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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道子绘孔子像石刻拓片
山东曲阜孔林甬道、享堂

  孔子(前552/前551~前479)。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名丘,字仲尼。春秋末鲁国人。

家世生平

  孔子原属殷族,其远祖孔父为宋国大臣,在贵族内讧中被杀,子孙流亡鲁国。其父郰叔纥是著名勇士,为鲁国贵族臧武仲家臣。孔子出生不久,郰叔纥壮年早逝,家道中落,所以孔子自称“吾少也贱”。不过作为士大夫子弟,孔子还是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武士教育,使他熟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传说孔子从小喜欢祭祀礼仪,长大善于射箭御车。他勇武有力,却虚心好学,曾在鲁国执政季氏手下充任委吏(管理仓储)、乘田(管理牛羊)等小吏,都能恪尽职守。同时,孔子时时事事注意学习,“子入太庙,每事问”。郯国君主聘问鲁国时,与人谈及古代官制问题,“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他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通过向社会广泛求教,到三十岁左右,孔子已成为当时知名的博学大师,并开始招收门徒,传授《诗》、《书》、《礼》、《乐》等古代文化典籍。

  公元前515年,鲁国政局突变,不甘心居于傀儡地位的鲁昭公发兵讨伐季氏,被季氏、孟氏、叔孙氏等三家联合击败而流亡齐国。但季氏等三家也并不另立国君,实际上权归三家,“政在大夫”的局面发展到顶点。孔子对此颇为不满而又无可奈何,也在这年到达齐国。他曾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提出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甚得景公赞赏,但终未得重用,仍回鲁国聚徒讲学。其后鲁国政局又变,卿大夫也变为傀儡,出现“陪臣执国命”的形势。公元前 505年以后,季氏的家臣阳虎胁制季桓子,指挥三家,操纵鲁政,还曾打算招致孔子,却遭到孔子的委婉谢绝。后阳虎被季氏、孟氏打败流亡齐晋,季桓子重新掌权。季桓子以鲁君名义任命孔子为司寇,并以其弟子子路为季氏家宰。年过五十的孔子第一次获得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

  公元前 500年,鲁定公同齐景公在夹谷会晤,孔子被破格选拔为相,陪同出席。由于他保持警惕,并作了周密部署,使定公免遭劫持。虽未能改变鲁国长期以来的依附地位,却争取到齐国归还阳虎叛乱时投献的“汶阳之田”,维护了鲁国的基本权益。公元前498年,为消除家臣叛乱的据点、削弱卿大夫的实力,孔子提出“堕三都”的主张,即拆毁季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和孟氏的成邑。但是孔子的这一主张却只被三家用来消除反对他们的家臣,改善其各自的统治地位,而使孔子加强鲁君权势的本意落空,他与三家的合作无法继续。约在此年,孔子离开鲁国。

  孔子为了推行其政治思想奔走各国,他出门总带着拜见君主委质为臣需用的贽物,每到一国总要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希望能有赏识和信任自己的明君,干一番事业。他曾非常自信地宣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可是他在周游卫、宋、陈、蔡等国的十多年中,却从未得到这样的际遇,最好的也不过是以优厚的俸禄把他供养起来,装点门面,更多的时候则备受冷遇。有时甚至处于饥寒交迫,生命危险,狼狈不堪的境地。但是,无论生活安乐或困苦,都不能使孔子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公元前484年,在政治上不断碰壁的孔子已年近古稀,情知理想已无法实现,决心返回鲁国,终老于教育。这时他的一些弟子已在季氏手下任职,并取得了政绩。季康子便礼聘孔子返国,让他以政界元老、社会贤达的荣誉地位从事讲学并整理文化典籍。晚年的孔子被尊为“国老”,有权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议论,个别重要的改革还特别事先征询他的意见,有时他也主动提出重大建议。公元前479年,孔子病故。鲁哀公专门写了悼辞,弟子们更举行隆重的葬礼,并为他守孝三年。孔子墓和故居从此相沿成为鲁国儒生讲习诗书礼乐的场所。

学术思想

  孔子对当时的社会变革甚为不满,总想恢复西周盛世“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君主以身作则,控制租赋徭役以富民教民;臣民各尽职守,努力劳作以尊奉君主。这显然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不过他斥责暴君苛政,关怀国计民生,却是出自衷心,并留下了深远影响。在孔子看来,君主和臣民间的权利、义务是相对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他不承认君主绝对的专制淫威,主张臣民有权选择君主。他认为,大臣对待国事应据理直言,对待君主过失不能盲目顺从,如果贪恋利禄而放弃这种职责是可耻的。并把礼,即西周以来君主等级制社会的传统秩序和体制,作为君主和臣民共同遵守的原则。“立于礼”,正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孔子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这是用仁这种伦理道德来充实作为社会准则的礼,使礼具有真情实感,而得到普遍的自觉遵守。他认为,仁是规范人们相互关系的原则。与人相处一要真诚,二要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要克制私心,推己及人: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即是“忠恕之道”。在这里所欲所不欲都得考虑到人我双方,不能只顾自己,但是否合理却仍以礼为标准,所以说“克己复礼为仁”。因此,君主应谨严修身,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臣民,并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视作最高境界。因为这不仅在主观上有立人、达人的良好愿望,更重要的是客观上达到了施民、济众的实际成效,所以是孔子理想的政治局面。

  在宗教思想方面,孔子相信天命,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所以宣传“知天命”、“畏天命”。但是,他更注重人事,强调“匹夫不可夺志也”。“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只有“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因此,他“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终身尽最大努力实践自己的信仰,绝不因个人的成败得失而动摇放弃。他“不语怪、力、乱、神”,宣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实际上是对宗教活动持怀疑态度,表现为尊重理性而否定迷信。因而被墨家指斥说:“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悦”。其实质是保留传统宗教观念的形式而从社会意义上加以解释,“所重:民、食、丧、祭”,“使民如承大祭”,着眼于这样可以造成“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良好社会影响。

教育事业

  孔子一生热衷于从政,但他的主要成就却在文化思想特别是教育方面。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由贵族专职人员垄断世袭。孔子首创私人讲学,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学生,传授文化知识以培养从政的人才,这便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第一位教育家。据《史记》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这样就在政治上打破了贵族垄断政权的世卿世禄制,为专制君主自由任免布衣卿相的官僚体制创造了条件;在学术上传播古典文献,为百家争鸣准备了传统思想素材。这可能是孔子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最大贡献。

  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可以教育的。所以他提出“有教无类”,只要是愿意上进、虚心求学的,他都不加区别地接受。孔子教育学生,首重德行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他善于采用问答方式,启发诱导学生步步深入并自动不断地钻研,他本人也毕生坚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终身的教学实践使孔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炼出一些科学的教育方法:如注意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提倡从正反两方面学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反对自暴自弃的学习态度,鼓励青年不断改进,赶超前辈,“当仁不让于师”;但首先得抓紧学习,“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要求学生在学习中能举一反三,发展创新;要有实事求是的谦逊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注意不断改正错误,“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孔子非常了解自己的学生,常常就同一问题,针对各人特点,给予不同甚至相反的答复。对于好学深思的学生,他公开赞扬;对于学生指出自己的缺点,他也能当面改正。孔门教学中保持的某种自由论辩的活泼风气,是培育众多人才的关键。

  但是,孔子也曾提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他歧视劳动人民,把他们看作不可教诲的下愚。这些都表现了贵族士大夫的阶级偏见,也是对他自己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的怀疑和否定。

  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即所谓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大约都曾是孔门讲学的材料。孔子自称“述而不作”,真正由他亲手编写的著作恐怕是没有的。但是,广泛搜求这些典籍并传授给众多学生,使得濒临绝灭的官学通过私家讲学而流传开来,并发扬光大,从而哺育战国百家诸子,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光辉开端,却也是孔子重大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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