子复古运动后期,在公安、竟陵二派的攻击下,已不能左右文坛。但他们“墨守唐音”的部分看法仍为许多诗人所接受。明末陈子龙还盛称七子“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仿佛楼诗稿序》)。清初诗家如朱彝尊、毛奇龄的手眼也多承七子。即顾炎武吴伟业也受影响不小。到了沈德潜编选《明诗别裁集》仍偏袒七子,论诗亦与七子有同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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