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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庵画像
怒杀西门庆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吴用智取生辰纲 选自明代崇祯刻本《英雄谱》插图
火烧草料场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武松醉打蒋门神 选自明代万历容与堂刻本《忠义水浒传》插图

  明代长篇小说。关于它的作者,明人记载不一。郎瑛《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传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罗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罗贯中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施某所编”,“世传施号耐庵”。综上所说,明人大致有三种说法:施耐庵作、罗贯中作和施、罗合作。现在学术界大都认为施耐庵作。施耐庵生平不详,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人。吴梅《顾曲麈谈》记施耐庵即元末剧作家施惠,不甚可靠。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如《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和《兴化县续志》所载的《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传》等。但这些材料相互矛盾处不少,且有明显不可信处,因此对于这些材料的真伪问题,学术界意见颇不一致,多数研究者持怀疑态度,尚待进一步研究。

目录

《水浒传》的成书

  《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

  宋代说书伎艺兴盛,在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现在的《水浒传》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传》。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水浒传》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作品开头写了一个一向被人厌弃的破落户子弟高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后来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帅府太尉,而这位皇帝也不过是个专会串瓦走舍的浮浪纨袴儿。他的亲信大臣还有蔡京、童贯和杨戬等,他们构成了一个最高统治集团,蔡、高等人以他们的亲属门客为党羽心腹,如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之流,在他们的下面,则是一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从上到下,狼狈为奸,残害忠良,欺压良善,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形成了一个统治网。《水浒传》在揭露这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何欺压人民的罪行时,首先叙述了高俅迫害王进的故事,因为王进的父亲早年比武时,一棒打翻了高俅,高俅任殿帅府太尉后,到任的第一天就官报私仇,无端责罚王进,害得王进连夜奉母逃走。作者还写了高俅为了让儿子霸占林冲的妻子,千方百计谋害林冲。高俅作为那个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体现了凶残、阴险的权奸特点,也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朽的本质。此外,《水浒传》中还写了地主恶霸的种种作恶行为,如郑屠霸占金翠莲,西门庆害死武大,毛太公勾结官府构陷猎户解珍、解宝。总之,《水浒传》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自上到下的对人民的压迫者。而受压迫的人中还有正直的上层人物,如柴进、杨志等。有压迫就有反抗,《水浒传》写林冲被逼上梁山就具有典型意义,说明了“乱由上作”的道理。《水浒传》写晁盖等劫取北京留守梁世杰的不义之财,也具有典型意义,它表现了人民对贪官污吏剥削行为的反抗和打击。由这种反抗,也使晁盖等人走上造反的道路。“智取生辰纲”中白胜唱的一首山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似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更是唱出了历代被压迫人民的不平,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共同的。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反抗的。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市贫民,为打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的。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庭出身和官场生活,养成了他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的性格,但他毕竟也被逼上梁山,这说明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政治极端黑暗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必然发生分化,其中的一些人因受到当权派的排挤打击,起而反抗,也会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

  《水浒传》反映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入,而终于全面展开的。英雄们的起义行动,是由小到大,由个人反抗,到集体行动,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小山头到大山头,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起义巨流。鲁智深、武松等人的斗争活动,开始多半是出于被迫,或是抱打不平,或是出于个人报复性的反抗,后来上了二龙山落草,接着又参加梁山起义。“智取生辰纲”最初就是有组织的反抗行动,但晁盖等上梁山后,就更大规模地反抗政府了。起义的武装,也是由小股发展到大股,最后都汇合到声势浩大的梁山泊。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奸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奸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在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奸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奸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奸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奸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

  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奸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奸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两人又都是受骗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分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拳打镇关西,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这样便脱身而去了。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踢到粪坑里去了。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武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字坡对孙二娘。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而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猛无比。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骗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动人力量。

  《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炼、准确、生动。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维妙维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如武松不听酒家劝告,乘着酒兴单身上山,看了庙门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为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岗子。这里作者只用了两句话衬托此时的气氛和心情:“回头看那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武松“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既写出了老虎活动的时间,又写出了老虎出没的环境。两句话就把一种恐怖悲凉的气氛和心情和盘托出,让人感到此时此地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跳出一只活老虎来。《水浒传》的叙事,要言不繁,恰到好处,而又绘声绘色,鲜明生动。“武松打虎”是历来传诵的好文章,写得极为传神,写人虎相搏,写老虎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声震山岗的吼声,一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跃然纸上。几经搏斗,老虎威风渐减,最后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挣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写得活灵活现,十分逼真。通过这些描写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水浒传》的版本

  《水浒传》的版本比较复杂,大致可分简本繁本两个系统。简本文字简略,细节描写少。繁本描绘细致生动,文学性较强。就内容来说,简本包括大聚义、受招安、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直至宋江被害。繁本无平田虎和平王庆故事。简本和繁本的先后问题,历来意见不同,或认为简本在先,或认为繁本在先,而简本是由繁本删节而成,迄无定论。

  现知和现存《水浒传》较早刻本都系明刊本。正德、嘉靖间人李开先《词谑》记有20册本的《水浒传》,有的研究者认为“二十册”即“二十卷”。一般认为,嘉靖时郭勋刊刻的武定板《水浒传》比较接近于原本,但郭勋原刊本已无存,有的研究者认为今残存 5回的嘉靖刊本《忠义水浒传》即郭本,并且由此认为郭本是20卷本。明嘉靖年间高儒《百川书志》所录《忠义水浒传》为100卷,今天所能见的比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100回本是天都外臣序本,序文撰于万历己丑(1589)。天都外臣序本从郭本出,不过分卷不同,郭本是20卷100回,天都外臣序本是100卷100回。这个本子于排座次之后紧接受招安、征辽、平方腊,而无平田虎、王庆故事。万历年间又出现了杨定见的120回本,主要是根据100回本,又插增平田虎、平王庆的故事(文字和繁本不同,或是吸收简本而加以润色)。明末金圣叹(见金人瑞)删去了排座次以后的部分,添了个卢俊义的噩梦作为结尾,梦中一百单八人全部被杀。又把原来的第一回改为楔子,作成70回本。这个本子,入清以来最为流行。今存较早的简本有明刊《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和明刊《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惟都为残本。清刊本10卷 115回《忠义水浒传》是今存比较齐全的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续整理出版过 70回本及120回本、100回本等繁本,并影印过100回本,及排印过几种繁本。还影印过简本《水浒志传评林》。

  参考书目

  傅惜华编:《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1957。

  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1957。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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