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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公元57)

  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庙号世祖,谥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父钦曾任南顿令。(见彩图汉光武帝刘秀像)

  王莽末年,赤眉、绿林起义先后爆发,新莽政权呈现败亡之兆。宛人李通宣扬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说刘秀起兵。地皇三年(公元22),刘秀与其兄刘□抱着恢复刘姓统治的目的,起事于舂陵(今湖北枣阳南),发动宗族、宾客,联络附近各县的地主豪强,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武装,称为“舂陵军”。舂陵军初战不利,不久与绿林军下江兵约定“合纵”。次年二月更始政权建立后,刘□任大司徒,刘秀任太常、偏将军。地皇四年六月,王莽命王邑、王寻率领大军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刘秀突围调集援兵,与以王凤、王常为首的留守城内的义军合击,重创莽军。昆阳之战对于绿林军入关和新莽政权的覆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刘秀在昆阳之战中立了大功,刘□又夺取了宛城,他们的势力逐渐与农民军分庭抗礼。于是新市、平林的农民军将领劝更始帝刘玄杀掉刘□。刘秀闻讯赶赴宛城谢罪,以此取得了农民军的信任,被封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同年九月,新莽政权覆灭。更始帝北都洛阳后,刘秀又行大司马事。不久,被派往河北地区镇抚州郡。次年五月诛灭称帝邯郸的王郎,封萧王。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刘秀,成为他的有力支柱。此后,刘秀拒绝听从更始政权的调动。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编了河北地区的铜马、高湖、重连等部农民起义军,扩充了实力,因此,关西称刘秀为“铜马帝”。不久,刘秀派遣吴汉等袭杀更始政权的尚书谢躬,与农民军彻底决裂。建武元年(公元25)六月,刘秀在群臣的拥戴下称帝于□(今河北柏乡北),重建汉政权,不久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东汉王朝建立的第三年,刘秀打败了赤眉农民军,控制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随即于建武五年先后削平了盘踞渔阳郡的彭宠、南郡的秦丰和齐地的张步;次年又翦除了盘踞江、淮的李宪、董宪、庞萌,统一了关东,后以笼络手段使河西的窦融归附。建武九年和十二年又先后平定和消灭了天水的隗嚣、巴蜀的公孙述。割据安定的卢芳也于建武十六年归附,不久逃往匈奴。这样,经过十二年时间,刘秀终于消平群雄,完成了统一事业。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为了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他鉴于西汉末年“上威不行,下专国命”的教训,于是“退功臣而进文吏”,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预政事。对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限制,所以当时宗室诸王和外家亲属都比较遵奉法纪,无结党营私之名。在行政体制上,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由尚书典守机密,出纳王命,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建武六年,刘秀又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全国共并省四百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这些措施强化了皇帝的权力,达到了“总揽权纲”的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封建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

  与此同时,刘秀还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如建武六年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并且罢郡国都尉官,停止地方兵的都试,一度废除了更役制度。次年又令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遣散还乡,发弛刑徒屯田边境以代替征调的戍卒等等。据史书记载,光武帝统治后期“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这多少反映了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比起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特别是自建武二年至四年,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规定民有被卖为奴婢而愿意归随父母的听其自便,奴婢主人如果拘留不放,就依法治罪,对于没有释放的官私奴婢,也在法律上给予一定的人身保障,规定杀奴婢的不得减罪,灸伤奴婢的要依法治罪,又废除了奴婢射伤人处死刑的法律。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对于广大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建武初年,全国户籍遗存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二,田野荒芜,到建武五年情况已有所好转,土地逐渐得到垦辟。光武帝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到两千一百多万。

  光武帝统治时期,史称“中兴”,但是,东汉政权是建立在世家豪族的基础上的。刘秀在即位之后,就宣称要以“柔道”治天下。所谓“柔道”,实则就是扶植和保护世家豪族的利益。建武十五年,刘秀为了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针对当时“田宅逾制”和隐瞒土地户口的严重现象,下令全国检核土地户口。郡县守、令不敢触动贵戚官僚和世家豪族,反而在清查过程中“多为诈巧,不务实核”,“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结果,激起各地农民的反抗,郡国的豪强大姓也乘机作乱。对此,刘秀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对于农民的反抗斗争是进行分化和镇压,对于大姓兵长,则在处死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等十几名郡守之后,即下令停止度田,向豪强地主让步。光武帝在其统治末年还“宣布图谶于天下”,企图以儒家学说与谶纬神学的混合物作为思想武器,加强对人民思想的统制。

  光武帝刘秀死于中元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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