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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712~770)
元代鲜于枢书杜甫《兵车行》
明代祝允明书杜甫《秋兴八首》
杜甫诗意图轴 清代张崟作
宋代淳熙刻本《杜工部诗集》

(712~770)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

  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

目录

生平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 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的生活从20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漫游时期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 至天宝四载(745) 。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可能在这时与夫人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这时唐王朝还强盛,仓廪相当充实,可是玄宗开始好大喜功,开拓边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上已经隐伏着不安定的危机。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并未正视。他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他在这时期写的诗,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可能已有数百首,不过只有二十几首流传下来,主要是五言律诗和五言古体诗。其中虽有象《望岳》那样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超越杜审言那一时期名诗人的水平。

长安时期

  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天宝六载,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变了他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优良政风,一任宰相贪污骄横,边将穷兵黩武,自己则在宫中寻欢作乐。人民受到的租税与征役的残酷剥削日益加剧。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同时,他结交一些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也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走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天宝十四载冬,杜甫探视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深情,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概括了社会上尖锐的矛盾,又描绘了“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景况,这是他十载长安生活的总结,也标志着唐朝盛世最后的总结。这时期流传下来的诗约一百余首,其中优秀的诗篇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

  从肃宗至德元载(756) 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这时正在鄜州,他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杜甫陷贼中将近半年,看着庄严整饬的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不久因为疏救房琯,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八月,他回到鄜州探视妻子,完成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后媲美的长诗《北征》,描绘了旅途上凄凉的惨景和家境的贫穷,表达了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

  这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这时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

  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辅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琯等被排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朝廷对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经济上,由于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农村一片萧条,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反而有增无已,造成人口锐减,生产力降低。杜甫也亲身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荒凉的洛阳道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无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都有很大的悬殊。这样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漂泊西南时期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5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象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上元二年末,严武来成都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过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变,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

  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乐的高歌。但快乐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杜甫对此表示无限的关切:“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早花》)他写出许多首诗,陈述他的政治思想。

  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个阶段。

  杜甫于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成诗四百余篇,占杜诗全部的七分之二强。诗中歌咏了夔州穷苦的劳动人民,描绘了这里险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动乱和对于长安、洛阳的思念,怀友忆旧之作也大量增加。可是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他。

  杜甫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写出生动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岁晏行》。

  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在这11年内,写诗1000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三强,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长篇排律。

诗歌创作

  杜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在艺术方面也达到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象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

  此外,杜甫也写了一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的气氛,可以看作是有声有色的文化史。

  杜集里也有一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的感情也较为淡泊,比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杜甫在长年的转徙流离之后,到了成都,建立草堂,开辟田亩,得到暂时的休息,因此对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动态进行了细腻的观察,感到无限的热爱,具有深刻的体会。如《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从诗题上就可以想象出杜甫当时的心境。这类诗当然不能和前边论述的诗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爱好。他“幽居近物情”(《屏迹》),喜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感到“花柳更无私”(《后游》)。

  杜甫写过一些怀念家属、朋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怀念妻子的有陷贼时写的《月夜》,怀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写的《月夜忆舍弟》;在许多怀念朋友的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杜甫自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赠李白、忆李白、怀李白、梦李白、寄李白以及其他涉及李白的诗,有十余首之多,几乎首首都显示出对于李白深厚的情谊、热烈的关怀和衷心的钦佩。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直到死亡前夕,没有停止过写诗,他从安史之乱起,至抵达成都前,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的诗歌思想内容最为深刻;他在夔州身体衰弱多病,写作的数量最为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在艺术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说明他创作的严肃态度。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和《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他继承优良传统、评骘古今诗人的主张。

  杜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明代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签》)这句话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象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陶融在“惊人”的诗句里,却是少有的。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杜诗镜铨》卷五)这虽然是“三吏”、“三别”的评语,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诗篇。元稹给杜甫写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里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杜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杜甫最能驾驭诗的各种形式,并能使每种形式都得到新的发展。他在五言古体诗里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写来十分生动,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语调的自然,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他在七言古体诗中擅长于抒写他豪放的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杜甫的五、七言律诗功力甚深,达到很高的成就,数量占杜诗的一半以上,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在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九日登梓州城》、《征夫》、《旅夜抒怀》、《宿江边阁》、《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恨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宿府》、《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的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如《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竟长达1000字。是除少数比较自然的以外(如五排的《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七排的《清明二首》),大都堆砌过多的典故,掩盖了丰富的情感或填补了应酬之作内容的空虚。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11年内写的。由于杜甫的古体诗和律诗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反映蜀中的骚乱与人民的生活,吸取民歌的精华,杜甫在绝句方面仍有不少贡献。

  当然,杜甫也写过一些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比较无聊的诗。当他在长安充当贵族的“宾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职的时候,当他漂泊西南,为了衣食,不得不与地方官吏们相周旋的时候,所写的一部分诗,其中有好些五言排律,用大量的典故颂扬对方如何贤明,申述自己如何贫困,以乞求怜悯与恩赐,格调是不高的。

  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

  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逝世40年以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在文艺思想方面显然受到杜诗的影响。李商隐近体诗中讽喻时事的名篇,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深得杜诗的精髓。宋代著名诗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对杜甫都推崇备至,他们的诗歌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传统。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囚居狱中,用杜甫五言诗句集诗200首,在《集杜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杜诗的影响所及,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爱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到今天还有教育意义。

本集和研究资料

  《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都说杜甫诗集有60卷,但早已散佚。北宋王洙在宝元二年(1039)取秘府旧藏及各种不完整的杜集,去其重复,得1405篇,编为18卷,又别录赋笔杂著29篇为2卷,共20卷,题为《杜工部集》。到了嘉祐四年(1059)王琪又重新编定。后世层出不穷的杜集皆以此集为基础,诗的数目也有所增加。体例按古体诗、近体诗分别编次,现有影印本。南宋淳熙八年(1181)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同样是以诗体分编,1940年哈佛燕京学社编的《杜诗引得》以这个集子为底本。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鲁訔曾按年代编次杜诗,嘉泰四年(1204)蔡梦弼会笺,题名《杜工部草堂诗笺》,有影印本。徐居仁则编有《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影印本收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以上四部是现在易于得到的宋人编的杜集,体例有按诗体编、按年代编、按门类编三种。

  后世注释杜集的约在百种以上,较为流行的,如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按诗体编次,对于史实考核较详。仇兆鳌《杜诗详注》(又名《杜少陵集详注》),汇集了大量前人研究的成果,但有时失之穿凿。杨伦《杜诗镜铨》比较简明扼要,便于初学。《杜诗详注》与《杜诗镜铨》都是编年的。浦起龙《读杜心解》按诗体编次,有许多独创的见解,并附有《少陵编年诗目谱》,但分析章句,间用评八股文方式。

  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论、解释杜诗的文学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收集历代有关杜甫的评论、解释,较为详备,但只出了上编《唐宋之部》。此外,明末王嗣奭的《杜臆》对杜诗有不少精辟的阐述。清施鸿保《读杜诗说》对仇兆鳌《杜诗详注》表达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两书原为手抄本,现均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1962年还出版有《杜甫研究论文集》3册,汇编了“五四”以来研究杜甫比较重要的论文。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则有冯至的《杜甫传》、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傅庚生的《杜甫诗论》、朱东润的《杜甫叙论》等。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编的《杜甫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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