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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教科书范本
民国教科书
中国现行教科书

  亦称课本,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定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

  中国在发明造纸和印刷术以前,文字是用墨或漆写在竹简或木柧上的。1908年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汉代竹简,上面写有《苍颉篇》中的文字,可以说是古代的识字课本。东汉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175~183),在洛阳刊刻立在太学门前的石经,包括《易》、《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的全文,就是当时教科书的范本(见彩图)。这是因为口传、手抄容易发生讹误和引起争论,所以刻石以为标准。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从汉代的“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发展到唐代的“九经”(除《易》、《书》、《诗》外,《礼》分为《周礼》、《礼记》、《仪礼》,《春秋》分为《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以后又增加《孝经》、《论语》和《尔雅》,成为“十二经”(开成二年刻成石经,立于长安国子监太学)(见彩图)。到宋代又增加《孟子》而成“十三经”。宋代还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以后历代王朝都以这“四书”为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教科书。从宋、元时起,民间流行专为学塾儿童编写的识字课本有《千字文》、《百家姓》和《三字经》等。

  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把自然科学、数学列入学校课程。当时,这些新学科的课本,多半采用外国书籍的译本。1889年,江南制造局出版自编的《算学》3种,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编了《蒙学课本》3编,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自编教科书。1902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编书处,1906年,清政府学部设图书局,是近代中国有计划地编辑成套教科书的开端。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都编辑出版了成套的教科书。 (见彩图)

  外国古代也曾把名人著作或宗教经文当作教科书使用。如古希腊曾用荷马的史诗来学习语言文字;伊斯兰国家的传统学校用《古兰经》作课本;基督教国家的传统学校用《圣经》、《祈祷书》为课本等。欧洲最早的流行最广的教科书,是捷克教育家J.A.夸美纽斯编写的《语言与科学入门》(1631)、《拉丁语初阶──语言与科学入门的预备课本》 (1633) 和《世界图解》(1658)。这些都是拉丁语课本,后者也可供教学本族语之用。

  教科书是教学内容的主要依据,是实现一定教育目的的重要工具,是师生教与学的主要材料,也是考核教学成绩的主要标准。各国政府对教科书的编写都很重视。有些国家,如中国和苏联,实行国定制,全国采用一种通用课本。有些国家,如日本,实行审定制,同一年级同一学科可以有几种经审查批准采用的课本。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不同,除通用课本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还需要编辑乡土补充教材,使教学更加结合实际。

  中国现行的教科书是根据各级各类学校各学科教学大纲编写的。编写教科书同编订学校课程一样,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教科书需要反映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又需是科学上有定论的基础知识。它还要通过事实的叙述和原理的论证,对学生的思想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理想、爱国主义情操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以及良好的道德品质。教科书还要能适合儿童的学习心理,引起他们的求知欲望,激励他们努力解决疑难。它精选科学基础知识,用生动而又简明的文字来叙述,使学生经过努力都能理解和掌握。

  教科书的每章、每节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学习单元。各章、各节之间要有严密的、自然的、合乎逻辑的联系。这样既便于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也有助于训练他们的逻辑思维。

  教科书中要有精美的插图、适当的图解、必要的表格、确切的注释,还要有各种练习题、思考题、实验题、作业题等等。这些都同正文一样重要,不能忽视。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套教科书,特别是语文和外国语教科书,往往配备有一套录音磁带,成了有声课本。有些课本还配有幻灯片、录像磁带等。有些学科的教科书还配有学生的作业簿、实验和实习指导书及报告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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