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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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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李雪峰(1907—2003),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07年1月19日生于山西永济市任阳乡任阳村(现为城西街道任阳村),1925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院,在青年学生中组织和领导了读书会和书报合作社,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发行部取得联系。

  1931年被保送到山西大学教育学院学习,他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1932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互济会,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山西互济会党组书记等职。

  1934年至1935年9月,任中共山西省工委宣传部部长,领导和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月至1937年1月,先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参与组织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1月,任直中特委书记、中共平汉线省委宣传部部长,他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指导“冀西民训处”,组建冀西游击队。还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率领一批平汉线省委干部进入山西省太行山区,与129师会合,开始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参与组建晋冀豫省委,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对开辟抗日根据地作出很大的贡献。

  1938年初至1947年11月,先后任晋冀豫省委书记、中共太行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太行区党委书记兼太行军区政委,负责领导太行根据地地方党的工作。他广泛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武装,在太行山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他在太行山工作战斗了10年,同太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战胜了敌人和困难,使太行根据地闻名国内外。

  1947年11月至1949年9月,随刘邓大军转战大别山,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受命组建了第一届中共河南省委,兼任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政委。

  
1949年6月起,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常委,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土改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央中南局党校校长。参与领导了中南地区的剿匪反霸斗争、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城市民主改革和恢复城市经济三大运动、荆江分洪工程和武汉钢铁厂初建等工作,为解放初期的中南地区各项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1954年11月,先后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共中央中南地区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为我国大型国有工交企业党组织的建设,协调中央工交部门与地方党委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为苏联援建的大型工业项目的顺利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9月当选为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和领导我国国有企业制度的建设工作,深入东北工业基地的厂矿企业,实地调查研究,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参与制定在企业中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分工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等管理制度。

  1960年9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1965年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农村基层,抓紧组织农村抗灾自救,缓解和减少了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有力地贯彻了中央经济调整的方针政策。他参与了我国第一部宪法和“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的制定等工作。

  1966年6月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至4月,到天津工作。1968年2月至1970年12月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

  “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四人帮”迫害,被隔离审查8年之久。

  1983年6月他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补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李雪峰同志是中共七大代表,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的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列席了党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雪峰同志因病于2003年3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李雪峰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回良玉、吴仪、周永康、俞正声、贺国强、曾培炎、王刚、李鹏、万里、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刘华清、李岚清、薄一波、宋任穷、李铁映、何鲁丽、陈至立、王忠禹、廖晖、刘延东、阿沛·阿旺晋美、张思卿、罗豪才、周铁农、徐匡迪和李德生、肖克、张劲夫、段君毅、黄华、王芳、谷牧、杨成武、吕正操、马文瑞、郑天翔、刘复之、杨白冰、张震、孙起孟、李锡铭、王光英、吴阶平、吴学谦、洪学智、任建新、钱正英、孙孚凌、胡启立、邓力群、张廷发、韩光等同志以不同方式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人物评价

  李雪峰1907年1月19日生于山西省永济县,1932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互济会,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山西省工委宣传部部长、北平市委书记、直中特委书记、平汉线省委宣传部部长、晋冀豫省委书记、太行区党委书记兼太行军区政委、中原局副书记兼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中南地区工作部部长、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他是中共七大代表,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的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雪峰同志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一生。[1]

蒙冤纪实

  “李雪峰是个老实人。”周总理在“文革”中接见华北局机关的干部、北京市和天津市的群众组织代表时,都曾这样谈过——总理对李雪峰同志是比较了解的。

  李雪峰同志“文革”中受折磨、吃苦头,归根结底,就是吃了“老实人”的亏。“老实人”应对不了复杂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后期的思想,受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影响,他对党、对国家及对毛泽东思想的前途命运是万分关注的,以至浮想联翩,疑虑重重。这导致毛主席发动了“文革”这场大的内乱。这场内乱的目的,据我观察其实质似乎就是要解决自己的两个“接班人”不合格的问题,而且为此连续作战,不惜花费十年时间。雪峰同志参加这两场战斗,都因“老实人”及“很不理解”,受了“重伤”,败下阵来。毛主席认为:两个“接班人”问题的焦点,都是集中在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不好:刘已经从“不信”到“完全否定”;林已经从假“高举”到“搞阴谋诡计”。

  在1966年4月的杭州会议上,毛主席点名雪峰同志接替彭真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表明,他认定雪峰同志“不是刘一伙的”。其实,这只是因为雪峰同志在历史上曾经五次公开对刘提过不同意见:一是北平地下党“抬棺游行”,导致白区党代会的争论(有人认为正是因此影响了雪峰同志,从而未能参加党的七大);二是南下中原后对“土地会议”某些做法提了不同意见;三是三年困难时期对“十年都恢复不了”的意见进行了公开批评;四是建议不要批发《桃园经验》;五是“四清”运动时对“大兵团作战”表示了不同意见。但是,提意见归提意见,雪峰同志对少奇同志始终都是极其尊敬的。当雪峰同志主持北京工作犯错误后,毛主席尽管失望,也有严厉批评,但总的是呵护有加。当年8月下旬,市委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向康生反映李讲话多,搞“一言堂”后,康同陈伯达联名告李,建议撤李的职。毛主席把联名信送给李阅后,8月29日单独找李谈话,提出:“职务先不动,保留,但可以不管北京的事了,请吴德同志管。”这样处理,还是对李的保护。北京复杂,李不好继续干下去了,实际上是让他离开是非之地,安全。随后,毛主席在一些场合(如接见红卫兵时、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十月工作会议等)见到李时都打招呼,说话关照,不断为雪峰同志讲好话,并于当年12月29日亲自批发了雪峰同志在北京的检讨,同时决定派雪峰同志到天津去解决一下“那么多工人闹”;从天津回北京后不久,又被派去了河北。

  总之,在解决第一个“接班人”的问题时,毛主席“原谅”了雪峰同志在北京犯的错误。可是,在解决第二个“接班人”的问题时,毛主席对雪峰同志就不能“原谅”了。1973年8月,中共十大前夕,毛主席提出把雪峰同志当“林的一伙”处理,政治局讨论时认为不妥,建议周总理去向毛主席反映,周建议由纪登奎去。纪去反映,毛表示不屑再考虑,只说“不能原谅他”。为什么这样?我分析认为:毛主席经过三年来的思索、联想,已经最后认定,雪峰同志是被陈伯达勾结,串通了林彪及其一伙,对毛主席搞了阴谋诡计。毛主席最担心、最恨别人“搞秘密的”、搞阴谋。1966年10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刘少奇、邓小平时,还说“不过,他们两个都是搞公开的”,“高岗是搞秘密的,彭罗陆杨是搞秘密的”。所以,现在陈伯达、林彪一伙是“搞秘密的”,雪峰也入了伙,因此不能“原谅”。其实,雪峰同志根本没有沾边、入伙。造成毛主席怀疑并形成这种概念,不是客观事实,完全是主观人为的。从雪峰同志自身说,从来没有害人之心,可是也无防人之心,自以为自己清白,不用洗白,少说为佳;对毛主席等人对自己的疑问,没有主动、认真地解释澄清。从其他相关的同志说,“雷打急了往树上指”,为了自己脱身,难免迎合、编造,甚至故弄玄虚,在一些牵涉到雪峰同志的事情上蒙了毛主席:

  说雪峰同志“抢先”出6号简报。这份不到1000字的简报,是由我分工写的(中办指派了各大区简报组人员,华北组4人:军委办事组王震,黄永胜秘书;陈某,吴德秘书;杜辛,郑维山秘书;我,李雪峰秘书)。为什么由我写?因陈请了假,说是为去赶写副主席要的“活学活用”报告。王、杜是军队干部,不熟悉地方的事,因此推让由我写。我没法推,就赶紧写,赶在吃晚饭前就写好了。但交到雪峰同志手上,被压了五六个小时之久仍未签发。晚上小组会散会时,萧劲光、郑维山跟在汪东兴后面,先后问汪:“今天的事,毛主席知道不知道?”汪答:“知道,只是不让点名。”雪峰同志当时也在场。随后,于午夜12时左右,他在同吴德、解学恭吃完夜宵后,商量了一阵才签发。

  说雪峰同志当夜给简报排印室打了电话,要“快排快印”,结果排印室把已编好的4号、5号简报压下,先印出了6号简报。此事在庐山未查,下山后查了几年也没结果。汪东兴、李震(公安部长)、郭玉峰(中组部长)三人找我与王震(黄永胜的秘书)一起查问此事,我向他们证明,雪峰同志打电话不可能:我同雪峰同志两人住一栋别墅,只有一部电话,安在秘书房间,当天深夜他没有来我房间打电话。以雪峰同志的身份,多年来不亲自打这种电话,而且只会用自动的红机子电话,根本不会摇、拨电话。

  说6号简报写好后,先送陈伯达看了,陈把自己讲“天才”问题的内容勾去了,只强调设国家主席的内容。实际上是陈伯达发言后,就当场把讲稿交给了简报组,并要求把他讲的单发一期简报。简报组在小组会会议室当场就编好了陈发言的简报。可是不一会儿,陈又亲自找到简报组,说稿子还要修改,把他的简报稿拿走了。等散会时问他,说晚上改好后交。夜间给他秘书打过两次电话问,都答复还没有改好,还在写。我写6号简报时,怕两份简报重复,所以就没有多讲陈的“天才”发言,就突出了设国家主席的内容。毛主席对这条信息(陈先看、改了简报)特别重视、敏感。当他得知此事后,就大体上信以为真,立即批示,决定成立一个调查简报的专案组,指定由周总理负责。毛主席认为,陈这样利用简报为设国家主席造势,是一个破坏自己要解决第二个“接班人”问题的大阴谋,是林、陈加李搞阴谋的“高招”。因为林在开幕会讲话前,与他谈话时已当面承诺不讲国家主席问题,只讲“天才”问题,不点名,只烧烧秀才。可是,林后来还是背后让陈捅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其目的就是保住林的“接班人”地位。

  说陈伯达选择在华北组发言、发难,是事先跟华北组组长雪峰同志阴谋好的。可是,对此一直没有找到一点根据。后来,从最高层联想陈伯达为解决河北“大联合”和天津工业协作问题两次去华北,出来了“三条”:1.陈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为何能到处乱跑乱说,插手军队,乱军夺权;2.大搞分裂,挑动武斗;3.突出自己,反对毛主席。这三条转化成批陈揭发北京军区报告后,陈选华北组发难,同李搞阴谋就可以有铁证就不成问题了,于是实施了“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现在有档案材料证明,陈两次周游都事先请示、批准,事后又向中央、毛主席写了报告。陈当时是党内“四号人物”,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名气大,这不算是华北捧他。

  说雪峰同志搞阴谋,让河北当时4名工农中央委员吕玉兰、王国藩等一齐上阵,在庐山华北小组会上点名批康生。虽然这4位同志后来一再说雪峰同志没有指使他们,是他们的自主、自发行动,但这件事仍引起毛主席怀疑。从起草中共九大的报告发生了林、陈合伙,用“唯生产力论”反对毛、康及“四人帮”的“继续革命理论”,毛主席非常警惕来自任何方面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动向,所以,点名批康,也使毛主席怀疑是陈、林、李勾结反对“文革”的一种行动。实际上,点名批康的小组会,是由华北小组一位副组长主持的,雪峰同志回到小组知道点名后,立即批评了主持会议的同志:为何不制止发言或宣布休会?主持会议的同志感到紧张不安,两人商量赶紧向周总理报告。随后,当雪峰同志到总理住地去报告时,发现主持会议的那位同志已经先在。等雪峰同志开始报告时,总理说:“已经知道了,你不用说了。”雪峰同志以为,“知道了”就再没自己的事了,谁知随后就传出点名批康是“雪峰同志搞的阴谋”之事。

  说雪峰同志“把6号简报的火总是往老汪(汪东兴同志)身上引”。毛主席从庐山回京时,在石家庄停车,召见了河北省革委会正、副主任李雪峰、刘子厚,省军区司令员、政委马辉、曾美,第二十七军军长、政委闫川野、马杰等6人,问6号简报的事。雪峰同志说明是受陈、汪发言影响。汪东兴当时在场,就插话说他怀疑简报先送陈伯达看了等等。雪峰同志说没有。李、汪两人当着毛主席的面争论许久。毛主席制止两人争论后,讲了陈伯达历史可疑,是“船上老鼠”,在延安先跟张闻天当秘书,看张不行了,就主动找到他,当了他的秘书,现在到处搬弄是非,是骗子,你们不要上此人当,等等。当汪东兴向毛主席解释他对陈伯达的活动事先不知情时,毛主席说:“不包括你,没有你的事。”在这次见面交谈中,毛主席注意的重点是揭批陈伯达,可是雪峰同志觉得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说话所产生的作用比陈大,这样,就使毛主席感到雪峰同志揪着汪不放而却不批陈,就是掩盖自己同陈搞的勾结、阴谋。

  说雪峰同志在北京军区是给司令员“摇羽毛扇”的。本来,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军区党委开会批郑维山司令员时,雪峰同志在会上做工作,保了郑。当毛主席得知此事后,高兴地趁“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召见两人并提出表扬,一手挽一个照相留念。可是,中共九大以后,林彪“第一号令”被毛主席当场烧掉,开始加紧解决第二个“接班人”的问题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家知道,这第二个与第一个“接班人”不同,林直接管军队。毛主席自信“自己缔造的军队”,“不相信会跟别人造自己的反”,话虽这么说,还是怕军队出事,当然更怕就在自己身边、拥有重兵的北京军区出事。可是恰恰在此时,陈伯达加紧了在北京军区的插手。引起毛主席注意的还有,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政委不像别的军区那样各支一派、斗争得不可开交,而是两人非常团结,这样,就不容易暴露出内部到底有什么问题。所以从原来高兴两人团结,变成了担心、怀疑两人团结。加上陈伯达的插手,毛主席怀疑陈在帮林扩势力,拉拢、勾结上了北京军区上层领导。这就是毛主席下决心要先从北京军区下手,非改造它不可的原因,想以此挖林彪的“墙脚”。以上这些误会,涉及到当时处分雪峰同志的事。在毛主席受蒙,不知真相的情况下,“不能原谅他”也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平反经过

  1982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雪峰同志党籍的决定。

  雪峰同志是在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时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的。

  雪峰同志对恢复党籍是无比欣慰的。接到通知后,让铁夫、我并翟英同志在家里做了几个菜吃饭,喝了茅台酒。

  雪峰同志的平反并不顺利。一位比较高层的领导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只要是讲原则、负责任、守纪律、辩是非,就难免不批评人,不冒犯人,不得罪人。工作中结下的怨,“顺风”时没事,“倒霉”时就有事了,就会说你这不是、那不是。这本来是“社会常态”。雪峰同志的平反,就遇上了这种复杂情况。当然,总的说,雪峰同志在平反中,是得到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的热情帮助的。

  1979年,胡耀邦同志批准雪峰同志从安徽回京治病,结束隔离、禁闭;随后,王任重同志出面解决了留京之事,即不再回安徽,并发给县团级文件阅读;接着,由李先念同志出面,利用批示雪峰同志回京后给中央以及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写的申诉信,认为:“对雪峰同志处分这样重,显然是康生、‘四人帮’搞的,我主张应该给他改正。”这封信几位同志看后,都同意给雪峰同志改正处分,只是对工作安排有不同意见,其中有的同志提出了雪峰同志在中南局时的“工作作风”问题,提醒安排工作“可要注意”。

  这一批示传开后,马上引起原华北局机关的14位同志(其中包括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联名向中央写信,批评雪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人多”。这样,引起连锁反应,除山西外,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都有同类性质的揭发。

  于是,中央由中纪委组织了专案组,主要是对“文革”时期“整人”问题进行调查,先后查了几年,最后把问题查清了。这时,秦基伟同志(抗战时曾任太行军区司令员,雪峰同志任政委)亲自找小平同志反映情况,小平同志出来为雪峰同志说好话,并批示雪峰同志专案“已经到了可以了结的时候了”。

  随后,胡耀邦批示:“我同意小平同志的批示。李雪峰同志的问题,由于历史决议已经出来,已经到了可以了结的时候了。”“将他开除党籍完全是江青等人的陷害,应平反,恢复党籍。”但是,胡的这一批示最后的“尾巴”是:“他前一段的确执行了‘左’的东西,伤人过多,犯了重大错误。”这里说的“犯了重大错误”,到中央新作的恢复党籍的决定中变成了“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夺权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如何理解这句话?当时,大家都不明其要领。征求雪峰同志意见时,他表示不理解,并表示决不签字。后来,在大家的再三相劝下才妥协。

  现在,再回头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还是涉及到毛主席有批示的,或“说过话”的两个问题:一是6号简报问题,一是“两个为何”与陈伯达乱跑乱说问题。这两个问题,实是一个问题,即毛主席当时怀疑雪峰同志与陈伯达关系不清,最后认定两人勾结、搞阴谋,并通过陈的关系,雪峰同志与林彪及其集团有勾结、有阴谋。尽管这个问题经过时间检验没有事实根据,不是事实,大家对此也都心领神会,但是,大家又可能觉得,当时这样怀疑,这样认定,总是有毛主席的道理,有毛主席的根据。正好现实政治生活中还需要利用这种似是而非的现象,于是,结论“尾巴”就出来了。这个“尾巴”的现实意义只是:因有此严重错误,就不能恢复原来的实职工作,使一些有意见、提意见、得罪过、冒犯过的同志消气。

二、河南省洛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

  
1958年8月生,河南洛阳人,中共党员;协助洛阳市市长高凌芝同志工作。分管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农机局、扶贫开发办、小浪底移民局;联系市农村经济委员会、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水利局、粮食局、供销社。

  1979.04—1981.04河南省洛阳师范学校学生。

  1981.04—1983.02河南省洛阳市实验小学教师。

  1983.02—1984.07河南省洛阳市废品公司职工。

  1984.07—1991.04河南省洛阳市供销社基层工作科副科长、科长、办公室主任。

  1991.04—1991.09河南省洛阳市农工委城乡协作处副处长。

  1991.09—1993.02河南省洛阳市政府办公室干部。

  1993.02—1994.06河南省洛阳市政府目标管理办副主任(正科)。

  1994.06—1998.02河南省洛阳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

  1998.02—2001.09河南省汝阳县委副书记、县长。(1997.08—1999.12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函授学习)。2001.09—2003.03河南省汝阳县委书记、县人大主任。(2000.09—2002.07郑州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

  2003.03—2006.05河南省汝阳县委书记。

  2006.05—2007.07河南省汝阳县委书记(副市厅级)。

  2007.07-现在河南省洛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副市厅级)、洛阳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三、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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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峰,男,1965年生,经济学博士,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英国志奋领奖学金学者,英国剑桥大学伯明翰大学访问学者;美国管理技术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工业大学MBA导师;香港光华管理学院高级培训师。

  李雪峰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经典管理学、中国化战略管理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的教学有鲜明的思想性和实践性。在思想性上,他善于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深邃智慧与现代管理理论相贯通;在实践性上,他善于将现代教育培训的理念和方法与中国学员的实际特点相结合。

学习经历

  1988年7月在东北师范大学获得学士学位;

  1991年7月在东北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1998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1999年9月—2000年9月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

工作经历

  1991-1996年在冶金工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

  1991-1992年在邯郸钢铁公司挂职;

  1996年至今在国家行政学院,先后任副教授、教授。

个人著作

  中国管理学(MBA精品教材系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

  卓越之路:企业全面战略管理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

  现代企业战略设计与实施要务(多媒体课程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

  韦尔奇领导艺术与GE成功之道(多媒体课程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太极智慧——孙子兵法与现代企业战略管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9月;

  现代领导发展与培训,中国人事出版社,1999年3月;

  经营谋略原理与运用,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6月。

四、甘肃省平凉市委常委、秘书长

  
李雪峰,男,汉族,生于1960年1月,甘肃省灵台县人,中央党校经济学研究生毕业,中共党员。

  1977年1月在本村小学任民办教师;1978年3月在平凉师范上学;

  1979年9月平凉师范毕业后在平凉地区峡中水泥厂职工子弟学校任教;1981年8月至1983年8月平凉地区行署人事处干事;

  1983年9月行署办公室工作,任文书、副科级秘书、正科级秘书;

  1989年1月任平凉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

  1994年12月平凉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兼行署研究室主任(正县级);

  1996年10月任行署办公室主任、行署秘书长、行署办党组书记;

  2000年11月任中共静宁县委书记(2003年9月-2004年1月在中央党校第七期县委书记进修班学习,2004年1月在中央党校经济学在职研究生班学习,2006年1月毕业);

  2005年5月任平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共静宁县委书记;

  2005年9月任平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2007年1月任中共平凉市委常委;

  2007年3月任中共平凉市委常委、平凉市委秘书长

五、陕西画家

  
李雪峰(笔名:李雪 半僧 看云轩主),生于1973年,90年代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后长期任教于西安美术学院。

  现任陕西省花鸟画研究会理事、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

  现为自由艺术家,近年来一直从事写意花鸟画的创作和书法创作与研究,作品多次发表于美术报、美术大鉴、教师报。

  于绘事之中久耕花鸟,习此技,道无尽,夜思日习,自有笔墨成绩,不求众人为贺,只做游戏,为之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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