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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王献之《洛神赋》手迹石刻

(192~232)

  三国时魏诗人。字子建。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

目录

生平

  曹植自幼颖慧,年1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曹操的宠信。曹操曾经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然而曹植行为放任,屡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终于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得立为太子。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又称帝。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在曹丕登极的最初两年内,对他的打击尤为酷烈。曹丕通过“监国使者”和一些地方官,两次制造口实,给他以贬爵削邑的处分。终黄初之世,他一直在受迫害的阴影下生活。黄初七年(226),曹丕病逝,曹叡继位,即魏明帝。曹叡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曾多次上书,要求得到任用,希望为国家效力,并向曹叡陈述过于重用异姓大臣的危险,但曹叡只是“优文答报”,略无采纳之意。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卒谥思,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曹植一生,以曹丕即位为界,明显形成前后两个时期。但无论前期后期,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曾多次表示,要“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要“功铭著于鼎锺,名称垂于竹帛”(《求自试表》)。他抱负很大,自视甚高,对当时三国形势及曹魏内部状况的分析,也不乏中肯之见。曹植的思想相当复杂。他时而鼓吹“宣仁以和众”、“礼乐风俗移”,推尊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儒家圣贤;时而宣扬“长全贞而保素”、“澹泊无为自然”,表示要“仰老庄之遗风”。有时在一篇之中,往往儒道两家思想杂糅,例如《七启》。他对阴阳家、法家的学说以至谶纬、佛经都有所接触。这种兼容并包的思想与汉末以来社会思想冲破经学迷信桎梏直接有关。当时曹操以及一批思想文化界人士,都具有思想比较开放活跃的特点,而曹植是其中最显得驳杂的一个。他的思想既有丰富多采的优点,也有零乱不成系统的缺点。

  曹植一生勤于著述,他曾自述“余少而好赋”,“所著繁多”(《前录自序》)。他死后曹叡又称他“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魏志•陈思王传》)。他的诗、、各体散文,不论数量质量,都堪称当时之冠。

诗歌创作

  诗歌是曹植文学活动的主要领域。前期与后期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前期诗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他贵介公子的优游生活,一类则反映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前一类作品如《斗鸡》、《公宴》、《侍太子坐》等,描写游乐宴享之事,内容比较空虚浮泛。另一类作品有《泰山梁甫行》、《送应氏》等。《泰山梁甫行》描写了滨海地区人民的困苦生活,“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从这些朴素而真实的描写中,可以体味到诗人对下层百姓所怀有的同情。《送应氏》二首,送别好友应瑒,作于建安十六年随军西征途经洛阳时。诗中除叙述友情外,着重写了东汉皇都洛阳在战乱以后“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的残破荒凉景象以及诗人的内心激动,反映了汉末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社会大破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诗中写到“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同曹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王粲“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七哀》之一)等描写相一致。

  此外,《名都篇》写京洛少年的“骑射之妙,游骋之乐”,前人以为有讥刺之意,但从内容看,当是作者生活的自我写照。他的《白马篇》则写“幽并游侠儿”的高强武艺和报国立功的壮志,以“寄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等句作结,表现了建功立业的抱负。诗风雄健刚劲,是历来传诵的名篇。

  后期诗歌,主要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时而愤慨时而哀怨的心情,表现他不甘被弃置,希冀用世立功的愿望。其代表作有《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七哀诗》、《怨歌行》、《篇》、《杂诗》等6首。《野田黄雀行》大约作于曹丕继位之初,诗中以黄雀上遇鹞鹰、下逢罗网,来比喻他的好友丁仪、丁廙被曹丕所杀。《赠白马王彪》是一篇力作。诗作于黄初四年,其年五月,诸藩王俱朝京师洛阳,任城王曹彰在洛突然死去,七月诸王还国,曹植与曹彪(白马王)同路,又被监国使者所禁止,诗人“意毒恨之”,愤而成篇,以赠别曹彪,诗分7章,先写离开洛阳返回封地时途中情状,又写对已故曹彰的怀念和对即将分离的曹彪的惜别之情。诗中愤怒斥责监国使者是“鸱枭”、“豺狼”、“苍蝇”,实际上矛头指向了曹丕。诗中安慰曹彪不要过于悲伤,“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整篇作品既表现了深沉的悲痛,又不流于悲伤绝望,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七哀诗》使用以夫妇比君臣的手法,诉说自己被长时间弃置勿用的愁思。《杂诗》六首,非一时一地之作。除第一、六首(“高台多悲风”,“飞观百余尺”)外,其余四首大抵是后期作品。其中第二、三、四首,内容与《七哀诗》相类,多抒写时光流逝而自己无所作为的悲哀。第五首(“仆夫早严驾”)则跳出了感叹个人命运的圈子,把注意力转向国家大事,对当时政治形势表示关切,并发出了“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呼声,显示了身处逆境而志意不衰的精神状态。

  今存曹植比较完整的诗歌有80余首,其中乐府诗体占一半稍多。这表明诗人与他的父亲曹操、兄长曹丕一样,也很重视从汉乐府民歌中汲取创作养料。如《美女篇》对美女的大段描写,就是借鉴了汉乐府古辞《陌上桑》对罗敷的描写;《白马篇》“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七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等,就是学习民歌中常用的问答手法;《五游咏》“披我丹霞衣,袭我素霓裳,……带我琼瑶佩,漱我沆瀣浆”,《野田黄雀行》“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等,也都是源出于乐府民歌的手法。《赠白马王彪》大部分章间的首尾转换,也都使用乐府民歌常用的连章衔接句式。此外,曹植的有些诗句还直接从乐府诗中化出。由于着意吸取了汉乐府民歌的滋养,曹植诗歌具有明朗、和谐、清新等特色。

  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赠白马王彪》就是出色的一例。其次,曹植在诗歌语言的提炼和修饰上,是远胜于汉乐府古辞及《古诗》的。例如他的《美女篇》,其描写手法比《陌上桑》更加工细,辞藻更加华丽。即使是他的游仙诗,也比汉乐府中的同类作品写得圆熟,二者相比,工拙不同,是相当显著的。由于刻意提炼的结果,曹植诗中有不少精采的警句,如“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君子行》,《乐府诗集》作“古辞”)、“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箜篌引》)等。曹植善于运用民歌传统的比兴手法而又加以创新,诗歌开篇的比兴所传达的某种情绪往往以居高临下之势笼罩全诗,一气贯注。所以,曹植的诗往往一开头就能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所谓“陈思最工起调”(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正是指此而言。另外,曹植的五言诗还颇留意于文句的整饬和音韵的和谐。如《公宴》中“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等句,即已形成初步的对偶句了,有些诗句在音韵上也大致具有平仄相对的形式。

  关于曹植诗歌总的艺术风格,钟嵘曾指出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上),这是比较全面的评价。曹植的诗,一方面感情真挚强烈,笔力雄健,体现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风,另一方面又呈现着色泽丰富,文采斐然的面貌,在这一点上,曹植是度越前人的,在所有建安作家中,也是突出的。所以在中国诗歌史上,他被视为五言诗的一代宗匠,诚如钟嵘所说的“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赋、文创作

  曹植的赋,今存40余篇,数量在汉魏作者中为第一。从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三类。一为纪事,如《东征赋》、《登台赋》、《述行赋》等;二为述志,如《离思赋》、《感节赋》、《喜霁赋》等;三为咏物,如《宝刀赋》、《迷迭香赋》、《神龟赋》等。后二类数量更多些。曹植的赋有三个特点,一是取材相当广泛,朝着日常化、生活化方向拓展。二是小型化,他似乎一篇大赋也没有写过,今存作品全是形制较短的小赋,一般只有几百字,最长的《洛神赋》也不过千字左右。三是抒情化,无论纪事或者咏物,他都摒弃了汉赋铺排堆砌的传统,而是渗透进强烈的主观情感。

  曹植最出色的赋有《洛神赋》、《鹞雀赋》、《蝙蝠赋》等。《洛神赋》作于黄初年间,它以传说中的洛水之神宓妃为题材,借鉴了宋玉《神女赋》的写法,刻画了一位美丽多情的女子,表达了作者对她的爱慕以及因神人殊隔、不能交接的惆怅。赋中的描写细腻而又生动,如写洛神“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等,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一连串巧妙的比喻,描绘出了鲜明的形象。对这一文学史上的名篇,过去曾有“感甄”的说法,即认为此赋是曹植思念甄氏(曹丕之妻)而作,后来一些研究者多已指出其妄。《鹞雀赋》用拟人手法,写鹞与雀的故事,表现了对被欺压的弱小者的同情。此赋的写法是寓言式的,在赋史上很特异,而且它通篇是四言句,很像是一篇四言叙事诗。

  曹植的散文,包括颂赞、铭诔、碑文、哀辞、章表、令、书、序、论、杂说等多种体裁。今存较完整者近百篇。其中著名的有,前期写的《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辨道论》、《王仲宣诔》,后期写的《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令禽恶鸟论》、《藉田说》、《髑髅说》等。在《与杨德祖书》中,作者以亲切直率的语言,对当时的一些作者进行了评论,同时倾谈了自己的思想抱负。文章还表示了他对政治与文学的看法,是研究曹植文艺思想的重要材料。《辨道论》一文,阐述了对神仙之事的观点,指出“其为虚妄甚矣哉”,“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表现了朴素的唯物思想。《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都作于明帝太和年间,表文的基本内容都包含这样两点:一是对自己在各方面都受到限制束缚表示悲痛,说自己过的生活犹如“禽息鸟视”,是“圈牢之养物”,二是要求明帝消除疑忌,给自己以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机会。这些表文都写得慷慨激昂,情绪强烈,几乎是声泪俱下。《令禽恶鸟论》,述禽鸟的鸣声出于天性,与人事无关,俗传鸟之所谓“善恶”,是“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文章多举古代传说故事,来证成其说,写得颇轻松有趣。《藉田说》用种植原理来比拟治国之方,反映了他的用世之心和政治理想。《髑髅说》以“曹子”同髑髅的对话结构全篇,宣传存亡异势,死生必均的道理。全文学《庄子》写法,在曹植集中别具一格。总的来看,曹植的散文同样也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影响及作品流传

  曹植作为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对于后世的影响是不小的。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他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钟嵘《诗品》中的说法是有一定代表性的:“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刘勰也认为他的诗歌臻于“兼善”境地。不过在实际创作中,南北朝时期的大部分作家都习尚绮靡诗风,他们只是片面地发展了曹植诗歌“词采华茂”的特点,而忽略其“骨气奇高”的精髓,致造成“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甚至出现齐梁间诗歌“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陈子昂《修竹篇序》)的局面。

  曹植生前自编过作品选集《前录》78篇。死后,明帝曹叡曾为之集录著作百余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30卷,又《列女传颂》1卷、《画赞》5卷。然而原集至北宋末散佚。今存南宋嘉定六年刻本《曹子建集》10卷,辑录诗、赋、文共 206篇。明代郭云鹏、汪士贤、张溥诸人各自所刻的《陈思王集》,大率据南宋本稍加厘定而成。清代丁晏《曹集铨评》、朱绪曾《曹集考异》,又对各篇细加校订,并增补了不少佚文賸句,为较全、较精的两个本子。

  近人黄节有《曹子建诗注》,古直有《曹植诗笺》,今人赵幼文有《曹植集校注》。

  参考书目

  陈寿:《三国志•陈王传》,中华书局,北京,1959。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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