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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个人综述

  施琅,祖籍福建省江市龙湖镇衙口。早年,他是郑芝龙的部将,1646年(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由于郑成功的招揽,入海加入郑成功的抗清队伍,成为郑成功部下最为年少、知兵、善战的得力骁将。[1]

施琅画像

施琅1651年随郑下广东南澳勤王。后因与郑战略“舍水就陆,以剽掠筹集军饷”的做法提出反对意见,郑成功很不高兴,削施兵权,令施琅以闲假人员返回厦门,时遇清军马得功偷袭厦门,守厦主将郑芝莞惊慌弃城溃逃,时施琅亲率身边六十余人主动抵抗,勇不可挡,杀死清军马得功弟,马得功差点被活擒,率残兵败将仓惶逃离厦门。时在南澳的郑成功见军心动摇,继续南下已不可能,只好回师厦门。郑召集抵抗将领一概重赏,唯独对“假回闲员”施琅奋勇抗敌只字未提,只赏纹银二百了事,先前施琅左先锋兵权也未恢复其职,个中诸多缘由引起施对郑不满情绪,恰在此时,施琅一位亲兵曾德犯了死罪而逃匿于郑成功处,并被提拔为亲随。施琅抓回曾德,准备治罪。郑闻讯急派人传达命令,施琅不得杀曾德。施琅曰:“法令,琅是不敢违背的,犯法的人怎能逃脱责任?”接着他下令杀了曾德。

  施琅杀犯法亲兵曾德再次触怒了郑成功,由此施郑矛盾升级,郑遂下令逮捕施琅父子三人。后来,施琅用计逃脱,郑成功大怒即杀施父大宣及其弟施显。施琅被迫降清,先任同安副将,继任同安总兵,1662年升任福建水师提督,后平定台湾,顺利招抚郑氏集团。并上疏清廷将台湾纳入中华版图。终于得到康熙皇帝支持。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军平台,之后,他积极呼吁清廷在台湾屯兵驻守,力主保台固疆。他为祖国的完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广泛的赞誉,但也为一些人士所诟病。对施琅的评价是一个海内外史学界较有争议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史学观点的不同。

收复台湾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6月,奉旨收复台湾,统帅福建舟师迅速攻取澎湖,尔后,利用有利的态势,主动、积极地招抚台湾郑氏集团,促使郑氏集团放弃抵抗而就抚。台湾本岛不战而下。
传说——施琅求水
其时,清廷内部对台湾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是否留台存在争议。施琅上疏力主留台卫台。在分管兵部的清朝东阁大学士(宰相)潘湖黄锡衮的支持下,施琅(乃分管兵部的内阁大臣潘湖叟黄锡衮的妹夫)的意见打动了康熙帝和朝中大臣,清廷终于决定在台湾设府县管理,屯兵戍守。此后,台湾在甲午战后曾被日本侵占五十年,二战后于1945年光复。

  郑经接替郑成功后,由于内部陈永华郑克臧岳父)和冯锡范郑克塽岳父)发生内讧。病中的郑经把政务交由长子郑克臧处理,克臧聪明能干,做事井井有条,从来没有过失,也很受郑经的宠爱和信任。郑经病逝后,冯锡范毒死郑克臧,立11岁的傀儡郑克塽为延平王,冯锡范专横,贪赃枉法,大失人心。

  1664年施琅由于建议,清朝派他率兵攻取金厦新胜,预备“进攻澎湖,直捣台湾”,称为“四海归一,边民无患”。

  1667年,孔元章赴台招抚失败后,施琅即上《边患宜靖疏》,次年又写《尽陈所见疏》,强调“从来顺抚逆剿,大关国体”,不能容许郑经等人顽抗,盘踞台湾,而把五省边海地方划为界外,使“赋税缺减,民困日蹙”;必须速讨平台湾,以裁防兵,益广地方,增加赋税,俾“民生得宁,边疆永安”。他分析双方的力量,指出台湾“兵计不满二万之从,船兵大小不上二百号”,他们之所以能占据台湾,实赖汪洋大海为之禁锢。而福建“水师官兵共有一万有奇,经制陆师及投诚官兵为数不少”,只要从中挑选劲旅二万,足平台湾。他主张剿抚兼施,从速出兵征台,以免“养痈为患”。施琅这一主张,受到以鳌拜为首的中央保守势力的攻击,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他的建议压下来。施琅的议谏被束之高阁,甚至裁其水师之职,留京宿卫,长达13年,但他仍然矢志复台报仇,实现自己的意愿。在京之日,他注视福建沿海动向,悉心研究风潮信候,“日夜磨心熟筹”,以俟朝廷起用。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10月,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后,施琅终于在李光地等大臣的力荐下,复任福建水师提督之职,加太子少保衔。他回到厦门后,便“日以继夜,废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造器械,躬亲挑选整搠”,历时数月,使原来“全无头绪”的水师“船坚兵练,事事全备”。

  1683年6月14日,施琅督率水军由铜山出发,很快攻克了郑氏集团在澎湖的守军刘国轩部,此后,施琅又一面加紧军事行动,一面对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施以招抚。在施琅大军压境之下,郑克塽茫然的说:“人心风鹤,守则有变;士卒疮痍,战则难料。还是应当请降,以免今后追悔莫及。”郑克塽毕竟是聪明的,听从了刘国轩的劝告。

  8月13日,施琅率领舟师到达台湾,刘国轩等带领文武官员军前往迎接。施琅入台之后,自往祭郑成功之庙,对郑氏父子经营台湾的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并称收复台湾是为国为民尽职,对郑成功毫无怨仇。(原祭郑成功文:自同安侯入台,台地始有居民。逮赐姓启土,世为岩疆,莫可谁何。今琅赖天子威灵,将帅之力,克有兹土,不辞灭国之诛,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分也。独琅起卒伍,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与赐姓,剪为仇敌,情犹臣主。芦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是则已。“祭毕,施琅哽不成声,热泪纵横。郑氏官兵和台湾百姓深受感动。赞扬施琅胸襟宽广,能以大局为重。冷静处理公义私怨的关系,远非春秋时期的伍子胥所能比拟)。

为官之道

  施琅攻占台湾后,夺占田产收入施琅名下的,几乎占据南台湾已开垦土地的一半之多,名为“施侯租田园”,一直延续到台湾日治时期。收的租子叫做“施侯大租”。“施侯大租”的收纳统归清朝在台衙门代行,并保送至北京转交施琅世袭业主。如此犹嫌不足,还贪得无厌,连无田无地的渔民也不放过,施琅向渔民们勒索“规礼”收入私囊。他死后几十年的乾隆二年,清廷发布上谕说:“闽省澎湖地方,系海中孤岛,并无田地可耕。附岛居民,咸置小艇捕鱼,以糊其口。昔年提臣施琅倚势霸占,立为独行,每年得规礼一千二百两;及许良彬到任后,遂将此项奏请归公,以为提督衙门公事之用,每年交纳,率以为常。行家任意苛求,鱼人多受剥削,颇为沿海穷民之苦累。著总督郝玉麟,宣朕谕旨,永行禁革。”

  在施琅的治下,规定“赴台者不许携眷。琅以惠、潮之民多通海,特禁往来。”(连雅堂《台湾通史》)。首先严禁广东客家籍人渡台,理由是那里出的“海盗”多,以及“惠潮之民多与郑氏相通”;对其他地区的人民渡台也严加限抑,竟然规定渡台人员不得携带家眷,也就是说不许老百姓在台湾扎根,这一政策后来导致台湾妇女奇缺。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引《理台末议》的记载说:“终将军施琅之世,严禁粤中惠、潮之民,不许渡台。盖恶惠、潮之地素为海盗渊薮,而积习未忘也。琅殁,渐弛其禁,惠、潮之民乃得越渡。”,因此施琅对台湾的统治构成两岸往来的最大障碍。

历史评价

负面说法

  施琅是明之贰臣而非英雄,两度降清,反复无常。就当时情势论,明是夏清是夷,明是中国正朔所在清是外逆,故施琅降清于文化上是弃夏归夷,于政治上是明正统之叛臣,施琅与郑氏恩怨不能成为其降清托词。施琅大节既亏,身名瓦裂,不管降清后有何功绩,士大夫名节已坏,余事皆不足论。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若施琅是英雄,其如蕺山一堂师友自裁殉国何?夫子不与以德报怨,其理正与此同。至于施琅统一台湾,实与文不与而如其仁。虽然,又岂可因之而洗却贰臣污名耶!

正面说法

  (一) 气节道德。

  明之贰臣,虽然可以说气节有亏,谈不上不光彩,但是,因此就不对其一生行事做
施琅雕像
具体分析而全盘否定其人,不能说是历史主义。毛泽东说自己一生干了打败蒋介石、发动文化大革命两件事,后人以三七开论功过。“士大夫名节已坏,余事皆不足论”不仅是理论上的极端道德主义,也是方法论上粗暴的简单化。在此基础上引出“蕺山一堂师友自裁殉国”并立为圭臬,更是脱离实际。蕺山固然可赞可叹,但用来作为一般标准,则不免陈义过高,责人太苛。即以明末三大儒论,船山隐逸,自不能比;默许学生子弟入朝为官修史的顾、黄更是污名难洗。以信仰审判历史,结果只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没有一日得行天地之间”的历史,岂非万古长夜?实事求是的说,施琅不会因收复台湾的功业而成为道德上的圣贤,也不应因降清(且不说背景复杂)的品格污点而动摇其作为国家功臣的地位。

  (二)再说夷夏之辨。

  首先是语境不同。满汉之争跟历史上的“中原逐鹿”一样,是权力之争,文化的意义倒在其次,这在后来的有关政策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众所周知,孔子的理想是王道和礼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社会秩序代政府秩序,以文化组织代政治组织。由于其思想体系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近代国家概念,强调突出文化的边界意义是自然的、必要的。各部族之间的征战自然会产生各民族的英雄传奇,它的历史意义是不朽的,其精神也具有普遍的道德意义。但是,作为居于主干地位的汉族,在处理这些历史人物时显然需要更多的细心和谨慎;具体到在面对施琅平台这一个案的时候,显然更应该把版图、利益这样的概念放在思考的首位。[2]

人物性格

  论施琅性格

  施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人们对他的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历史观问题即如何看待施琅背郑降清一事。

一、性格直率

  施琅性格直率,不喜说谎,不爱玩弄花招,见到错误便要指出,即使会因而得罪上级。施琅这种个人性格在郑成功军中之时表现的最为突出。

  (1)顺治六年(1649年)十一月,郑成功的军队进驻广东潮州,据施德馨《襄壮公传》载:“会以粮匮,议剽掠粤中,公(施琅)正言以阻”

  (2)《八旗通志·施琅传》亦载:“今以粮匮,议剽掠广东,琅正言阻之,拂其(郑成功)意”

  (3)在施琅看来,剽掠广东乃不义之举,施琅受其家风影响,为人正义感较强。史料记载其祖父“玉溪公性淳朴,乐善好施。明季之乱,常有浮尸漂泊海滨,公每见,辄捐赀,募众率子弟往埋之……妣一品夫人许氏尤好施与赈穷困”,其父大宣“负志激昂,无卑琐气”,“以尚义持正、乐善好施,声著乡闾”

  (4)施琅乃孝悌之人,不会不受祖、父辈的影响。另外,施琅“治军严整”,向来反对官兵侵犯人民利益。因而,施琅正言阻止郑成功剽掠广东,并引起了郑成功的不满。可见施琅为人正直、性格直率。

  总之,史料记载施琅为人直率、性格耿直之处甚多,通过相关阐述不难发现了一个正直的施琅,这种性格的形成与施琅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家风的影响有关。由此去理解施琅与郑成功的关系。

  施琅为人直率、直言不讳,且有时做事不顾上级的颜面,易于冲动等性格是导致施、郑关系由“鱼水之欢”至“酿成大戾”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其中亦与郑成功为人“英迈果断有余,而豁达恢宏不足,一生遇事容易冲动发怒”及“用法严峻、果于诛杀”等因素有关。

二、自信与积极进取

  施琅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时家境较为宽裕,至父大宣时始衰落,但大宣“尚义持正,乐善好施”,
施琅雕像
故“声著乡闾”。施琅生得“颐广额宽”,大宣以为是贵人相,心中暗喜,严加管教,“授经课督益无虚日”,希冀施琅日后成为公侯将相。另据载,“(施琅)将诞,母太夫人洪有神授宝光之梦,觉而异之,遂生公……里有神宇曰‘定光庵’,公垂髫诣神稽首,仿佛见神灵随之拜起,公亦默以自异”,少年时代的施琅“学书未成,弃而学剑。从其师习战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为万人敌”。可见施琅从小便被父母寄予厚望,在施琅家人及施琅心中都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即施琅绝非普通之人,乃是日后的公候将相,加之“于兵法无不兼精”,故而促使施琅充满自信心。综观施琅一生行事,无不透露出自信的性格,兹举数例以证之:施琅在京师担任内大臣之时“时来(李光地处)说他的本事,海上可平”。三藩乱起,施琅“疏论寇可灭状,因诣阙痛切陈之”,并在《为尽陈台湾剿抚可平机宜事》本中说:“臣知己知彼,料敌颇审,率节制之师,贾勇用命,可取万全之胜”。三藩乱后,康熙议取台湾,“公(施琅)从容拜稽首,具陈‘臣料其一二师,虽号桀骜,以臣视之,直狐鼠耳,当非臣敌也’。因度己度彼,指掌条奏甚悉”,这是施琅自信的表现,且其作此言论是建立在度已度彼的基础之上。另外在征台之时,施琅屡次上书请求“专征权”,固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也绝对可视为施琅自信的表现。获取专征权绝非易事,一旦失事,需承担巨大责任,施琅对此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施琅出生即具富贵之相,且伴有灵异之事,这刺激了施琅使其极富自信心,时直“明乱,故杖策从戎”,欲“大有为”而“著勋名于千古”,因而施琅进取心极强。施琅十七岁便从军,每战必身先士卒,累立战功,在郑芝龙军中之时既已“挥戈一指,贼亡魂溃散。先后廓清山寨三百余所”。在郑成功军中,楼橹、旗帜、伍阵相离之法等,“皆琅启之”,被郑成功任为“左先锋”。施琅在京师担任内大臣之时,并没有意志消沉或甘于职位爵禄而失去进取之心,依然以收复台湾为己任,积极结交朋友宣传自己的平台方略,为出征台湾作积极准备。“公(施琅)时以内大臣奉朝请,即慨然有澄清之志。每篙目时艰,?[欷扼腕,声泪俱下”,在京闽籍士大夫经常拜访施琅,请教平海方略,施琅“指画明悉,凡征战机宜,以及绝岛巨浸、险阻厄塞之处,如列诸掌”,施琅的同乡曾炳说:“公(施琅)既留宿卫,逆知鲸穴未捣,终当为边患,寝食燕处,未尝一日忘歼贼也”。另外,施琅为内大臣十余年,“尝于朝退休闲,翻阅历代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与此可见施琅进取心之强,而在京担任内大臣的十三年则很明显是施琅性格走向成熟的时期,对比施琅在此前后的所作所为,便可轻易发现这个事实,兹不赘述。

  总之,施琅在自身体质、气质基础上和明末荡乱的历史环境下形成了富有自信心和进取心的个人性格。这一性格促使施琅奋发有为、屡立战功,及后来形成收复台湾的坚定决心,并为收复台湾作不懈的努力,不畏险阻、积极进取。

三、性格沉稳

  通过前文的分析,施琅性格直率,充满自信,富有进取心。其实,施琅性格亦甚沉稳,考虑问题谨慎、周
施琅画像
到,不急功近利、鲁莽从事。

  康熙尝谓施琅“粗鲁武夫,未尝学问”,然考察施琅的行为事迹,事实并非如此。举二三例以证之:

  (1)康熙二年(1663年),施琅取得袭取厦门的“专征权”,但没过几天,他又说:“当应与该王、公、督、提各臣同心协力,进取厦门,方为妥协”,原来“逆贼定已探知我师欲取厦门”。可见,施琅虽然急于建功立业,但他又能够审时度势,不鲁莽从事。

  (2)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兵取得澎湖大捷,且看他是如何处置郑军俘虏的,“所获水军创残八百人,给以糜粥、酒胾,遣医为裹伤傅药。召见之曰:‘若等欲归乎?’皆叩头言:‘逆天宜死,得不死足矣,安望归。’琅曰:‘不然,汝一军尽没,父母妻子必谓汝等已死,日夜悲汝。余纵汝归,复见父母妻子,宁不甚乐!朝廷至仁如天,不得已而用兵。降即赦之耳,汝今归,为我告台湾人速来降,尚可得不死,少缓,即为澎湖之续矣。’谕讫,而遣舟归之”。可见,施琅并没有在澎湖大捷后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冷静地处理了郑军的俘虏问题,努力争取早日瓦解郑军,实现其“可不劳而定”的策略。可见施琅考虑问题甚是周到,不急功近利。

  (3)如何对待郑氏问题。依常人之见,施琅攻台即是为报私仇,平台之后定当屠戮郑氏。但事实情况恰好相反,施琅“不伤郑氏一人”。难道施琅果真大公无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无意为父、弟报仇?非也。施琅为人甚是孝悌,断不会轻易放过杀害自己父、弟的郑氏一家。在此时,套用心理学的说法,施琅可谓陷入了“道德的两难情境”,即使人感到左右为难、模棱两可的道德情境,而对这种情境,个体无法对它作出“是”或“非”的偶然判断,只能对矛盾情境进行分析和思考,再作出谨慎的选择。施琅在认真地分析时势之后,经过痛苦的两难抉择,最终决定“不伤郑氏一人”。显然,施琅的决定是正确的,至于施琅是如何考虑此事,诸家已有评论,兹不赘述。从此事中,已足见施琅性格沉稳,绝不鲁莽行事。对照以前,可以发现施琅性格在走向成熟,在内调京师的十三年,施琅通过与在朝官员与皇帝的交往以及相关史书的阅读,明显地改变了先前易冲动的性格。关于此点,亦可参见毛蕾《施琅的学识与台湾的统一——论读史对施琅产生的影响》一文。

  (4)从台湾弃留问题看施琅的性格。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7月,受命专征台湾的施琅顺利地完成了历史任务。但对如何处置台湾即是弃是留清廷内部发生了争议,如内阁学士等人认为“台湾隔在大洋之外,声息皆不相通”,主张“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贺兰有亦听之”。甚至连康熙也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然而施琅“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它认为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今台湾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一行徙弃,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实非长策”。施琅还能从国际角度去分析事态,认为荷兰人“无时不在涎贪(台湾)”,一旦落入荷兰人之手,“必合党伙窥窃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宴然无虞”。因此,施琅坚决主留,历史证明施琅是正确的。可见,施琅考虑问题甚为谨慎、周到,具有长远眼光。

  (5)李光地曾经这样评价施琅。“人论本朝之将,以赵良栋、施琅并称。今观之,赵虽御下亦有恩威,临事亦有机智,若论能揽天下之大事,刻期成功,未必如施”,“施素不多言,言必有中。口亦不大利,辛辛苦苦说出一句,便有一句用处”。此处亦可见施琅谨慎、沉稳的个人性格。

  当然,有关施琅这一性格在史料中的反映绝不仅此而已,但仅据所举的这些事例,已足见施琅性格沉稳。另外,施琅这一性格的形成有一个明显的过程:施琅父、弟惨遭杀戮使其弃郑归清是其性格走向成熟的一个转折点,内调京师十三年则是另一个转折点,在攻台前后达到成熟。

四、任人唯贤

  对人才的使用上,施琅也有他独到的见解。他向康熙提出合理使用人材的建议,认为郑氏归降人员中,不乏优秀人材。虽然已经使用了一些,但仍然有未尽其用的情形。施琅深知,充分发挥人材的作用,对国力的增强,对政权的巩固都有好处,“一旦弃置之,未免屈其已效之力,而辜其归命之心。”他认为,虽然国家每三年开一次武场选出一些人来,但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磨炼,不够成熟,倒不如使用投诚过来,久经沙场、有实地作战经验的“纠纠勇夫,”这样做,“盖措置得宜,其于国家未必无少裨益也。”这也是“笼络人材,罗其尤而众心自戢者也。”(《收用人材疏》)而且,施琅在用人上还主张不因循守旧,不拘一格。他提出国家一年花一二万金来养有用之人,“使新旧投诚,老弱者遂安处之荣,精锐者有功名之用。”也是值得的。他还主张将那些才略未必能胜任的安置下去,把能者提拔上来,以人尽其材。

五、小结

  通过对施琅个人性格的分析,发现施琅为人直率,富有自信心及进取心,且为人持重、善于审时度势。施琅性格也有些不足之处,确也发现施琅的性格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变化过程。总之,施琅的性格在其一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他行事成功或失败的一个重要动因。通过对施琅个人性格的分析,就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施琅的所作所为。[3]

相关文献

  (按照作者与出版年份顺序排列)
文献——施琅研究
文献——施琅研究
周雪玉,1979年,施琅之研究。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施伟青著,1987年,施琅评传。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陈芳明,1996年,郑成功与施琅:台湾历史人物评价的反思,见张炎宪、李筱峰、戴宝村编,台湾史论文精选(上),台北 :玉山社。

  施伟青著,1998年7月《施琅年谱考略》湖南岳麓出版社出版。

  贺幼玲,1998年,《台湾外记》之人物与思想研究。国立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

  施伟青主编,2000年,施琅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文献——施琅与台湾
李祖基,2000年,施琅与清初的大陆移民渡台政策。历史月刊。

  许在全、吴幼雄编,2001年,施琅研究。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石万寿,2002年,台湾弃留议新探。台湾文献。

  施伟青主编,2003年,《施琅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谢碧莲,2004年,施琅攻台湾。台南市:台南县文化局。

  谢英从,2005年,施琅租业新发现:大潭底庄、椰树脚庄、史椰脚庄位置考。台湾文献。

  李世伟,2005年,“妈祖加封天后”新探。海洋文化学刊。

  施伟青著,2006年1月《施琅将军传》湖南岳麓出版社出版。

  主编施性山,2006年,8月《施琅研究》(第一卷);香港人民出版社。

  主编施性山,2007年,5月《施琅研究》(第二卷);香港人民出版社。

  主编施性山,2008年,5月《施琅研究》(第三卷);文化艺术出版社。

  主编施性山,2009年,5月《施琅研究》(第四卷);中华诗词出版社。[4]

相关信息

军舰“施琅号”

  由前苏联制造航空母舰“瓦良格”号(Varyag)改装而成,被中国命名为“施琅”号(施琅:中国清朝水军著名将领,于1681年受康熙帝令,一举收复殖民者妄图占领的台湾岛),中国海军将其编号定“83”。
军舰“施琅号”
“瓦良格”号是俄罗斯“库兹涅佐夫”级航母之一,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起初“瓦良格”号航母的设计排水量是9万吨,采用核动力,并装配类似美国的蒸汽弹射器。但由于成本太高,俄罗斯只得降低标准,不仅放弃了核动力设计,满载排水量最后被设计成6.5万吨,蒸汽弹射器也没有采用,代之以滑跃式起飞甲板。由于苏联垮台等因素影响,该舰至今已经
军舰“施琅号”
断断停停建设多年。虽然核动力没有采用,但这艘库兹涅佐夫级航母的设计依然令人生畏。该型300多米长的航母可搭载最多36架苏-27舰载机(后被命名为苏-33),14架卡-27PL反潜直升机,两架电子战直升机,及两架搜救直升机,可携带2500吨燃料,可为500-1000架次的飞机提供燃料。该航母设计乘员2500名(当满载战机时,乘员可达3000人)。目前该级别航母只有两艘;第一艘“库兹涅佐夫”号(Kuznetsov)航母在俄罗斯海军服役,另一艘就是“瓦良格”号。目前,“库兹涅佐夫”号航母正在地中海执行巡逻任务。
军舰“施琅号”
“瓦良格”号航母自2002年从乌克兰购至后就一直停泊在中国的大连港。之后受到特殊保卫,热情的人们只能从附近高速公路上一览它的身影。从那时候起,当地军迷们注意到,工作人员正在对“瓦良格”号航母进行某些处理。最为明显特征就是该舰已船厂涂成中国海军常用的浅灰色涂装;其次就是工程人员对岛式上层建筑的改装。人们可以在远处看到舰上有很多工作人员,以及还有很多造舰材料进进出出“瓦良格”号航母所在的码头,新的建造合同被认为是为“瓦良格”号航母添置更多的设备直接证据,包括很多“非常规”材料也被运抵至“瓦良格”号航母。

绩光铜柱坊

  绩光铜柱坊位于同安区大同镇顶头村东公路旁,建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系为褒彰靖海侯施琅统一台湾的功勋而建。绩光铜柱坊为1982年同安县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坊坐南朝北,石构,四柱三开间,面阔9.55米。明间为双层楼阁,鸱尾重檐,高9米,顶层正中嵌置饰有缕空蟠龙纹的“恩荣”题匾。明间正、背坊分别横镌楷书“绩光铜柱”、“思永岘碑”,下坊板镌施琅生前所获官阶爵禄,横架梁上双龙火珠纹饰。两次间低于主间,面阔各1.25米,正、背面枋板上分别镌有施琅之子施世骠及同安之县刘兴元、教谕江山钸甫等立坊官员的结衔题名,横架梁上浮雕大舜耕田、太公钓鱼等人物图像。坊柱方形,四柱基部前、后各附夹石雕狮座一对。此坊于1994年因拓宽公路东移15米,是本地区规模较大装饰较考究的功德碑坊。“绩光铜柱”典出西汉伏波将军马援事迹;“思永岘碑”,典出西晋名吏羊枯事迹。建坊者以此歌颂施琅好比马援建立的功勋,表彰施琅像羊枯那样有德于民,值得怀念。

史籍记载

  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人。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部下左冲锋。顺治三年,师定福建,琅从芝龙降。从征广东,戡定顺德、东莞、三水、新宁诸县。芝龙归京师,其子成功窜踞海岛,招琅,不从。成功执琅,并絷其家属。琅以计得脱,父大宣、弟显及子侄皆为成功所杀。十三年,从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击败成功於福州,授同安副将。十六年,成功据台湾,就擢琅同安总兵。

  康熙元年,迁水师提督。时成功已死,其子锦率众欲犯海澄,琅遣守备汪明等率舟师御之海门,斩其将林维,获战船、军械。未几,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等攻克厦门,敌惊溃,琅募荷兰国水兵,以夹板船要击,斩级千馀,乘胜取浯屿、金门二岛。叙功,加右都督。三年,加靖海将军。

  七年,琅密陈锦负嵎海上,宜急攻之。召诣京师,上询方略,琅言:“贼兵不满数万,战船不过数百,锦智勇俱无。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贼势立绌;倘复负固,则重师泊台湾港口,而别以奇兵分袭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海翁堀。贼分则力薄,合则势蹙,台湾计日可平。”事下部议,寝其奏。因裁水师提督,授琅内大臣,隶镶黄旗汉军。

  二十年,锦死,子克塽幼,诸将刘国轩、冯锡范用事。内阁学士李光地奏台湾可取状,因荐琅习海上事,上复授琅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谕相机进取。琅至军,疏言:“贼船久泊澎湖,悉力固守。冬春之际,飓风时发,我舟骤难过洋。臣今练习水师,又遣间谍通臣旧时部曲,使为内应。俟风便,可获全胜。”

  二十一年,给事中孙蕙疏言宜缓征台湾。七月,彗星见,户部尚书梁清标复以为言,诏暂缓进剿。琅疏言:“臣已简水师精兵二万、战船三百,足破灭海贼。请趣督抚治粮饷,但遇风利,即可进行,并请调陆路官兵协剿。”诏从之。

  二十二年六月,琅自桐山攻克花屿、猫屿、草屿,乘南风进泊八罩。国轩踞澎湖,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馀里为壁垒。琅遣游击蓝理以鸟船进攻,敌舟乘潮四合。琅乘楼船突入贼阵,流矢伤目,血溢於帕,督战不少却,总兵吴英继之,斩级三千,克虎井、桶盘二屿。旋以百船分列东西,遣总兵陈蟒、魏明、董义、康玉率兵东指鸡笼峪、四角山,西指牛心湾,分贼势。琅自督五十六船分八队,以八十船继后,扬帆直进。敌悉众拒战,总兵林贤、朱天贵先入阵,天贵战死。将士奋勇衷击,自辰至申,焚敌舰百馀,溺死无算,遂取澎湖,国轩遁归台湾。克塽大惊,遣使诣军前乞降,琅疏陈,上许之。八月,琅统兵入鹿耳门,至台湾。克塽率属剃发,迎於水次,缴延平王金印。台湾平,自海道报捷。疏至,正中秋,上赋诗旌琅功,复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罔替,赐御用袍及诸服物。琅疏辞侯封,乞得如内大臣例赐花翎,部议谓非例,上命毋辞,并如其请赐花翎。

  遣侍郎苏拜至福建,与督抚及琅议善后事。有言宜迁其人、弃其地者,琅疏言:“明季设澎水标於金门,出汛至澎湖而止。台湾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然其时中国之民潜往生聚,已不下万人。郑芝龙为海寇,据为巢穴。及崇祯元年,芝龙就抚,借与红毛为互市之所。红毛联结土番,招纳内地民,渐作边患。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盘踞其地,纠集亡命,荼毒海疆。传及其孙克塽,积数十年。一旦纳土归命,善后之计,尤宜周详。若弃其地、迁其人,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倘渡载不尽,窜匿山谷,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也。且此地原为红毛所有,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鼓惑人心。重以夹板船之精坚,海外无敌,沿海诸省,断难安然无虞。至时复勤师远征,恐未易见效。

  如仅守澎湖,则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远隔金门、厦门,岂不受制於彼,而能一朝居哉?臣思海氛既靖,汰内地溢设之官兵,分防两处:台湾设总兵一、水师副将一、陆营参将二、兵八千;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兵二千。初无添兵增饷之费,已足固守。其总兵、副将、参、游等官,定以二三年转升内地。其地正赋杂粮,暂行蠲豁。驻兵现给全饷,三年后开徵济用,即不尽资内地转输。盖筹天下形势,必期万全,台湾虽在外岛,关四省要害,断不可弃。并绘图以进。”疏入,下议政王大臣等议,仍未决。上召询廷臣,大学士李霨奏应如琅请。寻苏拜等疏亦用琅议,并设县三、府一、巡道一,上命允行。

  琅又疏请克塽纳土归诚,应携族属与刘国轩、冯锡范及明裔朱桓等俱诣京师,诏授克塽公衔,国轩、锡范伯衔,俱隶上三旗,馀职官及桓等於近省安插垦荒。复疏请申严海禁,稽核贸易商船,命如所议。

  二十七年,入觐,温旨慰劳,赏赉优渥。上谕琅曰:“尔前为内大臣十有三年,当时尚有轻尔者。惟朕深知尔,待尔甚厚。后三逆平定,惟海寇潜据台湾为福建害,欲除此寇,非尔不可。朕特加擢用,尔能不负任使,举六十年难靖之寇,殄灭无馀。或有言尔恃功骄傲,朕令尔来京。又有言当留勿遣者,朕思寇乱之际,尚用尔勿疑,况天下已平,反疑而勿遣耶?今命尔复任,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

  琅奏谢,言:“臣年力已衰,惧勿胜封疆之重。”上曰:“将尚智不尚力。朕用尔亦智耳,岂在手足之力哉?”命还任。三十五年,卒於官,年七十六,赠太子少傅,赐祭葬,谥襄壮。

  琅治军严整,通阵法。尤善水战,谙海中风候。将出师,值光地请急归,问琅曰:“众皆言南风不利,今乃刻六月出师,何也?”琅曰:“北风日夜猛。今攻澎湖,未能一战克。风起舟散,将何以战?夏至前后二十馀日,风微,夜尤静,可聚泊大洋。观衅而动,不过七日,举之必矣。即偶有飓风,此则天意,非人虑所及。郑氏将刘国轩最骁,以他将守澎湖,虽败,彼必再战。今以国轩守,败则胆落,台湾可不战而下。”及战,云起东南,国轩望见,谓飓作,喜甚。俄,雷声殷殷,国轩推案起曰:“天命矣!今且败。”人谓琅必报父仇,将致毒於郑氏。

  琅曰:“绝岛新附,一有诛戮,恐人情反侧。吾所以衔恤茹痛者,为国事重,不敢顾私也。”子世纶、世骠,自有传;世范,袭爵。

  朱天贵,福建莆田人。初为郑锦将。康熙十九年,师下海坛,以所部二万人、舟三百来降,授平阳总兵。琅攻澎湖,天贵以师会。国轩拒战,天贵以十二舟薄敌垒,焚其舟,杀伤甚众,战益力,俄,中飞炮仆舟中,犹大呼杀贼,遂卒,赠太子少保,谥忠壮。

  论曰:台湾平,琅专其功。然启圣、兴祚经营规画,戡定诸郡县。及金、厦既下,郑氏仅有台澎,遂聚而歼。先事之劳,何可泯也?及琅出师,启圣、兴祚欲与同进,琅遽疏言未奉督抚同进之命。上命启圣同琅进取,止兴祚毋行。既克,启圣告捷疏后琅至,赏不及,郁郁发病卒。功名之际,有难言之矣。大敌在前,将帅内相竞,审择坚任,一战而克。非圣祖善驭群材,曷能有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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