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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始在长安建立太学。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开设了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的课程。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秉政,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并笼络广大的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实前所未有。武帝到王莽,还岁课博士弟子,入选的可补官。  

  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后来汉明帝刘庄还到太学行礼讲经。顺帝永建元年(126),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费一年时间,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其后, 太学生人数多至三万人。灵帝熹平四年(175),为了刊正经书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经,树立于太学门外,全国各地来观看和抄录经文者,络绎于途。两汉时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政治的腐败,太学生开始参与政治。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千余,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东汉晚期陈蕃李膺等人反对宦官的黑暗统治,得到太学生的支持和响应,于是太学生也成为宦官打击的对象(见党锢),不少与党人有牵连的人遭到禁锢。熹平元年,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一千余人。

  魏文帝曹丕黄初中恢复了洛阳的太学,有博士十九人。太学生在魏明帝时增至千余。时依汉制设五经策试之法,通过考试的可补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西晋武帝时太学生三千人(一说七千余人),依《晋令》规定,试经及格者可拜郎中。西晋时教育体制的重大变化,是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专设了国子学,形成了贵族与下层士人分途教育,国子学、太学并立的双轨制。东晋学校教育相当衰微,南朝则有所复兴,国子生多为士族高官子弟,称之“国胄”或“世胄”,可以经明经策试入仕,而太学则往往仅存博士而无生员。

  十六国时期,一些少数族政权亦曾设立太学以及四门学、郡国学、律学,生员身分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当。然各政权兴废不定,学校也时设时罢。至北魏道武帝,设立学校,称国子太学。后又别立太学。国子学一度改称中书学,后又改回。郡学也称太学。孝文帝、宣武帝时,又增设了四门小学,形成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三学并立之制。南北朝后期至隋,又逐渐形成了律学(习法令)、书学(习文字)、算学(习计数)三学。  

  唐代国子监,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学校的差别,与学生资荫(即父祖官爵)身分有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则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此外,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学习儒家经典,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则学习专门技术。国子学生员三百人,太学五百人,四门学一千三百人,律学五十人,书学、算学三十人。入学年龄为十四岁至十九岁, 律学则为十八岁至二十五岁。高宗龙朔二年(662),又在东都洛阳设立了一个国子监,与长安国子监合称“两监”。  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主持政务。下设司业为副,及丞(掌判监事)、主簿(掌印)、录事。诸学有博士、助教、典学、直讲等学官,掌教学。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入学后,要根据将来考进士科还是考明经而分科学习。所习儒家经典分为大中小三种,《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则都要掌握。这与进士、明经科的考试要求,基本一致。学校每岁向礼部荐送参加科举考试者。如学业不佳而多年不堪荐送,或荐送后屡年落第,则往往要被学校解退除名。  

  唐代前期,进士及第而享文名者,大多由两监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舍中,也有意偏重生徒。时进士不由两监出身,则深以为耻。唐玄宗李隆基曾下令,天下举人皆补学校。但安史之乱后,由于政治混乱及财政困难,学校由盛入衰,生员不及旧日三、四分之一,太学、四门学的入学资格只好降低,生徒在应科举者中的比例亦大为减少。

  宋代太学仍为最高学府,隶国子监。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新政(见庆历新政),始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太学,招收内舍生两百人,采用胡瑗的湖学法制订“太学令”。宋神宗赵顼时,扩建太学,增加学生名额达两千四百人,设八十斋,并重订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宋徽宗赵佶时,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招生三千八百人,同时废除科举,人材皆由学校选拔,太学达到极盛时期。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在临安府重建太学,至宋末学生达一千七百多人。  

  宋代太学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学制。太学生从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中招收。庆历间(1041~1048),内舍生由太学供给饮食。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起,外舍生亦由太学给食。南宋时,外舍生入学,须纳“斋用钱”,方能在官厨就餐;贫者减半纳;内舍生和各斋长、斋谕免纳。学生各习一经,随所属学官讲授。学生分成三等,即上舍、内舍、外舍。考核学生成绩和学生升等的制度,称“三舍法”,规定新生入外舍习读,经公试、私试合格,参考平日行艺,升补内舍。内舍生两年考试一次,考试成绩和当年公、私试分数校定皆达优等,为上等上舍生,即释褐授官;一优一平为中等上舍生,准予免礼部试;两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舍生,准予免解试。上舍生不再参加公试。私试每月一次,由学官出题自考学生;公试每年一次,由朝廷降□差官主持。学生分斋学习,每斋三十人,屋五间、炉亭一间为全斋阅览和会议处,设斋长、斋谕各一人,负责督促和检查学生的行艺。宋代学官与唐略同,然无助教、直讲,又增学正、学录、监书库、监厨官等。职员称学职或职事人,有前廊学录、学谕、直学等,大多由上舍生或内舍生担任,每月有俸钱。工人称斋仆、贴斋等,亦领“月给钱”。 

  宋代太学为统治者培养出大批官员和学者。随着理学的逐渐形成和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太学还成为传播理学和各派政治力量竞争角逐的场所。一些太学生如陈东等人,曾上书言事,推动了抗金斗争。宋代太学制给后代以很大影响(见国子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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