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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记述了康有为等人上书请愿的活动
《时务报》
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一页

  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政治运动。发生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因以干支计为戊戌年,故名。又称“戊戌维新”。

  19世纪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清朝统治日益腐朽,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从19世纪70至80年代已发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甲午战争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从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转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要求,并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戊戌维新运动就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民族资本主义不断发展、改良思潮逐渐高涨的基础上产生的。

  1895年4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清政府因甲午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奋。时康有为适在北京参加会试,即联合各省应试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和变法图强三项建议,并详论“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具体措施。富国之法,包括钞法、建筑铁路、制造机器轮船、奖励制造、矿务、铸铁、邮政等。养民之法,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贫等。教民之法,包括设立学堂、开设报馆等。又建议每十万户推举一“议郎”,供皇帝咨询,讨论内外兴革大政,“三占从二,下部施行”,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变法的纲领。经康有为、梁启超等奔走联络,“万言书”征集到一千三百余名举人的签名,于5月2日呈递都察院。都察院拒绝代呈,但“万言书”已广为流传。此即所谓“公车上书”。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第一次以一种社会政治力量表现出的群众性爱国行动。虽然参加者均是举人,社会阶层狭窄,但联系广泛,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

  5月29日和6月30日,康有为又连续上书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湉),反复陈述变法主张,强调应仿效西方“设议院以通下情”。都察院仅代呈“第三书”,光绪帝阅后颇为赞许,命誊抄四份,其中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转发各省将军、督抚审议。

  康有为的变法活动引起帝党的注意。光绪帝师傅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曾亲往会晤,并与之多次通信,商讨变法。帝党企图利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力量,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实权,富国强兵;资产阶级维新派则希图依靠帝党的支持实现其参政目的。于是两种政治势力联合起来,推动变法运动。7月,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人草拟十二道新政诏书,准备呈请光绪帝陆续颁行,却又担心触怒慈禧太后,遂决意请在皇族中威望很高的恭亲王奕面陈皇帝。奕断然拒绝。

  从1895年夏至1898年春,维新派为了团结力量、制造舆论和培养人材,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开办学堂。1895年 8月17日,康有为在京创办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人编辑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每期初印一千份,后增至三千份,随《邸报》免费赠给京官, 以便开通风气。11月中旬,在康有为、梁启超奔走推动下,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强学会每十日集会一次,每次均有人演讲“中国自强之学”,团结和影响了不少爱国官吏和知识分子,同时也有少数官僚投机者参加。同月,康有为又赴上海创立强学分会,出版《强学报》。维新派的活动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亲家)于1896年1月20日奏劾强学会结党营私,贩卖西学书籍,刊印《中外纪闻》,勒索外省大员。强学会和《中外纪闻》遂遭封禁。但维新风气渐开,已难遏抑。8月,维新人士汪康年、黄遵宪在上海创办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时务报》,邀请梁启超任主笔。1897年10月,严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两报抨击封建专制统治,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影响广泛,成为维新派鼓吹变法的南北“两喉舌”。1897~1898年,维新人士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梁启超等汇集湖南长沙,开展维新运动。他们创办《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湘报》,宣传爱国救亡,提倡西学,倡言民权,要求立宪,开办时务学堂,设置中西学课程,向学生灌输一些初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由于维新派的努力和巡抚陈宝箴的支持,湖南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为全国之冠。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7年,维新派在全国共创办学会三十三个、学堂十七所、报馆九家、书局两家、共计五十一个(所),至1898年增至三百多个,表明维新运动已具有一定的群众性。

  维新派的变法舆论宣传活动,引起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憎恨与恐慌。他们攻击维新派的改良变法是破坏祖宗成法,离经叛道,甚至把维新派视为叛逆。面对顽固守旧派的攻击,维新派从“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和“要不要改变封建教育制度”三方面痛予驳斥。维新派以进化论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批判了“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以资产阶级教育观点批判了“禁锢人心”的科举制。经过争论,变法维新思想广泛传播,人们的眼界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活跃,从而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康有为迅速从上海赶赴北京,向光绪帝上“第五书”,痛言“瓜分豆剖”的危险局势,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供皇帝采择;并建议将国事付国会议行,颁行宪法。书呈工部,请求代递。工部尚书松溎以书中有“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等“犯上”语句,拒绝代呈。而此书已广为传抄,且刊载于报,颇为一些士大夫称赞。都察院给事中高燮曾阅后即疏请皇帝召见康有为,委以重任。光绪帝本拟召见,但受到恭亲王奕阻格,改为“王、大臣传询”。1898年 1月24日,翁同龢、荣禄、李鸿章、张荫桓等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晤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康有为当场批驳了荣禄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主张和李鸿章的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并详述了他的具体变法措施。翁同龢旋向光绪帝奏报传询情况。光绪帝命康有为条陈所见,进呈所著书籍。康有为遂于29日上《应诏统筹全局折》(《上清帝第六书》)。请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别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和武备局十二局以行新法,各省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奏折中未出现以往上书中曾提出过的“开国会”、“定宪法”等建议,表明康有为的变法纲领有了重要修改。光绪帝命将此折交总理衙门“妥议具奏”,总理衙门却遵照慈禧太后旨意将折中建议逐条驳回。康有为甚感失望,“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4月,与御史李盛铎在京发起成立以“保国、保种、保教(孔教)”为宗旨的保国会。而此前已有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吴学会,此后又有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士大夫经常集会,议论时政,变法空气日浓。康有为乘时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促变法。6月1日,御史杨深秀上《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8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请明定国是疏》。两疏均为康有为所代拟。

  6月11日,光绪帝根据杨深秀和徐致靖的建议,召集军机全堂,发布《明定国是诏》,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变法从此正式开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

  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具体步骤和措施。康有为鉴于光绪帝处处受慈禧太后挟制,建议“就皇上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光绪帝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可专折奏事。康有为遂不断呈奏,并将《日本变政考》等书加上按语陆续进呈,阐述变法理论,规划变法步骤,提出具体变法建议。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淫祠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这些措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受到维新派和地主阶级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一时“欢声雷动”,人人“如饮狂药”。

  变法运动危及了封建守旧分子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抵制和反对。在社会上,大批旧式知识分子反对废八股、停书院,一些官吏反对并衙门。在各省,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其他督抚都未能推行新政,当光绪帝电旨催问时,有的托辞“部文未到”,有的置若罔闻。在中央,皇亲贵戚、中枢要员秉承慈禧太后旨意,或公开反对新政,或暗中加以阻挠,或精心策划,伺机反扑。在百日维新期间,新与旧政治势力之间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十分激烈,而帝后党争尤为尖锐。

  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四天,慈禧太后即迫使光绪帝发出三道逾旨:罢黜翁同龢,驱逐回籍;新授二品以上大员须到太后前谢恩;任命荣禄署直隶(今河北)总督(不久实授,加文渊阁大学士衔),兼领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军)三军。慈禧太后的目的在于孤立光绪帝,打击维新派,将精锐的北洋诸军牢牢掌握在后党手中。继而从 6月16日至24日,又迫令光绪帝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后党完全控制了京城防卫。然后又宣布太后与皇帝定于10月19日赴天津阅兵,遂即发生了届时将废掉光绪帝的传闻。

  针对后党的各种反变法措施,帝党亦有抵抗。光绪帝在不断发布新政诏令的同时,一面引进新人,一面打击阻挠新政的守旧官员。6月20日,帝党宋伯鲁、杨深秀奏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赏六品卿衔,专办译书局事务。8日,斥退攻击康有为的后党御史文悌。8月10日,再谕各臣工,强调变法自强的重要,命力除壅蔽,以求上下一心,改良庶政;并谕奖湖南巡抚陈宝箴。9月4日,令将阻挠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瀍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六人全部革职,并赞扬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5日,赏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四章京代皇帝批阅奏章,草拟谕旨,官轻而权重。7日,罢去李鸿章、敬信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职务。11日,徐致靖根据康有为的授意上《密保袁世凯折》,暗示光绪帝应加意笼络袁世凯,以加强帝党的军事力量,防备不测。次日,有旨令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但是,在慈禧太后挟制下的光绪帝并无多少实权,不敢过于得罪顽固派,不得不时时注意向后党让步。在变法诏令中多为后党留有出路,并任用若干后党官僚试行新政。如令庆亲王奕劻等管理八旗骁骑营,负责大学堂工程;户部尚书王文韶管理铁路,直隶霸昌道端方等筹办农工商总局,等等。此外,他还命人将每日重要奏章呈送太后阅示,并先后十二次亲往颐和园向太后汇报和请示变法事项。然而,这种种妥协丝毫未能缓和帝后矛盾。

  从 9月初罢黜礼部六堂官起,帝后党争趋于白热化。内务府满族亲贵环跪于慈禧太后面前,谓皇上妄变祖法,请求训政。怀塔布、杨崇伊等陆续到天津谒见荣禄,密商废立之事。在袁世凯启程进京后,荣禄立即调聂士成部移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部移驻北京外围长辛店。政变有一触即发之势。

  9月13日,光绪帝接受徐致靖、谭嗣同、宋伯鲁的建议,决定开懋勤殿,以便选拔一批维新人士担任新政顾问。次日,光绪帝赴颐和园就此请示慈禧太后,遭到严斥。他预感帝位难保,于次日赐杨锐密诏,命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人妥速筹议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两天后 ,又发出明谕和密诏(令林旭带出),令康有为速赴上海督办《时务报》。9月18日,康有为、谭嗣同等见到两道密诏,急商对策,以袁世凯曾入强学会,表示倾向维新,决定由谭嗣同连夜去京郊法华寺对其游说。谭嗣同要求袁世凯在天津阅兵时保护光绪帝,诛杀后党。袁世凯佯作答允,但仅隔一天,即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又密报慈禧太后。

  在谭嗣同游说袁世凯的同一天,杨崇伊向慈禧太后上密折,诬指康有为为孙中山大同学会同党,于京师煽动人心,且出入内廷,攻击光绪帝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安置党羽;造作谣言,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即日来京,将专政柄”(光绪帝预备于9月20日接见伊藤博文);最后吁请太后“即日训政”。次日下午,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匆忙赶回皇宫。9月21日,发布诏书,宣布临朝“训政”。并下令拿办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幽囚光绪帝于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变法失败。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六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时称“戊戌六君子”。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被废除。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还不足以战胜封建势力。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又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政治上更为软弱,不敢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只能采取改良的办法,希图取得有限的参政权,实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感到自身力量不足,却又脱离和害怕人民群众,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这一切注定了变法运动必然失败的命运。

  但是,戊戌变法又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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