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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康熙刻本《桃花扇》
山东曲阜孔尚任墓
孔尚任墨迹

(1648~1718)

  清初诗人、戏曲作家。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又号云亭山人。曲阜(今属山东)人,为孔子64代孙。父亲孔贞璠,崇祯六年(1633)举人,博学多才,崇尚气节,终生不仕。

目录

生平事略和文学创作

  孔尚任为孔子后代,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传统与学术,自幼即留意礼、乐、兵、农等学问,还考证过乐律,为以后的戏曲创作打下了音乐知识基础。

  20岁前后,孔尚任考取县府学生员。后来参加岁考,没有录取。但孔尚任并没有放弃做官的念头,他典卖了家中田地,捐资纳了一个“例监”(国子生)。31岁,他于县北石门山,读书著述,谈古论今。在少年时代和读书石门山时期,孔尚任已对南明兴亡引起注意。这期间,他曾从亲友处采取轶闻,又从诸家记载中撷取史实,准备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传奇。这就是《桃花扇》创作的酝酿时期。

  清初诗人、戏曲作家。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又号云亭山人。曲阜(今属山东)人,为孔子64代孙。父亲孔贞璠,崇祯六年(1633)举人,博学多才,崇尚气节,终生不仕。

生平事略和文学创作

  孔尚任为孔子后代,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传统与学术,自幼即留意礼、乐、兵、农等学问,还考证过乐律,为以后的戏曲创作打下了音乐知识基础。

  20岁前后,孔尚任考取县府学生员。后来参加岁考,没有录取。但孔尚任并没有放弃做官的念头,他典卖了家中田地,捐资纳了一个“例监”(国子生)。31岁,他于县北石门山,读书著述,谈古论今。在少年时代和读书石门山时期,孔尚任已对南明兴亡引起注意。这期间,他曾从亲友处采取轶闻,又从诸家记载中撷取史实,准备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传奇。这就是《桃花扇》创作的酝酿时期。

  康熙三十年(1691),孔尚任购得唐代宫廷著名乐器小忽雷。三十三年(1694),与顾彩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传奇《小忽雷》。作品以梁厚本购小忽雷、郑盈盈弹小忽雷,二人终于结成夫妇的遭遇为线索,表现了一代文人的沉郁不平,歌颂了郑盈盈不慕富贵,不畏强暴,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作品着重描写了帝王的昏庸、藩镇的跋扈,权臣、宦官的专横与倾轧,反映了唐代元和至开成之间朝政的腐败情况。在史料的取舍上,剧本充分重视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很多人物、事件“斑斑可考”;但在具体的人物(如梁厚本、郑盈盈)关系、情节发展上,又进行着大胆的虚构。这部剧本是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之前的探索性成果。它为《桃花扇》的创作提供了艺术经验。

  经过10年的苦心经营并三易其稿,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孔尚任完成了他的传奇戏曲名著《桃花扇》。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它的出现,标志着汤显祖以后,中国戏曲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他与洪昇一起,成了清代最享盛名的戏曲作家。

《桃花扇》的故事及其思想意义

  《桃花扇》写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避乱南京,结识了秦淮名妓李香君。两人一见钟情,定情次日,香君得知婚事费用皆出于魏忠贤余孽阮大铖,其意在结纳方域,以求开脱恶名。香君义形于色,立即下妆却奁以还。大铖衔恨,乘左良玉移兵南京之时,谣言方域为良玉内应。为避害,方域往淮南投奔史可法,为之参赞军务。甲申三月,李自成入京,崇祯自缢,奸臣马士英、阮大铖等即于南京迎立福王,建立南明朝廷。昏王奸臣不理朝政,征歌逐舞。马士英、阮大铖又屡屡加害香君,香君不屈,守楼明志,血染桃花,廷筵骂座,入宫软禁。方域回到南京,与复社文人一起被阮大铖捕获,也锒铛入狱。不久清兵南下,弘光、马、阮出逃。方域出狱,随张瑶星往栖霞山。香君趁乱出宫,也随人入山。侯李二人在祭坛相遇,张道士以国恨、家恨之言点醒他们,二人双双入道。全剧在一派悲歌声中结束。

  《桃花扇》的思想意义在于:明朝灭亡以后,孔尚任第一个以戏曲的形式,展现了明末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评价了南明的历史,艺术地总结了这一段历史教训。但由于他的阶级立场和清政府专制统治所导致,孔尚任歪曲了农民革命和明王朝的矛盾,回避了清兵入关、南下的暴行,有时甚至对清统治者加以粉饰,损害了这种总结的正确性和深刻性。但是,作品暴露了南明小朝廷的昏庸和腐败,揭露了上层统治集团及各军事首领间的尖锐矛盾,刻画了马士英、阮大铖一伙迫害清议派和无辜百姓的凶残面目,鞭挞了他们在国家危急时的投降主义本质。在表现正面人物时,孔尚任描写了民族英雄史可法抗击清兵的决心,表现了他在“江山换主”以后沉江殉国的英雄气概。作者赞扬了李香君关心国家命运、反对邪恶势力的可贵气节,肯定了民间艺人柳敬亭、苏昆生为挽救国家危局不惜奔波以及他们和其他歌妓、艺人、书商等下层人民反对权奸、关心国事、不做顺民的正义感和民族气节。在正反人物形象的强烈对比中,人们看出了明朝“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桃花扇小引》这一幕江山沦亡、“舆图换稿”的历史悲剧,激发了当代人的故国情感,唤醒了潜在的民族意识。

《桃花扇》的艺术成就

  《桃花扇》取得了多方面艺术成就。

  在戏剧结构上,孔尚任以概括生活的巨大的艺术才能和独创性,通过侯、李的爱情线索,尤其是通过象征他们的爱情命运的一把扇子,把一部包括了南明兴亡史庞大内容的戏剧情节,有机地贯串在一起。从赠扇定情始,他们的爱情就被置于明末清议与阉党激烈斗争的政治旋涡之中;由于斗争的激化,侯、李被迫分离,结构上展开了由朝宗(侯方域)和香君联系着的两条线索:通过朝宗四处奔波这条线,写出了南明草创及四镇内讧等重大事件和矛盾。通过香君备受欺凌这条线,写出了弘光和马、阮之流倒行逆施、宴游偷安的腐败情形。这两条线索,“争斗则朝宗分其忧,宴游则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这就反映了南明朝廷内外、上上下下广阔的历史画面。最后,作者摆脱了生旦团圆的俗套,以张道士撕扇,侯、李入道的爱情悲剧,来衬托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作者以“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独特构思,在明代以来十分发展的爱情剧、时事剧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成功地把爱情描写和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戏剧结构具有细密、宏伟、富于独创性的特点,把传统的爱情剧和时事剧都提到新的高度。

  孔尚任是一位善于塑造人物形象的戏剧家。他善于在重大的现实矛盾中来展现人物性格,又善于通过一行一止、一颦一笑的细微末节来表现个性。他善于从人物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态度来展开他们的内心世界,又善于用浓淡不同的笔墨来塑造艺术形象。出现在《桃花扇》中的人物形象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其中如崇尚气节、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的李香君,关心国事、热心侠义的柳敬亭,力挽狂澜、慷慨捐躯的史可法,风流倜傥、软弱妥协的侯方域,两面讨好、圆滑世故的杨龙友,他们都有不同的内心世界和音容笑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作者不但塑造了不同类型的人物性格,而且写出了同一类型中不同人物的个性特点和一些复杂的性格。同是妓女,李香君不同于李贞丽、卞玉京;同为艺人,柳敬亭不同于苏昆生、丁继之;同为武将,左良玉不同于高杰、贡得功;同为奸臣,阮大铖不同于马士英。侯方域、杨龙友这类复杂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表现了作者对人物个性的深刻把握和描绘复杂历史条件下复杂性格的杰出才能。在人物描写中,孔尚任竭力把人物的历史作用与自己的爱憎褒贬统一起来。在对他们的不同态度中,表现出作者进步的历史见解。这种鲜明的倾向性、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和对人物恰如其分的描写,形成了《桃花扇》中人物形象的显著特色。

  《桃花扇》是一部历史剧,作者以数十年的工夫探求历史的真实性,达到“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的程度,可以称得上是当时历史舞台的一部“信史”,它的出现,极大地发展了历史剧忠于客观史实的传统。但是《桃花扇》不是历史教科书,它的杰出成就在于:作者从戏剧艺术的要求出发,完美地统一了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史实成为最好地体现艺术要求的骨架,必要的艺术加工也更深刻地反映了历史本质。例如,为了塑造李香君的形象,作者虚构了溅扇、染扇、骂筵、入宫等重要情节,使人物形象更丰满,更能反映人民的愿望;为了反映国破家亡的悲剧,孔尚任将侯方域两朝应举改为出家入道,虽对侯方域的行为有所掩饰,却概括了明末清初一部分士大夫的带有普遍性的道路。作者对史实的加工和虚构,大都使情节更为精练,人物更为典型,戏剧特征更为鲜明。

  《桃花扇》的语言既有戏剧的表演性又富于文采,达到了戏剧性与文学性的统一。作者写出了许多有强烈抒情和个性化的曲辞,又严肃详备地写好了宾白,这在古代传奇中也是罕有的。这一切使《桃花扇》成为明清传奇戏曲的压卷之作。

  《桃花扇》脱稿后 9个月,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三月,孔尚任以“疑案”罢官。确切原因不详。今人从作者《放歌赠刘雨峰》“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谤诽”等诗句及友人赠诗推测,罢官可能与《桃花扇》的内容有关。这一推论得到较广泛的承认。但是,因为《桃花扇》历演不衰,也没有禁止刊行,因此也有人怀疑此说,认为疑案与《桃花扇》无关。真实的原因,有待于确凿证据的发现。

  康熙四十一年(1702)末,孔尚任带着悲愤的心情回到家乡,过着清苦寂寞的生活。其中,他曾往山西平阳、河南大梁、湖北武昌等地作过短期的漫游,做过幕僚,终在抑郁之中逝于曲阜。

著作版本及注本

  孔尚任著作中《宫词》、《鲁谚》、《律吕管见》、《鳣堂集》、《介安堂集》、《岸堂文集》、《绰约词》、《节序同风录》、《祖庭新记》皆未见,部分存世的有《岸堂诗集》。存世诗文作品有《石门山集》、 《湖海集》、 《长留集》、《享金簿》、《人瑞录》等,近人汇为《孔尚任诗文集》。戏剧作品皆存,《桃花扇》有康熙刻本、兰雪堂本、西园本、暖红室本、梁启超注本。近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季思、苏寰中合注本。

  参考书目

  汪蔚林编:《孔尚任诗文集》,中华书局,北京,1962。

  王季思、苏寰中注:《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62。

  袁世硕:《孔尚任年谱》,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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