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当知百科
跳转到: 导航搜索
康有为(1858~1927)
广东南海县苏村康有为故里
康有为墨迹
山东青岛康有为墓

  近代思想家、 政治家、 文学家。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家为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祖父赞修,道光举人,曾为州学正、训导。父亲达初,早年从朱次琦游学,做过知县。

生平和思想

  咸丰八年(1858),康有为生于南海西樵之银塘乡(亦名苏村)(见彩图)。7岁能文,被目为神童。又有志于圣贤之学,开口不离圣人,乡里戏呼为“圣人”。19岁得从同县大儒朱次琦学习。朱次琦,号子襄,道光年间进士,教授于本乡礼山草堂,学者称九江先生。他沟通汉学与宋学,而直溯孔子,自有一套教学体系。除教授生徒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外,又注意学生孝悌、气节、气质、威仪等品德修养,“一时咸推为师表”(缪荃孙《朱次琦传》)。康有为从朱学习三年,思想颇受其影响,也为学业奠定了基础。

  康有为从礼山草堂回西樵山后,开始了接触新知识的时期。他在西樵山独学的4年中,除研究史学并由宋明性理而扩及佛学外,因结交张延秋编修,得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自订年谱》)。又遍读当时所能见到的、由江南制造局及西方教会所译的各种西书。光绪八年(1882),他赴京师应顺天乡试下第南归,复游上海。前此他曾游览香港,至此愈加感到“西人治国有方”,不可像古人那样把外域都看做是不开化的夷狄,更大量购买西书而归。从此遂大讲西学。由于广读西书,思想变化日益显著,自成其独特的体系。他学习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同前),并著内外《康子篇》,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

  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下,康有为开始接触实际政治,并以自己学习所得教授生徒和著书立说,扩大影响。光绪十四年他赴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乃于九月发愤上万言书(《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书虽为顽固派所阻,未得上达,但引起朝野很大震动。次年归粤后,学海堂学生陈千秋、梁启超以弟子礼来请教,康有为对他们“所挟诗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梁启超《三十自述》)。陈、梁闻所未闻,遂退出学海堂,跟从康有为学习。康有为于光绪十七年(1891)开万木草堂,讲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从学者日益增多,有韩文举、梁朝杰、麦孟华、徐勤等,而陈千秋、梁启超为学长。康有为“讲中国数千年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断之”。同时又著书多种,以《新学伪经考》为最著名,陈千秋、梁启超协助编纂。光绪十九年(1893)康有为中本省举人。次年会试落第,他的著述与讲学遭到给事中余晋珊严词弹劾,斥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自订年谱》)。经梁启超奔走营救始得解脱。冬游桂林,住风洞山,着手著述《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这年下半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洋务破产,举国悲愤。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康有为与梁启超一同入京参加进士考试,正值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订定和约成,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举国哗然,各省入京会试的举人情绪激烈。先有广东梁启超等联名数十、百人到都察院上书请代奏,各省分批继之,但毫无结果。于是康有为复主其事,以一昼二夜草疏万数千言,“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上清帝第二书》),合十八省举人集议于松筠阉,参与上书联名的共1200余人,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是近代一次带有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而都察院以和约已签字,无法挽回,拒不收。上书后几日,会试榜发,康有为中进士第八名,授工部主事,他不到任,于两个月中又连上两书,对变法的内容、步骤作了具体补充,仍不得上达,遂南归。曾到南京游说张之洞开强学会,因学说不同未成。此后继续在万木草堂讲学,续成《孔子改制考》等书。又曾至澳门,与何君穗创办《知新报》,并完成由光绪十二年即着手编辑的《日本变政考》。又到桂林与唐景崧、岑春萱开圣学会。

  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藉口曹州教案,派兵强占胶州湾。十二月康有为“万里浮海”,再赴京师上书言事。指出“瓜分之祸,迫在目前,其所以致之者,‘兼弱攻昧’之历史公例然也。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按轻重缓急,提出变法的次第,第一策“采法俄、日以定国是”,第二策“大集群才而谋变政”,第三策“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上清帝第五书》)。接着又上一书,均不得行。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正月初三康有为被邀到总理衙门,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问以变法之宜。顽固派荣禄仍反对变法。次日,康又进呈《日本变政考》及《俄彼得变政记》。初八日又应诏上统筹全局摺,复又上一书。自光绪十四年至此共上清帝七书。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被光绪帝召见。至九月二十九日奉光绪帝密诏离京,共90日,即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运动”,终因顽固派的镇压而失败。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国外,赴日本、加拿大、英国,继续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立场。在日本与梁启超一起拒绝与孙中山革命派合作。在英国,幻想借助英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重掌大权,没有成功。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组织保皇会。次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京师。康有为组织门人唐才常创立自立军“勤王”。自立军失败,康避居印度大吉岭,除撰述《大同书》等书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写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其坚持立宪保皇、反对革命的种种论调遭到革命派章炳麟的严厉驳斥。此后,康有为离开印度,往返游历东南亚诸国和欧美十余国,后居南洋。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在日本,仍坚持反对民国,遭到孙中山指责。1913年因母丧归国,移居上海。1917年6月,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张勋拥清废帝复辟,他至京,任弼德院副院长。张勋复辟失败,他去青岛。

  康有为属于今文经学派,著作丰富,最能代表其思想的有:①《新学伪经考》。他认为西汉只有十四今文博士,没有所谓古文经。西汉末刘歆力争新立博士的古文经,如《周礼》、《左传》、《毛诗》等,都是刘歆伪作。刘歆所以作伪经,是为帮助王莽篡汉,以乱孔子制作《六经》之真。所以伪经是新(王莽国号曰新)学,不是汉学。这样便动摇了清正统学派所谓汉学的基础,并启发学术界对古代典籍的怀疑。其说虽缺乏说服力,却发生了重大影响,直接波及“五四”以后的疑古派。②《孔子改制考》。他认为《六经》皆孔子所创作,目的在改定制度。为要取得人们的信任,孔子托之古代圣贤,而且以为周秦诸子无不托古改制。他所说改制,实即政治革命,社会改造。所以他喜言《春秋》公羊学派“通三统”、“张三世”之说,以为时代不同当随时因革,愈改革而愈进步。此说实为康有为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并动摇了尊古信古的风气,使汉学宋学都失去基础。而其尊孔实置孔子于诸子之列,无形中又启发了人们疑孔。③《大同书》。此书在著作时间上有问题,康有为生前无完本。据云康密不以示人。此书以《春秋》公羊义的三世说,傅会《礼记》里《礼运》上一段话,以“大同”为“太平”之世。大同之世,无国家、种族、阶级、家庭等界限,儿童、老人各有教养,人人平等,无贵无贱,有享乐,无痛苦,有公德,无私产。实糅合佛教极乐世界、儒家大同思想和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悬拟而成。康有为认为当时为小康之世,未到大同之世,公布则徒乱人意,故终生没有公布。

文学创作

  康有为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他不以诗人自命,而好吟咏,以余事为诗。他的诗散佚甚多,今存千余首。“检收坠简写乌丝,五十年来千首诗”(《旧作诗篇,……辑成题之》)。自称“其数多于李杜,比古人为大集矣”(《吾诗久多流佚……》)。这还只是一般诗歌大家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他对诗界的开拓。他不满意清中叶以来的诗风:“一代才人孰绣丝,万千作者亿千诗;吟风弄月各自得,覆酱烧薪空尔悲。”他和改良派的其他诗人如黄遵宪、梁启超一样,自觉地反映新世界,扩大诗的领域,创造诗的异境和新声。“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与菽园论诗……》)。他自豪地说:“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同前)诗到李杜,意境和领域已空前扩大。杜甫有句云:“诗尽人间兴,兼须入海求”(《西阁二首》其二);韩愈也有句云:“谁能驾飞车,相从观海外”(《感春三首》其二);他们还想写及更广大的领域,但受时代局限,终于没能写出中国九州之外的大九州,没有写出瀛海,没有写出整个世界,而康有为却做到了这一点。康有为在自编诗集《自序》中说:“然性好游,嗜山水,爱风竹……则余事为诗,天人之感多矣。及戊戌遘祸,遁迹海外,五洲万国,靡所不到,风俗名胜,托为咏歌。莫拔抑塞磊落之怀,日行连犿奇伟之境。临睨旧乡,邅回故国,阅劫已夥,世变日非。……河梁陇首,游子何之;落月屋梁,水波深阔。嗟我行迈,皆穷于诗……”比较全面地触及作诗的态度、诗的内容以及其诗与其特殊政治生活遭遇的关系。他又有《避地槟榔屿不出日诵杜诗消遣》一诗,以杜甫自况并欲学为杜甫诗史,虽不很确切,但其身世行迹却有与杜甫相似之处。特别是杜甫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尤其引为同调。康有为的诗为其思想、政治活动所掩,在晚清,梁启超以“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称之,与黄遵宪并列,是有识见的评价(《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一)。

  康有为的诗可分三个时期:戊戌以前是一期,海外流亡是一期,辛亥回国后又是一期。这后一期可以不论,即以前二期观之,亦足以为一大家。其第一期,不为科名,从事改良运动,讲学以培养人材,博学以致力于吸收外国文化历史新知识。其为诗以反映时局变化和改良运动为突出内容。如光绪十四年(1888),他第一次以诸生上书请变法,不达,作《出都留别诸公》 5首,其一云:“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材孰卧龙?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怀抱着救国的理想,高瞻远瞩,对国家民族的命运,表示十分关切,志气豪迈,自视不凡,跃跃欲试。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步步进逼和改良运动的日益发展,他写了许多反映时事的诗篇,密切地为改良运动服务,亦成为近代诗史的篇章。如《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歌颂变法运动,表现着昂扬的爱国主义感愤,亦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虽然康有为诗的精神和黄遵宪一致,但在创作方法上,却和黄有所不同。他在戊戌变法前所写的诗大抵是政治抒情诗,直抒感慨怀抱,不作具体描写,表现一种飞动的气势和冲破约束的解放精神。康有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和他早年自学西学分不开的。他能体会西学和西方科学文化的特点和优点,而不固执于东方古老文化的独尊,是康有为能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一个重要的条件。他游历香港和上海,看出西方治道有方,而思有所学习,《初游香港覩欧亚各洲俗(己卯冬月)说:“关岛神皋聚百旂,别峰通电线卑微。半空楼阁陵云起,大海艨艟破浪飞。夹道红尘驰,沿山绿囿闹芳菲。伤心信仰非吾土,锦帕蛮满目非。”赞美香港的物质文明、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和都市的繁华秩序,而伤心其为西人的殖民地。赞美的是西学,伤心处是中国处于贫弱的地位而为西人所统治。

  康有为很大部分的诗,是第二期流亡海外所作。他以政治为专业,考查各国政治历史,虽其目的在于保皇,在于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君主立宪,但他在此时期所作的诗,实远超出他的政治意图之外。他通过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大九洲,即新世界,此中国传统诗前所未有,而为改良派人物所独辟。康有为不厌其烦反复地游览异国,表现他所见闻的一切。如《偏游欧洲十一国题词》:“留滞欧洲半载余,遍游十国走飞车。腥鱼乾脔难为饱,华屋巍楼颇可居。风化何能比中土,物华差或胜方舆。地中有海生人白,二者天骄我不如。”他的东西方学术的深厚修养和诗人好吟咏的兴味,又完全足以达到其目的。这使他的诗成为杜甫以后新的最大的诗史,他的女儿康同璧在跋文中说:“世之读其诗者,作中国维新史观可也,作世界风俗史观亦可也。”晚清诗论家陈衍说:“中国与欧美诸洲交通以来,持与敦槃者,不绝于道。而能以诗鸣者,惟黄公度。其关于外邦名之作,颇为夥颐。而南海康长素先生,以逋臣流寓海外十余年,多可传之作。”(《石遗室诗话》卷九)康有为大量的海外之作,成为他考察各国政教风俗、史迹文化和风景名胜的记录,不同于旧时山水游览诗的新派诗。其气势汪洋恣肆,共文辞瑰丽自然,无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之弊。梁启超对康有为诗的高度评价,殆非虚语。《槟榔屿放歌行》、《地中海歌》、 《罗马怀古》、 《巴黎登气球歌》、《纽约楼阁高二三十层……》、《五渡大西洋放歌》等,可见其视野开阔,心奇壮观,确非传统诗歌所能有。“巨浪掀天不知远,但看海月夜中生”(《己亥二月……渡太平洋》);“云垂大野星辰炯,水接长天岛屿微”(《五月出利物浦,渡大西洋……》);“两洲连跨三邦土,半日飞行一叶舟”(《除夕携眷自摩洛哥返西班牙……》);如此海洋景色,非身历其境而又敏于即景描绘的诗人,何能想象而得之!康有为众多可传的诗篇,是“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难得的结晶。

  康有为的散文,主要是政论文,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以新旧学或中西学为基础,思想奔放,直抒己见,据古证今,畅所欲言,意无不达。无视传统古文的程式定局,而又能吸取其所长。或散行,或骈偶,偶多于奇,朴实自然。富于想象和瑰丽之词,也有龚自珍散文的影响,但比龚文汪洋雄伟、放纵和流畅,而奇诡钩棘较少。实开梁启超“新文体”的先路。“上清帝”七书可视为他政论文的代表作。

本集和资料研究

  康有为诗集最初有梁启超手写 4卷,上海广知书局影印本。卷首有康有为《自序》,光绪三十四年出版。梁写成4卷时,康已编诗至11卷(自延香老屋集至南兰堂诗集)。后有康同璧续编 4卷(卷十二至卷十五),为崔斯哲手写,1941年4月商务印书馆影印。康同璧跋文后,复有崔斯哲的跋文。此诗集仍非全本,集外尚有佚诗。

  《康南海文集》与《梁任公文集》合刻,1914年上海共和编译局印行。此集共分9类,其中著述有4种,游记有 5种。文则有论说、序跋、奏议、拟案、书牍、祭文等,最后为诗。其书为临时编印,所缺甚多。1917年,有所谓“足本”《康南海文集汇编》,共 8卷。卷一至卷四为《言论》;卷五至卷七为《政策》;卷八为《学术》、《艺林》(附诗词),则其非“足本”明甚。

  康有为学术著作单行本有《新学伪经考》,《大同书》,《论语注》,《广艺舟双楫》,《欧洲十一国游记》等。又有新编《康有为和保皇会》、《康有为政论集》等。诗文有《康有为诗文选》。台湾蒋贵麟编辑的《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共22集,所收康氏著作最齐全。

  关于康有为研究资料,传记则有《康南海自订年谱》截至戊戌变法以前。其后则有其子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以传记名者,最初则有梁启超作《南海康先生传》,后有东莞张伯桢著《南海康先生传》,又有《清史稿•康有为传》。其见于近代研究者则有: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清代学术概论》,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

  参考书目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二版),上海广智书局,上海,1907。

  沈云龙:《康有为评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台湾,1969。

个人工具
名字空间

变换
查看
操作
导航
工具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