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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自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倡言复古之后,散文以摹拟古人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诘屈聱牙,流弊甚烈。嘉靖初,王慎中、唐顺之以及与他们同时的李开先、陈束、赵时春、任翰、熊过、吕高号称“八才子”,力矫李、何之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他们的文学活动正值李梦阳、何景明去世而后七子尚未继起的复古主义的间歇期,一时影响颇大,李、何文集几乎受遏不行。比王慎中、唐顺之稍晚的茅坤、归有光却正当后七子主持文坛的时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继前七子衣钵。再次发起复古运动,剽剟古人,求附坛坫,天下无不靡然成风。茅坤、归有光与王、唐趣尚略同,归有光以一“穷乡老儒”毅然与后七子抗衡,排觝而不余遗力,其精神尤为难得。前后七子崇拜秦汉是摹拟古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王慎中说:“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寄道原弟书几》)唐顺之的《文编》,选入《左传》《国语》《史记》等古文和韩柳欧苏曾王等大量作品。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进一步肯定提倡唐宋文,影响深远,其书盛行海内。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曾,易诘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王慎中提出文章要能“道其中之所欲言”(《曾南丰文粹序》),就是要抒发作者内心的思想感情。唐顺之认为“文字工拙在心源”,说作者只要“心地超然”,就是“千古只眼人”,“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来,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一样绝好文字”;否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答茅鹿门知县书二》)。茅坤更进一步,强调文章家不只是要求之于“心源”,还要体察物情,莫逆于心。

  唐宋派对复古派的批评是尖锐的。唐顺之在《答蔡可泉书》中说复古派的作品“本无精光,遂尔销歇”,指出其要害在于缺乏自己的思想灵魂。归有光对当时负有盛名的王世贞的批评亦十分激烈,他指王世贞等为“一、二妄庸人”,而众人将王拥立为“巨子”,“争附和以诋排前人”,他说:“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道之欤?”(《项思尧文集序》)复古主义者“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与沈敬甫书》)。这是针对王世贞等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论调所发,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

  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的当推归有光。归有光善于抒情、记事,能把琐屑的事委曲写出,不事雕琢而风味超然。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思子亭记》、《见树楼记》、《女二二圹志》等等。王锡爵在《归公墓志铭》中称他的这类散文“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黄宗羲则尤其赞赏他怀念祖母、母亲和妻子的一些散文。“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壤”(《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

  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子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妇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捧场的文字。他们主张的“胸臆”、“心源”,指的是道学家的内心世界。茅坤说:“世之文章家当于六籍中求其重心者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从而发之为文。”(《复陈五岳方伯书》)可见他们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着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站在道学立场是不能动摇复古派的根基的。前后七子跨越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取代台阁体主持文坛风气凡百年之久,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也指出了复古派的毛病,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即继承了它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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