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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名张煦,189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9月1日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金溪镇一个经济富裕的家庭,1983年9月1日逝世于成都。按生前遗嘱,骨灰送回蓬安安葬在他的出生地,金溪镇俞家坝。逝世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政协委员,《藏汉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主编,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顾问。 张怡荪幼时,就读于家中私塾,学习四书五经。他的祖父旧学基础好,十分重视孙辈读书,每日除讲堂由老师授课外,晚上还亲自讲解一篇文章。张启蒙时,年纪很小,晚上读书常由姐姐帮助点灯。稍长即进入县城、省城读书。1915年(民国4年),于四川省高等学堂毕业后,张渴求到北京深造,但父亲惜财,不愿继续供给学费,经人介绍,到保宁联合中学校当英文教员。靠着自己积蓄的钱,1917年一天,趁天没亮时,背着父亲悄悄给辛勤教育自己的祖父磕了头,离开了家庭,只身到北京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学生时,就有《公孙龙子序》等文章发表。从1921年到1935年,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讲师、教授,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校务委员,讲授《国文》、《楚辞》、《韩昌黎文》、《文学专家研究》,开过《文学史》、《古代汉语》、《文字学》、《梵藏修辞学》和《佛典翻译文学》等课程。由于他中国文学功底深厚,思维活跃,又富有幽默感,讲课很受学生欢迎,著名诗人臧克家青年时听过他的课,称赞他《楚辞》讲得好。 张怡荪在研究中国语言学和典籍方面很早就显露了才华。在语言文学方面,他写过《<玉篇>原帙卷数部第叙说》的专著(由山东大学出版)。研究《老子》,他和梁启超还有一段为学术界广为传扬的佳话。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到北大礼堂作了一次关于《老子》成书年代问题的学术讲演,礼堂座无虚席,连窗台上都挤满了听众,张当时也坐在窗台上。梁启超在演说中认为,《老子》一书有战国时期作品之嫌,并诙谐地对听众说:“我今对《老子》提出诉讼,请各位审判。”张听了不以为然,他凭着在窗台上匆匆写在几张临时找来的烟盒纸上的笔记,连夜用文艺形式写成了一篇学术论文,文中称梁先生为“原告”,称“老子”为“被告”,自称是“梁任公自身认定的审判官并自兼书记官”,以在座“各位中的一位”的身份“受理”梁先生提出的诉讼,进行“判决”。其“判决”全文如下:“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在不能丝毫证明《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的嫌疑,原诉驳回,此判。”全文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对梁的论点逐一批驳,批评名满天下的梁启超“或者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由于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谬横生,势同流产。”洋洋洒洒,达数万言,寄给了梁启超。作为大学者的梁启超收到文章后,并不介意作者的尖刻用语,而是十分赞许作者的才华,尽管并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仍然亲自为该文写了如下题识:“张君寄示此稿,考证精核,极见学者态度。其标题及组织,采用文学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对于此案虽未撤回原诉,然深喜《老子》得此辩才无碍之律师也。”张的学术论文连伺梁启超的题识,在《晨报》全文发表,张怡荪也因此而负才名。① 但是,后来张怡荪放弃了对中国文学和典籍的继续深入研究,而把重心转到了研究西藏文化上。1928年,他在清华大学执教期间,就在陈寅恪先生那里接触到藏文资料。后来又阅读过不少藏学著作。他发现藏学著作大都来自国外的研究者,特别是工具书,当时仅有一本薄薄的《藏英字典》,和两本词条不多的《藏英辞典》,亦均是外国学者所编。他认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藏族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民族,藏学是中国的学问,中国首先应该研究它。他决心要改变藏学研究的现状。于是一方面拜喇嘛为师,学习藏文;一方面收集藏学研究方面的资料。同时,根据研究藏学方面的需要,又和一些佛学研究团体的成员一道,共同研究佛教哲学。在实践中,他感到要打开藏学研究的局面,“要揭开藏族文化的宝库,就必须有一部完善的工具书,即便于自己使用,也可以为后来者搭下一座桥梁”,“遂萌下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念头。”②他时已三十多岁,他的夫人和一些朋友都不赞成,认为他研究中国文学会有很大的成就。有人说他已经是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了,又来改行,另辟蹊径,“这是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不可取也。”③更有人讥讽他,说他是“丢了现成的铁不打而去挖矿。”他认为中国的事就是要由中国人干,坚持走自己的路,而且还邀集北大、清华的一批愿意从事西藏文化研究的同事共同研究。后来日寇的侵略,越逼越紧,国内的大学不愿做这个难见成效的科研工作,他又不愿去教会大学按外国文化侵略的口味办事。1935年以后,他从青岛返北京,在园恩寺用自己的积蓄租了房屋,成立西陲文化院,自任院长,购买书籍、资料,翻译了《宗轮晶鉴》(即土观政教史)等藏文典籍。他当时,“要获得一份资料,谈何容易,最初为这部辞典寻找藏文条目”,“就曾托人两上五台山,借阅藏文本的《集论》……,为了收集国外藏学研究的资料,就多方面托人购置,个人财力有限,有时得竭锱铢而求之。”④1937年之秋,“月惨芦沟,风哀南苑,机群震空,炮声撼地”之时,他编成了《藏汉集论词汇》和《汉藏语对勘》两书,由于“平津甚严文字之禁”,只好“潜移南行,入沪求印。”但一至上海,能铸藏字之南市已经沦陷,“迫去香港”,⑤方得以印刷。这两本书的序言都写于旅途中,其中《藏汉语对勘》序言,还写在1938年1月15日长沙二次空袭警报刚解除之后。 继后,张怡荪回到成都,放弃去大学任教,扔下即将成书的其他著作,在成都正式挂出了西陲文化院的牌子,全力以赴,投入辞典编纂工作。1938年8月,他刊印了他编著的《藏文书牍轨范》、《汉藏语汇》。1939年,编成《汉藏译名大辞汇》。他还专门请了藏族著名佛学大师、爱国老人喜饶嘉措到西陲文化院主讲佛经。1941年,藏汉词条注释基本完成后,国民政府想让西陲文化院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为他们培养所谓的“边务人员”。由于张怡荪进行了抵制,他们一方面让四川省教育厅停发补助费,一方面又以教育部的名义叫送预算,软硬兼施。张为避免麻烦,也为了更好地收集资料。于是远去康定,接受了《西康通志》的总纂任务。在康定,他遭到“调统”特务指使的散兵的毒打。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在编写志稿的同时,继续从《杂集论》、《瑜珈师地论》、《俱舍论》等藏汉文本佛书里广泛收集词汇、短语,不停辞书的编纂工作。1945年,他既完成了志稿编写任务,还编写了国内第一本《西康省分县地图集》,也完成了分装十大册的《大辞典资料本》。这是建国前全国藏汉辞书中资料最丰富的一个稿本。1948年,张怡荪到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他千方百计培养藏学、藏语研究人才,他义务性地开设藏语和藏学的课程。他曾鼓励学生说;“研究西藏吧J这里好比一块肥得流油的土地,撒下种子就要开花结果。西藏文化是一座宝库,只要钻进去,就可以获得很多宝贝。”他曾采用各种方式培养《藏汉大辞典》的编写人才,《大辞典》编写人员中的金鹏、王沂暖等著名人士,都是他培养的学生。 解放后,张怡荪出任四川大学教授兼文科研究所所长,继续主编《大辞典》。1958年,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成立后,《大辞典》划归分院领导,他调分院。在分院党委支持下,张率领《大辞典》编纂组,前往拉萨,深入群众,采集口语资料。张时已65岁,途经西安时,西藏一位负责同志担心他年龄大,体力不支,难以适应高寒地区的气候,执意劝他返回成都。张却说;“感谢党对我的关怀,但编成《大辞典》是我多年的夙愿。此次受分院之命,一定要去拉萨完成《大辞典》的编纂任务”。⑥几经磋商,拗不过他的执着,这位领导同意他去了。在西藏,各方面给编纂《大辞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藏族著名的诗人江金·索朗杰布和著名的老学者洛桑图旺、洛桑多吉热情赞助,积极参加工作。张十分兴奋,在与编纂组副主编祝维翰商量后,决定改弦易辙,打破原稿规模,扩大收词范围,走综合双解的道路。由于工程浩大,他在拉萨一直住到1962年才回成都。拉萨气候恶劣,饮食不便,他并不在意。1959年12月22日,他有一首诗写道,“朝捧稀糜晚酪浆,强因文字付平章,千山寒雪侵虚室,一片晴云走大荒。楼阁罗香擎易举,日星悬照傍偏长,史仓不见通弥(西藏苍颉)去,觅取邗沟愧对忙。”⑦工作中他仔细审阅每一个词条,一丝不苟。他常说:“辞典就是老师”,编纂者“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 1963年《大辞典》归省民委领导,他随之调入四川民族研究所。1964年《大辞典》初稿终于编成,张怡荪和祝维翰两人亲自送中央领导和同行专家审查,各有关方面给了充分肯定。国家民委在《关于〈藏汉大辞典〉出版问题座谈纪要》中对大辞典评价指出,《藏汉大辞典》收词相当丰富,解释比较详细,它已经超过了现有藏文辞典水平,有出版价值。当即拨款5万元,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试印试用本。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大辞典》变成了“大毒草”受批判,张也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冲击。但他没有动摇,多次写信给有关单位和领导。1977年,他给邓小平,方毅写信,提出恢复《大辞典》编纂工作的要求,邓小平、方毅和乌兰夫亲自作了批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出版局,根据批示召开了恢复《大辞典》编纂工作的会议,正式下达了文件。乌兰夫在接见四川省民委主任扎西泽仁时说:感谢张怡荪先生为藏汉人民做了一件大事。国家民委和国家出版局的萨空了、许力以,在成都召开的座谈会上,也向张怡荪表示感谢和祝贺。《大辞典》编纂工作恢复以后,急需专家,但长期同他合作的副主编祝维翰因“文革”被安上的莫须有的罪名,仍在农村劳动。经多方联系方借到成都工作,可是因问题没落实,一家生活十分困难,张不仅给房居住,而且用自己的工资每月给祝补助20元。1978年编纂工作上马,他亲自抓编务。1979年《大辞典》终于出版了征求意见稿。1981年,张把自己珍藏的两部《甘珠尔》和一部《丹珠尔》、几百包藏文书籍捐给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并要家属在他身后,把他积累的藏文书籍全部捐赠四川民族研究所,供后继者使用,希望后继者全面打开西藏文化的宝库。这年他在接见记者时风趣地说,自己是“二八佳人”。“二八是指自己年龄已经88岁,佳人是指自己锲而不舍,始终傲这项工作。”他在回顾了《大辞典》五十年的编纂历史说:“只有在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使自己为实现沟通汉藏文化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也只有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才能实现自己的夙愿。”⑧ 1985年,《大辞典》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它是我国第一部供阅读藏文典籍、研究藏学课题以及解决实际问题使用的大型综合工具书。全书收词53000余条,以词语为主,兼收百科。这部辞书无论就藏族文化的开拓面,收集系统和编写内容的深度以至体例的建立等方面较之国内外同类辞书,均有较大的提高,“对藏语文化的发展和藏汉文化的交流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⑨1987年,《大辞典》参加了香港举办的国际书展。 张怡荪为《大辞典》奔波一生,探索一生。隆莲将他比作集《尔雅》学大成的大学者郭璞,称他编纂的《大辞典》是“鸿篇高映雪山曛”。在省民委举行的追悼会上,“张怡荪治丧委员会”指出:他是“一位勤勤恳恳的爱国学者,解放前不满国民党统治,不受国民党利诱,不为势屈”,“他历来重视民族团结,对共事的藏族学者十分尊重。”他的逝世是“民族文化工作的一个损失”。对张怡荪作了确切的评价。 【注】:①见《百科知识》1983年12期16~17页,②④⑧见《文汇报》1981年5月3日《社会主义使他有了闪光的晚年——访<藏汉大辞典>主编张怡荪》,③⑥见《西藏研究》1984年二期《鸿篇高映雪山曛》一文,⑤见张怡荪《汉藏集论词汇》和《汉藏语对勘》两书的自序,⑦见张怡荪诗《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藏汉字典工作组同志在拉萨工作宜外留影以赋》,⑨见张怡荪治丧委员会为张怡荪写的《悼词》,⑩见隆莲1983年得知张怡荪逝世时写的诗,全诗为;“婆娑远续会明文,艳说搜奇郭景纯。惆怅曲终人不见,鸿篇高映雪山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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