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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张元济(1867 10.25 - 1959 08.14)

  中国出版家。字筱斋,号菊生。原籍浙江海盐。1867年10月25日生于广东,1959年8月14
日卒于上海。光绪壬辰(1892)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破格召见,政变后被革职。1896年和陈昭常等人创办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1898年冬任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注意译书的选题意义,改变原著重译兵书为译社科书籍。后任公学总理,1902年7月后辞职。1901年,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1903年任该馆编译所长,1916年任经理,1920~1926年改任监理。1926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1949年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编译所和涵芬楼(后扩建为东方图书馆)藏书,开创了私营出版社设专职专业编辑和图书资料以保证出版物质量。他所参与规划的《最新教科书》获得很大成功,同业相率仿效。从1915年开始筹备,1919~1937年动用国内外50余家公私藏书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3种丛书共610种近2万卷。他选书注重实用、母本讲究善本,以及传真版石印的组织,开创了古籍丛书翻刻、影印的新阶段。

  1932年1月29日日军针对性的轰炸商务印书馆。造成这个几乎垄断中国教育出版,占全国出版量52%的出版巨头损失1630万元,80%以上资产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时年65岁的张元济深受打击:“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

  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又密于检察,所著《涵芬楼烬余书录》、《宝礼堂宋本书录》、《涉园序跋集录》集近代目录体例之长,又检录綦详,已成为现在古籍鉴定援引例证之一。此外,还著有《中华民族的人格》、《校史随笔》、《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张元济 中国出版第一人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幅对联。百年中国,许多人都在寻找富强中国的道路,而张元济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写就了他的一生。

兴办新学培养英才

  1898年发生的戊戌百日维新,是晚清王朝最后一次自救的努力,也是最后一次革新的机会。但是,它失败了。参加、支持和同情戊戌变法的,被杀的被杀,革职的革职。当时的翰林院里,张謇去办实业了,蔡元培回老家教书了,原本等着坐牢杀头的张元济,因李鸿章相助而幸免。李鸿章将他推荐给盛宣怀,于是他来到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当了译书院院长,后来还当了南洋公学的校长。

  或许是李鸿章赏识张元济的才华,但李鸿章向盛宣怀推荐他当南洋公学译书院的院长,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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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张元济在翰林院时,就创办了通艺学堂,培养西学人才。

  张元济在科举时代是和蔡元培一起考中的翰林,他当时就认为中国当时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必须要进行维新,进行改革,而且要普及教育。所以他要办通力学堂,就是在京官里面,扩大他们对新学的知识。他觉得中国那么积贫积弱,不能老是墨守成规,这么搞下去国家就不行了,应该要引进和学习一些西方先进的东西。

  当年戊戌变法,光绪皇帝要读西方新学的书,开列书单下交总理衙门购买,朝中竟无人能通晓,京城的书店更是少有这样的书,而张元济却能把它们收罗齐全。这些呈送光绪皇帝的书,大部分是张元济自己的。因为书上有印章,张元济的名字便给光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光绪皇帝在下诏戊戌变法的第五天,召见张元济。他进言的是兴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种人才和注重翻译。

  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中国的新学枢纽之所在,新式学堂、学会、报刊、出版印刷机构不断地从这里辐射全国。这对于主张以西学开启国民心灵的翰林张元济,无疑是巨大的吸引。南洋公学是当时中国少有的设备最完善、人才最鼎盛的高等学府。到南洋公学任职,可以说是张元济理想的延续。

  在张元济的主持下,译书院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原富》。这是英国学者亚当·斯密的著作。在100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仍然是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当时,张元济看重的是英才的培养。他和蔡元培等很多先贤一样,以培养人才为首要,他们痛感变法维新的失败是没有人才的基础。所以,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期间,创办了南洋公学特班,这个“特班”,按盛宣怀的说法,就是为中国的将来培养“大才”。特班只有一届学生,却出了邵力子、李叔同、谢无量等人。

出任商务印书馆掌门人

  然而时过三年,张元济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辞去南洋公学的所有职务,加盟商
务印书馆。

  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创办。张元济放弃了在南洋公学显赫的地位,到一个弄堂的小厂里,跟一个小业主合作,这样的转身,时人多有猜测和不解。

  直到半个世纪后,因为中风已卧床数年的张元济用颤抖的手写了一首诗,告别商务同仁:“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从诗中,人们读到了他平生的理想,也读到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自觉地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连接起来。

  与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张元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感到,南洋公学的规模还很小,那些人才远远不够用,他的思想开始从培养一批英才,转向对国民的普及教育。

  他在写给盛宣怀的信里说,中国四万万人口,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几句八股文,对于应该知道的知识几乎都没有学到。在当今那么发展的世界上,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要亡。

  张元济还认识到,开启民智要出版好的书,要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因此他接受了夏瑞芳的邀请。张元济是翰林出身,学贯中西,他的地位和声望无疑使商务与知识界、政界和教育界之间有了一座桥梁。

  张元济当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他还聘请了一批扶助教育和文化建设的有识之士,如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夏曾佑等。

  张元济制订了商务所有的出书计划,出什么书?怎样出书?从此成了他一生的事业。影印古籍,他要选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学,他要找最好的翻译者;出版新书,他要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纸张。甚至对书的排版样式也要一再叮咛:书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宽展一些,“否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务,包括书稿他亲自看,有些书他亲自编,外面的联系他亲自出马,甚至买纸张,买印刷机,收古书,他都事必躬亲。

新编教科书

  张元济走进商务的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倡导兴学的《学堂章程》,后来,科举也废除了,这是中国数千年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成千上百的与传统私塾、书院不同的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

  当时中国不是没有教科书,但是都编得不好,一类是教会的教科书,从西方引过来的,对中国的国情不适合;另一类是读古书出身的老夫子编的,写的太艰深,也不符合教育学的规律。张元济认为,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他决定自己来编一套国文教科书。

  张元济编课本的方法很独特,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大家围坐一起,就像今天开策划会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想法和主张,倘若是被大家公认为有价值的,则详细讨论。讨论者从儿童启蒙的特点入手,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往往因为一个字,大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每一个点都要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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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到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异议为止。每完成一篇课文,大家再“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竟改作,相互为之,毫无成见。”

  1904年,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被全国各地的学堂广泛采用。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挤满了争购的人群。教科书在晚清时候的发行总量占到了全国的5/4,像最新国文教科书曾经翻印过30几次,印刷总量达到一亿册,成为那个时代教科书的范本。其他出版机构争相效仿,再不能粗制滥造而牟利。书肆风气,为之一变。

  在张元济的擘划下,商务编写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组织翻译出版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其中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和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影响尤为广泛。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同时出版发行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刊物。

商务之魂 出版巨子

  当年知识分子走上“文化救国”道路的不在少数,惟有张元济选择了出版,他站到了幕后,在商务这个现代商业企业中书写了他的文化理想。在上世纪初的文化巨变中,商务印书馆完成了从印刷工厂到出版巨子的蜕变,成为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到1910年,商务已
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商务在张元济的手中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然而在这个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年代,商务印书馆却显得落伍了。陈独秀、罗家仑等新文化的干将在报刊上点名批评商务的保守,商务的业绩日见衰退,1919年积压和滞销的书刊多达60万册。而对张元济来说,他考虑更多的是,曾经引以为豪的商务还能否担当起传播新学新知的责任?

  当时商务的老人很多,用的都是文言文,于是张元济主持了“大换血”计划,主张用新人,办新事,首先从受新文化界猛烈抨击的刊物开始。1920年,茅盾走进了著名的《小说月报》。他起草了《改革宣言》,阐明不仅译述西洋名家小说,介绍世界文学的潮流,更要创造中国的新文艺。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一改过去刊载男女情爱、闲适生活的格调,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著名的老舍、巴金、丁玲都是通过《小说月报》走上文坛的。

  张元济以一种开明开放、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广集人才。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年到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陶孟和、顾颉刚等,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和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

  到1926年,商务已经是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分馆不仅遍及中国,而且开到了香港南洋。在上海的宝山路,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商务印书总馆,涵芬楼也扩建成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

藏书编书出书第一人

  黄沙大漠,舞乐飞天,千古敦煌深藏在苍凉与古朴的黄沙之中。1900年,敦煌典籍现世。但在这样一个乱世,国宝的显现只能预示着又一次劫难到来。绝大部分敦煌典籍被随后赶来的西方冒险者盗走了。

  敦煌典籍被盗两年后,也就是1910年,法国国家图书馆来了一个东方人,他向图书馆的负责人要求查阅他们收藏的敦煌典籍。走过重重铁门和高高的楼梯,他在一间密室里见到了流失国外
的古老文献。他想仔细地看,并想抄下目录,以便以后再来翻拍、影印。但他没能如愿。这个人就是张元济。

  虽然张元济抄印敦煌典籍的目的没有如愿,但他却是第一个在国外寻访被劫国宝的中国人。寻访几近湮灭的古籍是他毕生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寻书、藏书、编书、出书,他把这看作是为这个动荡灾难的民族续命的大事业,他为此耗尽了一生。

  在商务编书出书之余,张元济所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搜罗旧书,涵芬楼就是1909年张元济专门为收藏古籍善本所建的地方。经过20年谋划,涵芬楼所藏古籍善本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国家图书馆。而这些书都是张元济一本一本地收来的。

  清末民初,时局动荡,全国各地不少藏书家的藏书先后星散。1906年,江南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后人打算出售陆氏“皕宋楼”藏书,多为极其珍贵的宋版书。当时“皕宋楼”有两百部宋本,宋版书流传到民国时已经非常稀少了,大约全世界流传的宋本全部加起来,包括残本,也就两千多部。消息传出,日本人多次登门,希望收购。张元济闻讯,立刻亲往,他要设法将这批国宝留住。当时全部资金不过40万的商务“慨然许以八万购之”。

  但最后,国宝还是被日本人买走了。当藏书运抵日本时,日本的汉学家惊喜莫名,称此为日本的一大胜利。张元济则是终身以此为耻辱,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今悔之无及,每每追思,为之心痛。”

  张元济在家门口竖起一块红底黑字的招牌,上书“收买旧书”。有书贩夹了包裹前来,张元济就让家人先替他收下,等晚上回来后再行翻阅鉴定。

  他在报上刊登了收购古籍的广告,每到一处,只要见到古籍善本,他必倾囊购买。每一次去北京,他总要到琉璃场或书铺集中的地方去,自己带了古籍书目,在哪一家店,看到什么书,怎么样的版本,他都一一记录下来,作为日后收书、买书的重要资料。

  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是张元济的知己,张元济在给他的信中曾写到:“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他们两人的通
信现存30万字,里面除了看到什么书、什么价、怎么买,就是什么书怎么印、怎么出版等等,别无他言。

  在张元济的苦心奋力下,商务收藏的古籍善本在全国已是首屈一指。“中原文物凋残甚,欲馈贫粮备苦辛,愿祝化身千百亿,有书分饷读书人。”不同于从不把珍藏轻易示人的传统藏书家,张元济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古文献。

  张元济在涵芬楼的基础上建成了著名的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还用最好的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出版古籍,这是他一生的重要成就。从第一种《涵芬楼秘笈》开始,张元济陆续主持编校、辑印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其中绝大部分是他在1926年退休之后完成的,是他晚年的全部心血。

影印古籍

  在张元济整理影印的各种古籍丛书中,用力最勤、费神最多的当属《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两部大书在文化上的影响也最大,至今仍是海内外古籍工作者常备的基本文献。

  《四部丛刊》从1915年开始酝酿,到1922年初编出版,费时7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没有先例的浩大工程。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近500部书,汇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从定书目、选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预估、印刷纸张,张元济都亲历亲为。而其中最大困难就是对版
本的搜集挑选,为此张元济几乎访遍了当时中国有名的藏书家。这段经历,张元济称之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弛域外。”(域外指日本。)

  在《四部丛刊》出版之前,中国最著名的古籍丛书是《四库全书》,但那部诞生于乾隆朝,以全国之力而成的大书,无论选目还是抄写质量,都颇受后来学者的诟病。而以张元济一人之力,成就于百年中国苦难岁月的《四部丛刊》,无论在选目的精当,还是在校勘和影印的质量方面,都远远超过前者。

  1928年,张元济为《四部丛刊》专程赴日访书。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饱览了东京、京都等地图书馆的汉籍收藏,每天不停地阅选古书。虽然那时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但他就像见到了自己最珍爱的东西,每天都要做笔记直到深夜。每到一处,都商借拍摄,带回上海影印出版。访书的直接成果则是带回了46种罕见古籍的摄影底片,其中就包括被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购走的皕宋楼藏书。

  直到今天,一个读书人要想看到那么多的宋元明善本,也只能是张元济的《四部丛刊》。

  古籍流传世间已久,在岁月的侵蚀下,残破、墨迹不清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这就需要修校,用心地把不清楚的字迹描清楚,专业人士称为描润,但这只是校勘古籍最初步的工作。它还需要用不同的版本对照甄别,断其是非。

  张元济就是这样亲历亲为地对每一册古书,做着初修、精修、复校、总校的工作。他终日伏案,每天的工作量是100页,每一页都校勘到准确无误为止。直到今天,看过张元济校勘影印件的人,都叹为观止。

  张元济是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辑校整理古书,钩沉、整理进而维系着中华文化的命脉。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却因为这个国家日益衰落而被人丢弃、破坏而沦丧。因此张元济的工作就更需要眼光、胸怀和毅力。但商务毕竟是企业,搜集、编校古籍毕竟需要巨大的成本,所以张元济的做法难免遭人反对。有股东在报上写文章,指责张元济收购古籍是“徇一人之嗜好”。文弱儒雅的张元济拍案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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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决不使公司于营业上有损!”

  张元济这样一个嗜书如命的文人竟同样善于管理和经营,《四部丛刊》初编出版以后,光这套书就赚了100多万。经营上的成功,为他后来能够持续地做这件事情,提供了很大的保障。

  在完成《四部丛刊》初编后,张元济又做了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就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影印。二十四史讲述的是中华民族自三皇五帝开始的完整的历史。但历史的流转使它形成了各种版本,张元济不仅要挑出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还要将其它版本不同的地方汇集起来。

  “百衲”二字取自于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烂补缀起来的衣服。许多宋代版本的书传下来都有缺卷,需要配其他的宋本,还要配页,所以称之为“百衲本”。

  顾廷龙先生曾感叹:“这么浩大的工程,都是用手写,那些校勘记,那些批注,所耗费的精力工夫无法估量,这整整十年当中张元济就是每天不间断地在做这样一件工作!”

半生心血毁于战火

  当《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编校一切就绪,甚至影印所需的样张都已完成时,战争来临了。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战争中,一场浩劫将他大半生的心血化为灰烬,张元济遭受了人生中无以复加的严酷打击。

  在上海档案馆现存的一本影像资料中,记录了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厂及附属的东方图书馆被毁后的景象。那天早上8点多钟,日军的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第一枚炸弹就落在油墨仓库里边,
瞬间燃烧起来,那些被溶解了的铅字像水一样在地上流淌。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全部中弹起火被焚毁。随后,日本浪人又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商务印书馆80%的资产被毁。最令人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的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悉数被毁,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

  望着漫天飘舞的纸灰,张元济涕泪长流。他唯有自责,因为他太爱书了。他对夫人说:“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但一切都无法挽回,他仰天长叹:“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无可挽回的、永远令人痛心的悲剧。

  当年商务被毁前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商务的被毁是历史抹不去的侵略者的暴行,而且是侵略者早已有的预谋。日寇曾经放言:我炸了你一条街,明天就可以修复,但是我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你就永远也恢复不了。

延续中华文化

  就在东方图书馆被焚毁的当天,66岁的张元济立即重返商务,主持商务复兴的工作。他又开始了每天早上八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晚上回家校勘古书的生活。张元济对向他表示慰问的胡适说:“如果商务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他说:“平地尚可为山,元济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

  他每天的工作是如此地迫切,他似乎忘却了自己的年龄。张元济又从头开始校勘
《百衲本二十四史》,他仿佛在与时间赛跑,他要赶在灾难再一次来临之前。

  任何人、任何时候看见他,他都在伏案忙碌。他的视力为此受到损害,医生嘱咐他再不能长时间用眼,但他还是坚持,只是用一点眼药水,支撑着。他白天到商务工作,晚上回家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就如同他退休之前那样,直到商务重新开业。

  经过四年多的夜以继日,1936年,《百衲本二十四史》终于出版了。这时,张元济已整整70岁。他对好友顾廷龙说:“能于文化销沉之际,得网罗仅存之本,为古人续命,这是多么幸运啊!”

  1937年初,战争已是山雨欲来。这时,一本小册子在国人中流传开来。小册子很薄,不到5万字,记述了中国古代14个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侠义故事,取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编写者就是张元济。

  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时候,张元济看到,过去有过一些交往的人,有的落水了,有的当汉奸了,比如商务印书馆第一任董事长郑孝胥,跑到伪满洲国当总理去了。置身如此世态和时运,张元济异常沉痛地关切着民族的去路,他觉得应该要提倡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人格。

  他曾对中国自晚清以来的新教育有一种痛切的反省,他认为,新教育之所以没有起到真正的效果,就是大家只注意到知识的“新”,而没有注意到人格的养成。新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如果在人格上是东倒西歪的话,就不是一种成功的教育。这也许是他在国难日益深重的时刻,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更为深刻的原因。他为此书题词:“孔子曰杀身成仁。所谓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掷而人格不可失。”

  八年抗战,张元济蛰居上海。他主持着没有撤离的商务董事会,拒绝在汪伪政权下注册,拒绝与日伪任何形式的合作,甚至停止了股东年会。因为生活艰难,这位古稀老人只能靠卖字维持生活。但即使卖字,他也绝不给汉奸写一个字。

  张元济的孙辈张珑回忆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占领了租界,也想弄出一些社会上有威望的人来替他撑面子,有一次来了两个日本人要见我祖父,祖父就写了个条子‘两国交战,不便接待’,让我父亲下楼去交给日本人。”平日他就在家里,出门越来越少,几乎处于一种隐居的状态。

  虽然隐居一隅,但张元济依然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关注着那因战乱而流散的中华文明的断简残篇。他与叶景葵、陈陶遗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合众图书馆,在沦陷的上海,为散佚的古籍文献搭起了一个家。张元济还给远在北京的顾廷龙写信,邀请他来主持图书馆的工作。

  当时创办合众图书馆,可说是空无一人、空无一物。没有现成的馆址,1939年开始创办,直到1941年才把长乐路富民路的房子慢慢盖起来。张元济和叶景葵都是倾其所有,不仅把两个人所有的藏书都拿出来,口袋里只要有钱也都倾囊而出。

  就这样,张元济又办起了一个图书馆。他在战祸相连,文物图书大量散亡之际,收藏、保存古籍善本,发展成为上海最具规模的图书馆。到1949年,合众图书馆已有藏书22万册。上海解放后,张元济捐出了全部藏书,成为今天的上海图书馆中最重要的珍藏。

  新中国成立时,张元济已是82岁的耄耋老人。1949年底,他中风了,半个身子不能动,只能背靠在墙上,半卧着。他让家人制做了一张小桌,放在床上,靠着这个小桌,张元济依然继续着他的编校工作。

  就在这张小桌上,张元济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完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本书——《涵芬楼烬余书录》。这件事他整整牵挂了20年。

  当年东方图书馆被毁,所幸有574种善本因存放在当时租界的银行保险柜里得以保存。张元济深恐这批幸存的书再出意外,开始对这批图书编目。

  在病榻上,他完成了《涵芬楼烬余书录》的编校,了却了牵挂20载的夙愿;他为新发现的宋代刻本《金石录》做了鉴定,并提写跋文;在弥留之际,他还惦记着古书《册府元龟》的影印出版……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幅对联。一个文明古国绵延至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因为有张元济这样的人。

编辑思想

编辑宗旨

  张元济在参与戊戌变法时,便树立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举办“健社”、“西学堂”,后任职于南洋公学堂。但在腐败的旧中国,这种通过政治途径进行改良的理想,没有最终实现的可能。于是张元济选择了商务印书馆,通过编辑出版这条更为实际的道路来实现他的智民之举。

  通过对编辑文化功能的认识,张元济确立了他的编辑宗旨,即“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他认为,办教育就应当编辑出版编写得体、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适合我国国情的教科书。张元济提出,要杜绝当时的两种通症,一是滥读四书五经,一是用洋人课本。要为中国办现代教育,就不能采用四书五经和那些宣传基督教教义的课本,要采用西方的各种学术,和我国的国民素质、习俗、宗教、政体等结合起来编新的课本。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是张元济编辑教科书的主导思想。

  张元济不仅重视知识的灌输,而且注重新式教科书修身养性之功用。他认为,编制中小学教科书,尤其是中小学修身教科书,是培养国民新的伦理道德的最有效的措施。以商务的第一种新式教科书《最新教科书》为例,课本内容以提倡爱国、提高民族素质、宣扬中华传统美德、普及科学知识为特色。通过学习本国历史,“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仅明了盛衰存亡之故”,发挥新式教科书使“教者不劳,学者不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共和国课本新理科》、《最新格致教科书》等一系列教科书。直到解放,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占全国市场的6/10,为普及新知,推动近代中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成为张元济开启民智、传播新学的编辑宗旨的最好写照。

创新意识

  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 张元济提出了“喜新厌旧主义”。19世纪初,西学开始传入中国。张元济早年曾进翰林院,饱学中国古典文学。而他作为一个编辑家,却积极接受和传播了新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喜新厌旧”的编辑思想。他重视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译介,编辑出版了严复的《天演论》、《群学肆言》、《社会通诠》、《法意》、《日本法规大全》等,还推出《帝国丛书》、《政学丛书》、《商业丛书》、《战史丛书》等一系列介绍西方情况的丛书。同时他还主持编辑了《东方杂志》、《绣像小说》、《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顺应时代潮流的刊物。这些活动都充分体现了张元济与时代结合的编辑思想。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编辑面临着知识老化、思想观念陈旧的问题,我们应当借鉴张元济的编辑思想,以宽容之心和发展的眼光来对待新事物,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实现编辑主体的现代化。

  其次,编辑不应仅局限于顺应潮流,更应有超前的意识。敢为时代先,开时代之先河,这才是开拓创新的真正要义。1902年清廷发布新学堂章程后,各地新式学堂纷纷创办,而他们使用的教材仍是文言古文。张元济以编辑家敏锐的眼光,看到新式教科书将是时代所需,立即与高梦旦、蔡元培一道编写了《最新教科书》,包括国文、修身、珠算、笔算、格致、理科、农业、中外地理等,风行全国。直至1906年,清政府学部才公布第一批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在公布的102种书目中,商务版占54种。新式教科书的编制实为张元济的创举,他开启了近代中国出版新式教科书之先河。

  对注音字母的普及推广,也体现了张元济的开拓精神。他认为,“注音字母亦促进教育之一事”。由于他的重视,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9月率先推出国内第一部《国音字典》和《国音学生字汇》,当时的教育部却在两个月后才正式公布注音字母。次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首册即是以注音字母为内容,作为在初级教育中推广注音字母的教材。1921年上半年,又出版了《国音学讲义》、《实用国音学》、《国音方字图解》、《国音浅说》、《注音字母片》等十余种书籍。从这些举措中可以清楚看到张元济不泥常法、勇于开拓 的编辑思想。编辑的创新活动,是编辑主体意识最突出的表现,它有助于出版社树立品牌、形成特色。正是由于张元济的不断开拓创新,编辑出一大批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图书,商务印书馆才成为晚清以来传播新知新学的重镇,从而在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和学术变迁过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编辑原则

  他的编辑原则十分明确: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的书一定要出,于国民无利甚至有害的书坚决不出,即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了扶助教育,“学术之书,他家力量所不能出版者,本馆可以多出。欧美名著已译成多种,尚可继续进行。现在编译百科全书 ,一二年后当可出版。”整理编校古籍,更是为了使古代文化精华“化身亿万饷世人”。是时图书市场充斥着如《星期六》之类专门迎合低级趣味的小报和杂志,他是从不肯为了赚钱去编辑出版这些荒诞低级、黄色淫秽的书刊的。

在商言利

  张元济的编辑宗旨是坚定的,即普及教育、开启民智,但作为一个实业家,他也并不讳谈“利”字。1901年张元济编辑出版了严复译的《原富》,书中阐述了广义的“理财之道”,认为文明的利己和道德公义之间并无鸿沟,企业家建设性的努力富强国家与利己是一致的。这实质上成为他“兼济义利”编辑思想的理论基础。张元济十分重视广告的作用,以实现良好的 经济效益。以花费他三十年心血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以下简称《衲史》)这部巨帙为例 ,1932年11月4日张元济在给丁英桂的信中说,《东方杂志》所登《衲史》广告“仍战前之言,殊有不合,赶紧停止,改 撰”,“以后关涉是书广告,务先送敝处看过再发,以免歧误”。在张元济的指挥下,商务印 书馆在《申报》上大造广告声势,超过各家同行。1930年6月1日《申报》头版用整版篇幅刊登《衲史》广告,6月中旬到8月底,每两三天就在头版登半版广告。广告不仅是一种重要的促销手段,其内容设计也应多样化。《衲史》在《申报》上印上了百衲本与殿本对比的校样,内容每次更换,还附有北平、南京、沈阳、汉口等地报刊对《衲史》的评论摘要。此外还印制大批《衲史》校样,采用与《衲史》同样的六开线装本,内容除序言之外,有各史版本介绍,还特别在各史中选出一二页样张,用红线划出殿本缺、脱、错误之处,在栏外再用红字作说明,使读者对两种本子的优劣一目了然。样本一面有目的地分赠各地藏书家、学者、学校、图书馆,一面放在发行所及各分馆营业大厅,任凭读者索取。张元济的多种营销手段,对销售《衲史》起了很大作用。据1930年9月17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中所载,《衲史 》仅发售预约就售出一千余部。

  在张元济所处年代中,书业界同样存在着激烈竞争。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两大书业巨头的竞争一直持续了三十几年。面对竞争,张元济坚持重义轻利、义利兼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编辑原则,实际是追求一种大利:即既注重图书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品位,又与市场紧密联系,实现文化追求与商业利益的结合。因此,市场竞争不应成为有些编辑舍弃文化价值的借口,竞争是对编辑提出更高的要求,即编辑要兼具文化意识和市场意识,张元济重义轻利、义利兼顾的编辑思想值得我们借鉴。

编辑重点

  张元济认为,图书质量是衡量编辑人员水平的重要标准。他在编辑活动中,把图书质量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对古籍的编校过程中。由他组织编纂的《四部丛刊》、《 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稿》四大丛书,在我国文献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编校质量的精良,为世人所称道。

  整理古籍,选择善本很重要,找不到较好的本子做底本,就会以讹传讹。张元济以“书贵初刻”作为选择底本的原则。在“书贵初刻”的同时又不能拘泥于宋元旧版,不同版本必须经过反复对比,择善而从。有的明嘉靖、隆庆以前复刻的宋本“其字清朗,首尾完具,学者得之,引用有所依据”,就应当取明本而舍弃过于模糊残缺的宋元版本。他在搜访善本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进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觐,辄影印之。后有善者,前即舍去。积年累月,均得有较胜之本”。

  张元济编校古籍,不仅要求书籍内容精确无误,而且对装帧也十分讲究,重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主张版框四周空白“俱宜宽展,否则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他反对“借口推广文化,谓出版之事,不惟其精而惟其廉”。 在准备影印《册府元龟》时,他认为《册府元龟》“本甚精湛,但晒出样张,大为减色”,要平版厂邀请懂化学的人研究改进。《居易堂集》抄补缺页,他嘱要模仿原书字体补全。他发现《太平御览》格子过小,行数甚密,过于束缚,殊欠生动,要平版厂重写,“将格子放大,落笔较为自如”,对其所用纸张,主张“选最为适宜之品,不宜省钱”。

在出版界安身立命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张元济认识到,“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大众,必然毫无结果”。

  张元济传--出版巨擘而救治的良方,只能寄希望于自下而上逐步改良教育、培养人才、传播新知、转变风气,这才能给变法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最终取得社会的进步。这样的躬身反省,培植了他后来选择与教育紧密相关的出版作为终生事业的思想根基。1898年10月,被贬黜的张元济离开京城,在李鸿章的推荐下,来到了“新学枢纽之所”的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而其主要的工作,则是翻译出版西学书籍。这使他有机会结识了到处寻找印刷生意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二人一见如故。

  世间的事充满偶然与必然。如果不是夏瑞芳有借重文化人的心思,如果不是张元济的思想有了改变,他们的相遇也不会促成现代出版业重镇——商务印书馆的崛起。1902年,受夏瑞芳的热情邀请,张元济毅然辞去南洋公学职,到商务印书馆任事。张元济的到来,为早期商务的发展确立了新的方向。商务的主体业务逐步由印刷转变为出版,并渐及其他与教育相关的事业,例如兴办学校、创办图书馆、制作教具仪器、拍摄电影等。张元济的个人地位和声望,也给商务带来巨大的作者资源,在与知识界、政界,尤其是教育界的紧密联系中,商务猛增了许多声名烨烨的合作者。有论者说,这是近代传统士大夫与工人阶层、文人与商人成功合作的鲜见例子。

  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到商务印书馆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编写适应现代教育的教材。20世纪初叶,新式学堂纷纷设立,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师资和教材的极度匮乏。张元济曾有通艺学堂和南洋公学办学的经验,对时势的敏感,使他果断抓住机会,以教育热情和专业意识,推进教科书的编撰。他主持编写的“最新”系列教科书,以其完善的内容和形式,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当时的教育革新。正是这套以全民教育为目标,按照教育原理编写而成的教科书,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也是这套行销全国、一印再印的教科书,奠定了商务在出版业中的优势地位。

  教科书的成功,使张元济更加坚信了出版于教育的意义,也坚定了他把商务印书馆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处。1904年,汪康年转告张元济,说清廷拟请张元济出任外务部职事,张复信辞谢,表示进入商务后的心情是踏实的:“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做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类似的辞官事件还有1907年辞外务部、邮传部任职,1913年辞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职;类似的表达还有1917年致蔡元培信:“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在张元济的心目中,商务印书馆已成为他事业的重心、人生的园地和实践自己素志的好地方。

  从张元济留存下来的日记来看,记载的内容也确实大多为出版事务,而且颇为细碎琐屑,从制定馆务规则、购进新式机器、图书销售发行,到某人违纪应予处分等等,涉及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张元济以文化人的身份投身实业,实业家的身份又使他力避“务虚”,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所以章锡琛说他“没有丝毫官僚习气,他在编译所中,每天总是早到迟退,躬亲细务,平时写张条子,都用裁下的废纸,一个信封也常常反复使用到三四次以上”。

  张元济“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事务主义工作方式,从一个侧面颇能反映他做事为人执著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张元济还有他超脱的一面。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包括精力的有限与思想资源的有限。在五四新思潮蓬勃兴起的时候,他一方面尽量跟上潮流,另一方面则心生退志,照他的说法是“引避贤路”。1920年春,他五十五岁,宣布辞职引退,而且没有商量余地。在答复孙壮、孙伟的信中,他谈到辞职的根本动机:“……吾辈在公司几二十年,且年逾五旬,体力均非健硕,岂能永久任此繁剧。亟宜预备替人,培植新进,以谋公司可久可大之计。……且吾辈脑力陈旧,不能与世界潮流相应,若不引避贤路,恐非独于公司无益,而且于公司有损。弟实不忍公司陷于困境,而志不得行,故毅然辞职,以为先去为望之计。”这样的“老计”,是含有他对时代进步的自觉认识,体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前行者的情怀。

  1926年,按中国传统算法,张元济60岁,他坚决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监理职务,算是正式卸职退休了。虽说不久后又被推选为董事会主席,对公司事务仍居顾问之位,但毕竟有更多时间专心于他喜爱的古籍校理和出版工作。影印古籍为张元济早就留心之事,早在1904年他即为商务印书馆构筑收藏古籍的涵芬楼,大量搜罗善本典籍,一方面是为商务影印古书提供版本保障,另一方面也有抢救文化遗产,避免母邦文献流入异土的可贵意图。1920年前后,影印出版大部头古籍的条件渐趋成熟,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及时辑印了《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大部古书,为商务印书馆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可观的收入。他在其中担当的角色不仅是一位内行的出版者,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版本学家,亲自参与整理古籍,在版本、校勘方面显示了深厚的旧学功底。1926年从监理位置上退休以后,张元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版本淘漉、校勘整理、影印描润等烦难而琐细的工作中。该书1930年开始出版,因“一?二八”事变一度中断,直至1936年才告竣。它在史书出版上所具有的承先启后作用,是毋庸置疑的。1948年8月,张元济被选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隶人文历史学科,当选的原因是“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

  1936年,张元济70岁。由蔡元培、胡适和王云五发起,收录当时二十多位文化界名人学者在各自领域的学术论文,编印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以此特殊方式为这位出版界前辈祝寿。在“征文启事”中,张元济被朋友们称为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这是对张元济一生思想性格和文化态度的高度概括。趋新而不躁进,温和而不保守。在这点上,张元济与他的好友蔡元培颇有相似之处。当年蔡元培到北京大学当校长,一方面引进胡适、陈独秀等新人物,另一方面又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使各方面学者同流并进,为北京大学确立了一种非急功近利却有助于学术、人格发展的文化精神环境,进而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和思想的新纪元。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多年,同样在大力引进新人、擘画出版方针时,注意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既关注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译介,又着力传统典籍的整理,新与旧,中与西,并行不悖地共存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结构中,从而使商务印书馆别具一种有容乃大的恢宏气度,进而引领了新式出版文化建设的新方向。这一南一北两个最重要的学术文化机关,一个作为我国最高学府,一个作为我国最大书局,一起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新文化的基础。

张元济与上海交通大学

  在交通大学的历任校长中,第二任校长张元济是一位颇具传奇经历、对教育文化事业及祖国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有大贡献的人物。

  1899年初,张元济到达上海后不久,便应盛宣怀的邀请,出任南洋公学(现在交通大学的前身)译书院院长(据张元济说,盛宣怀邀请他是由于李鸿章的推荐)。自此,张元济开始了他在南洋公学3年多的工作历程。南洋公学译书院初创时院址设在虹口,同年秋迁往提篮桥。张元济先后主持编译了物理教材: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法国包尔培与英国保罗伯德台合著《中等格致读本》;历史方面的书籍有英国索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日本松平康国的《美国宪法史》等,实用科学有《社会统计学》几种书籍。

  1901年初,张元济兼任公学代总理。接任后,他便致力于公学特班的筹办。张元济亲自主持特班的招生考试,先笔试,后面试,共取学生42名,都是二三十岁,在中国文学方面有相当根基的人。

  张元济雕像张元济对师资非常重视,认为一个作为尝试性质和尖子的特班,必须有一流的教师。其时,张的老友蔡元培从绍兴到上海。蔡虽未像张那样参与维新活动,但同情维新派。他认为康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事先不培养革新人才,希图以少数人取代政权,此为致败原因。这一观点与张吻合。故张请蔡出任特班主任,两人一拍即合。特班另聘王舟瑶、赵从蕃为教习。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职时期,特别是代任总理期间,工作繁重,加之路远耗时,他平时住宿在学校里,极少回家。他时常直接找学生谈话,询问他们的功课。蔡元培任职后亦在校内住宿,两人常作彻夜长谈。

  当年南洋公学学生平海澜后来曾回忆张元济在南洋公学的情景:张先生励精图治,真好。他是非常爱研究学问,勉励先生读新书。譬如本来我们是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御批通鉴辑览》等旧书的,他改掉了,教我们读严复的《原富》。他的教法,读一遍,一遍读了好几页,马上就回答,那么我们小孩子怎么答得上呢——十三四岁读《原富》!从这段回忆中可知,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是倾心尽力的,并对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作了改革,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和爱国思想。

  后来,因他的办学思想与监学美国人福开森不合,1901年5、6月间,他便向盛宣怀请辞,未被接受,8月坚辞代总理职,专任译书院院长。1903年,南洋公学由于经费短绌,译书院及东文学堂停办。张元济遂离开南洋公学,加盟商务印书馆,开始了其人生的又一重大转折。从此,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出版事业中,直至终老。

张元济与毛泽东的交往

  张元济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1949年9月。当时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张元济这位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爱国老人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9月19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陪同游览的还有陈毅、刘伯承、粟裕等。一路上大家兴致勃勃,谈笑风

  毛泽东与张元济(前左三)等人共游天坛生,并合影留念。休息的时候,毛泽东请张元济坐在身边,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回答:“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京官岂能来此?”毛泽东听了爽朗大笑。毛泽东还问了一些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召见时的情况。谈到商务印书馆,毛泽东说商务出版的书有益于人民大众,他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毛泽东还说,商务出版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10月1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张元济,并共进晚餐。张元济向毛泽东建议,要想国盛民富,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表示赞同。

  1950年底,张元济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怀着喜悦的心情于12月30日和次年4月15日、5月26日、8月29日四次写信给毛泽东,并先后寄去“告存诗”《积雪西陲》和古诗《西藏解放歌》。毛泽东复信对这两篇诗作给予高度评价。他们之间前后通信共有十多次。

  1952年底,上海筹建文史馆,中央决定请张元济出任馆长。但张元济因偏瘫床榻,没有同意。翌年春,陈毅市长两度到其榻前转达毛泽东指示:“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非其莫属”。他不再推辞。

  1958年春,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特地去医院看望病情日趋严重的张元济。当周恩来对他说“主席特托我来探望您”时,张元济脸上流露出欣慰之情。一年后张元济谢世。

张元济卖字

  太平洋战争打响,上海“孤岛”沦陷,商务印书馆本部早已迁到后方,上海的商务发行所和各工厂都被查封,书籍被抄走460万册,铅字50多吨,启封时发还的只是一小部分。

  张元济仍留在那里苦撑危局,既不向日伪当局注册,更拒绝日伪的“合资”、“合作”,只以印刷一些旧版书籍

  民国时期的张元济和古籍勉强维持营业。他自己的家庭境况也日益窘迫,连为数不多的善本书都陆续卖掉了。即使如此,他也从来没想过要低头。大约1942年初,两个日本人前来求见张元济,他在对方的名片背后写下“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个字,拒绝见面。他与汪精卫本来有私交,上世纪20年代,他去广州,汪曾陪同他拜谒黄花岗烈士墓。当汪与日本人合作后,他就不再与其有任何来往,汪托人带来与陈璧君合著的《双照楼诗集》,他嗤之以鼻,始终不予理睬。

  在一位亲戚的建议下,张元济开始卖字,他写给商务天津分馆经理的信中说:“上海百物昂贵,生计大难。弟今岁起以鬻书度月。”他参考当时书家的润例,制定一份“鬻书润例”,除了请京、津、杭等商务分馆分发润例、代收写件,还将书法交给荣宝斋、朵云轩、九华堂、汲古阁等书画店代销。当时他刻有一枚图章,有“戊戌党锢孑遗”字样。他孙子张人凤记得,每隔几天,他就要在饭桌上写几件书法作品:“祖父用一个圆形的大砚台。竹制的笔筒内插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他写得最多的是对联。先将裁好的宣纸摺成七格,在饭桌上铺好厚厚的几层报纸,再将宣纸铺上拂平,然后挥笔。有时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写,有时站在他对面,写完一个字,帮着将纸向前挪动一点。祖父有几本楹联手册之类的东西,可能是根据求字人的身份、爱好,挑选词句。他挥笔时,我们在旁边是不能说话的,写完了,可以向他问长问短。”

  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附庸风雅,托张元济的一位亲戚送去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他从支票的印章发现是傅式说,马上断然拒绝,退回支票,修书一封,其中说:“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

张元济出版物以及著作

  张元济致力于引进西学、介绍新知,精心选择、组织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影响尤为广泛深远。在他主持下,商务还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工具书。1915年,我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问世,开创了我国现代工具书的出版先河。此外,商务还编辑出版了十多种在民众中有广泛影响的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

  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又密于检察,所著《涵芬楼烬余书录》、《宝礼堂宋本书录》、《涉园序跋集录》集近代目录体例之长,又检录綦详,已成为现在古籍鉴定援引例证之一。此外,还著有《校史随笔》、《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张元济图书馆

  张元济图书馆张元济图书馆在武原镇文昌东路,1984年8月筹建,1987年5月8日开馆。陈云题书馆名。图书馆占地8670平方米,有阅览室、少儿书库和张元济先生纪念室等。馆舍为仿古建筑,池塘亭桥,花木扶疏,可游憩。

  张元济先生纪念室,正中为张氏半身汉白玉塑像,室内陈列张元济生平事迹、著作、研究论文和地方文献。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海盐武原镇人。

  张元济一直关心与支持家乡文教事业。竭力搜求、保存故乡先贤遗著,其于民国30年1至4月捐赠上海合众图书馆的珍贵书籍就有:嘉兴府前哲遗著496部、1822册,寄存(后永远捐赠)的张氏先世著述及所刊所评校之书104部、856册;海盐县先哲遗著355部、1115册。民国10年始,张元济与葛嗣彬、金兆蕃、王甲荣等发起补辑《檇李文系》,并主持其事。几经中辍,最后完成,续辑较原编约增一倍。他亲笔抄录《目录》4册。但书未能印成,抗战前原稿装订78册藏嘉兴图书馆,经历事变,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张元济故居

  张元济在抗日战争时期韬隐沪滨,拒与日军来往,1946年迁入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沙发花园24号。该园1916年

  张元济故居前为英籍犹太人沙发的私人花园,西洋格式布局。1933年,浙江兴业银行购得此园地后,由英籍建筑师事务所马海洋行设计,新建74幢三层高的花园里弄住宅,仍名沙发花园。五十年代改名为上方花园,寓有幽静美好之意,由张元济题名书写。1958年,张元济病逝在24号寓所。

  上方花园建筑风格多样,有独立式、两户联立式、多户联立式等。建筑形体主要为西班牙式建筑,栅门、窗栅、阳台、栏杆都用铸铁精制而成,室内宽敞明亮,硬木打蜡地板,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24号为新式三层里弄房子,每层有两间并排的大房间,屋前有一个院子,内植雪松、紫藤架、花草树木等。该建筑现为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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