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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孟缉(1908年9月12日 - 1997年12月19日),字明熙,湖北武昌人,著名的军事将领。

  彭孟缉于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后奉派赴日本战野炮兵学校进修,返国后任陆军炮兵学校主任教官。中日战争期间曾参加淞沪战役长沙会战,而升任陆军总司令部中将炮兵指挥官。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国民政府所接收,1946年彭孟缉来台湾担任高雄要塞中将司令。“二二八事件”由于彭孟缉妥善处置,受层峰赏识,先升任台湾警备总部司令,之后出任台湾保安副司令、卫戍司令等要职。

  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后,1950年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成立,彭孟缉担任主任,此后并成立高级班及石牌班等训练机构。1952年担任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1954年擢升为副参谋总长,在参谋总长桂永清去世之后,彭孟缉接任参谋总长。1957年调任陆军总司令并兼台湾防卫总司令。1959年晋升陆军一级上将,再任参谋总长。1965年担任“总统府”参军长。1967年先后出任台湾地区驻泰国及日本“大使”。1972年彭孟缉担任战略顾问,退休后于1997年逝世。

  彭孟缉,原名明熙,字真如,号念先。湖北省江夏城(今武汉市)人。1908年9月12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七日)生。

  彭孟缉早年曾就读于湖北省汉阳文德书院,旋转入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学习,未及毕业。1926年3月,彭孟缉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4月在入伍生总队接受军事教育;11月正式编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学习,参加了“黄埔同学会”。1927年8月彭孟缉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任陆军第十三师炮兵营排、连长、南京公安局政治训练处股长等职。1928年4月被派到日本野战炮兵学校学习。1931年7月回国后任中央炮兵学校主任教官。1932年3月参与组织“复兴社”,任中央干事会候补干事兼炮兵学校分社干事,并出任陆军炮兵训练委员会及陆军福斯山炮兵研究委员会委员。1933年任炮兵第一旅第一团第一营营长,陆军官校政治干部训练班教官,参加了延平、古田“剿共”战役。1934年6月兼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班教官;12月调任陆军炮兵学校教官。1936年4月彭孟缉调任陆军炮兵学校重炮兵团(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机械化重炮团,团下有三个营,每营有两个连,每连配备重炮四门)团长,彭孟缉与邹作华、黄国书(台籍)并称炮兵三杰,为我国机械化重炮兵的发展奠下基础,贡献巨大。

  1937年2月任陆军独立炮兵第十团(机械化重炮团)团长;7月抗战爆发,8月彭孟缉率炮兵第十团参加了淞沪抗战,11月撤退时,炮兵第十团部分火炮被已经埋下地雷的公路桥拦住退路,炮团战士忍痛将炮推入河中。1938年4月27日彭孟缉晋任陆军少将,任陆军炮兵第七旅第十团(三营六连制,每连以十五榴炮4门编成)团长,后任炮兵第七旅副旅长。1940年6月任重炮第一旅副旅长。1941年6月任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炮兵第一补充兵训练处处长。1943年1月任炮兵第一旅旅长。1944年兼第四战区炮兵指挥部指挥官。1944年9月参与桂阳、柳州战役;12月任黔桂湘边区总部炮兵指挥部指挥官。1945年5月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炮兵指挥部中将指挥官;8月15日日军无条件投降,彭孟缉主持了日本炮兵部队受降仪式;10月随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到台湾,12月军政部派彭孟缉为第二要塞调查组主任,负责高雄港之要塞调查。

  1946年7月,台湾正式成立基隆、高雄、马公三个要塞司令部,彭孟缉任高雄要塞司令部中将司令官。

  1947年2月28日,专卖局缉私人员和警察武装取缔私烟摊贩,枪杀群众,台北市群众奔赴行政长官公署,要求面见省主席陈仪,长官公署却枪击民众,台湾各地相继举行起义,反抗暴行,称“二二八事变”;3月3日晚上,高雄市民响应台湾各地起义行动,开始到处搜索贪官污吏;5日,高雄参议会号召市民参加抗暴,市民与学生遂集结于高雄中学,编成部队,由涂光明(时任高雄市敌产清查主任)担任总指挥,在地警察两百余人也携械参加,这支高雄起义军在一日之间控制了市内所有军政机关,只剩拥有重兵的高雄要塞司令部尚未被缴械,而要塞司令彭孟缉正准备进入市内袭击起义市民;6日上午,处理委员会委员为防止流血牺牲扩大,乃推派黄仲图(高雄市市长)、彭清靠(高雄市参议会议长)、涂光明、曾凤鸣、林介等五名代表上山到要塞司令部,意图规劝彭孟缉自动解除武装,而后再谈处理办法,不料彭孟缉当场开枪打死涂光明、曾凤鸣、林介等三人,并扣留拷问彭清靠,只放黄仲图一人下山回复,司令部所属官兵三百余人攻下山来,直杀入市政府,当时处理委员及市民尚在市政府等候谈判代表回来报告,要塞军队以机枪、步枪向这些人扫射,当场击毙三十四人(其中有王石定等参议员四人),射伤百余人,随后不分青红皂白地见人就开枪滥射,马路上横尸遍野,哀号呼救之声不绝,这时青年学生也纷纷勇敢地反击,到处是混乱的巷战,至半夜,由学生坚守的前金派出所终于被彭孟缉的军队夺回,学生全部壮烈牺牲,仅仅这一天,伤亡的高雄人竟达数千人!彭孟缉因此被人称做“高雄屠夫”。

  1947年5月5日,“台湾全省警备总司令部”成立,彭孟缉升任第一任司令,任内对于“良善者固均予以保障,而险恶者亦未使其漏网”。1948年9月22日晋任陆军中将。1949年1月18日,“台湾警备司令部”成立,陈诚兼任总司令,彭孟缉任副总司令;8月20日,秘密保安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于台北圆山,由唐纵(警政署长)挂名召集人,蒋经国掌握实权,彭孟缉等人为该会委员;9月1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改编为“台湾保安司令部”,彭孟缉改任“台湾省政府”委员兼“台湾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

  1950年3月,蒋介石派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协调指挥各谍报部门,主持全台最高的情治机构,并兼任圆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6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保安司令部”官兵大会上宣布由吴国桢任台湾保安司令,彭孟缉任副司令,后兼任台湾省保安处处长、“革命实践研究院”附设干部训练团主任等。1952年7月16日,“台北市卫戊司令部”成立,彭孟缉兼任司令,并兼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军学研究会主任、动员干部训练班主任、军事动员设计委员会主任;10月19日当选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1953年1月28日加陆军上将衔。1954年5月,彭孟缉接受友人的劝诫向蒋介石请辞,将“情治大权”交予蒋经国执掌,7月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桂永清)”副参谋总长;8月12日桂永清突然病死,13日彭孟缉以陆军中将军阶加上将衔,代理“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他与时任总统府参军长的孙立人,常因“体制”问题发生冲突。1955年5月25日,台湾爆发少校郭廷亮发动“兵谏”案,彭孟缉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以郭廷亮孙立人部属为由,对其实行看管侦讯,孙立人被判处监禁;6月20日彭孟缉正式就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同时晋任陆军二级上将,权势如日中天。1957年5月24日,台湾发生“刘自然事件”,蒋介石为向美国交代,撤换包括“参谋总长”彭孟缉、“陆军总司令”黄杰、“宪兵司令”刘炜、“台北卫戍司令”黄珍吾在内的高级将领,6月25日彭孟缉调任“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部”总司令,他在总司令任内特别重视军中情报的搜集,使当时的军中安全,号为“国府迁台以来最严密者”;10月23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常务委员。

  1959年6月29日,彭孟缉再次担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并晋任陆军一级上将。1960年兼任“总政治部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积极精练三军,提高士气。1961年4月4日,彭孟缉下达极机密指示,对金门8吋巨炮向大陆发射核武进行研究。1963年11月22日当选为国民党第九届中央常务委员。1964年1月21日,湖口装甲兵基地发生一宗严重违反军纪事件,即一般通称的“湖口兵变”,所谓的湖口兵变纯粹是赵志华个人的牢骚事件,彭孟缉却主张严惩罪犯与肇事有关的军官,自装甲司令部郭东阳以降到装甲参谋长金仲纯,都受重惩,甚至连蒋纬国都牵连在内,背了一辈子的“黑锅”。1965年6月27日调任“总统府”参军长,并奉颁青天白日勋章。1966年10月,彭孟缉退役任“中华民国”驻泰国“大使”。1969年2月改任“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4月9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197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彭孟缉调回台湾,11月回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一级上将委员。

  1973年3月16日,台湾“中华民国羽球协会”制定会章,成立理监事会,推选彭孟缉为会长。1974年曾在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就读,到课守时,三年不辍,用心学问,极受赞誉。1975年2月调任“总统府”一级上将战略顾问。1976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1年4月3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为赎以往的罪恶,彭孟缉晚年信佛信的相当虔诚,对往事,他从不为自己辩解。1988年7月12日被聘为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且为评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93年8月被聘为国民党第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并仍当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97年8月继续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五届中央评议委员,并再次当选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1997年12月19日,彭孟缉因病逝世,终年九十岁,20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怀远堂举行公祭,“总统”李登辉特颁“旌忠状”与“勋猷懋着”挽额,以“表彰其对国家的贡献”,“行政院”院长萧万长亲临致祭,葬于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第八号墓穴。

  彭孟缉生平对历史素养颇深,他对蒋氏父子忠心耿耿,在台湾实行铁碗统治,为蒋介石经营台湾打下坚实基础,因而官运亨通,彭孟缉手段毒辣,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屠夫做法至今仍让台湾人发指,他一生的主要经历,以情治发迹,而后成为军令系统首长,显示他的“政治性格”颇有过人之处,之所以能久居高位而持续不下,主要与他“先意承旨、任谤任怨、服从性高”的家臣性格有关。

  附:彭孟缉228事件之争议,本省暴民残害外省普通民众被刻意淡化

  台“中研院”院士黄彰健和近史所研究员朱浤源今年初共组「二二八研究增补小组」,展开二二八事件考证调查,两人近日透过彭孟缉之子彭荫刚,获得两篇未收录在二二八事件官方调查报告的新史料,是当年高雄市长黄仲图、高雄市参议会议长彭清靠(“总统府资政”彭明敏之父)写给彭孟缉的两份文件,可能洗刷彭孟缉在历史上的罪名。黄彰健指出,新史料显示,黄仲图、彭清靠等人当时是被涂光明逼上山的,因涂光明有枪,而且威胁他,不配合将「会变成肉片」。这点与坊间所谓黄仲图、彭清靠和涂光明代表台湾人民上山不符。黄彰健进一步说明,黄仲图等人上寿山後,彭孟缉并非如坊间所传下令杀人。根据新取得的证据,涂光明等人是社会人士、不具学生身分,当时双边人马经过一番谈判。但涂光明亮出枪械,威胁彭孟缉接受包括国军缴械等九项条件,彭孟缉遂将其移送军法审判。三月八日,涂光明等三位自称学生代表者被依军法枪决。但官方提出的二二八调查事件报告只提到涂光明等人有九大要求,却不愿呈现详细内容,有误导国人之嫌。朱浤源表示,彭荫刚也证实,他的父亲彭孟缉曾明确告诉他,家里有一把手枪,即是涂光明当年携带并要在现场拔出;这把手枪在彭孟缉过世後交还国防部。此外,彭孟缉的军队是在十五位军人被枪杀後才开始反击,并非一开始就对高雄市政府、火车站、高雄第一中学的民众扫射。另外,「二二八研究增补小组」也蒐集到当时的高雄在地报《国声报》,发现彭孟缉的出兵行动当年深受社会各界肯定与接受,不但彭清靠提供其房舍给彭孟缉全家居住;社会各界在三月六日後也纷纷登报,公开感谢彭孟缉。台北市二二八协会执行秘书廖继斌认为,许多受难家属听到中研院学者提出的「翻案」说法很不满,原本要到读书会现场抗议。经过协调,大家决定回归理性讨论,共同要求彭荫刚提供所有资料,以发掘真相。「学术研究是各抒己见,真理本身没有学术研究可言!」廖继斌强调,为釐清真相,他个人仔细研读大溪档案长达一年,许多家属也积极蒐集资料,院士、学者们不能因为两篇文件就为二二八事件骤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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