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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曲剧种。流行于湖南中部、东部一带,以及江西萍乡、吉安等地。因以长沙、湘潭为活动中心,故一度又称长沙湘戏。

  湘剧用中州韵、长沙方言演唱。有高腔、低牌子、昆腔、弹腔四种声腔。其高腔由弋阳腔逐渐地方化后形成。一人启口,众人帮和,伴以锣鼓,不托管弦。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徐渭所著《南词叙录》说:“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可见当时弋阳腔已在湖南流行。后来又受青阳腔和地方音乐的影响,在曲牌中添入大段滚唱,形成湘剧高腔中的“放流”。主要剧目有《金印记》、《投笔记》、《琵琶记》《白兔记》《拜月亭记》等。低牌子是一种曲牌联套体结构的唱腔,唱时用唢呐或笛子伴奏,配以锣鼓。为了丰富唱腔,便于表现各种不同的情绪和气氛,逐渐形成在同一剧目中,高腔和低牌子分折间唱的演唱形式。这类“高低间唱”的剧目有连台本戏《封神榜》、《岳飞传》、《目连传》以及《百花记》、《鱼篮记》等。昆腔传入,稍晚于弋阳腔,清初曾一度盛行,但到清末,日渐减少,现仅存《藏舟刺梁》、《思凡》、《春香闹学》等少数几出。清代中叶徽调和汉调流入,湘剧始有弹腔(又叫乱弹),称为南北路。南路相当于二簧,北路相当于西皮。同治、光绪以后,弹腔成为湘剧的主要唱腔,剧目除《三国》、《水浒》、《杨家将》等历史故事戏外,尚有称为“三十六按院”的一批公案戏,如《四进士》、《奇双会》等。

  康熙年间,湘剧班社大多以唱高腔为主,或高、昆兼唱,如福秀班、老仁和班。乾隆年间,湘剧班社逐渐增多,其中大普庆班则以昆腔为主要唱腔。当时,长沙、湘潭已建老郎庙(梨园公所),并开始设科班传艺。道光年间,出现了最早以唱弹腔为主的仁和班。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不但班社蓬勃兴起,而且各地纷纷办起科班,仅长沙一带,就先后设立30多班,如五云、三元、华兴等科班,为湘剧培养了大批演员。1921年,又办起福禄坤班等女子科班,自此湘剧有了女演员。1938年12月。田汉曾主持举办湘剧演员短期训练班,先后组成7个湘剧宣传队,在湖南南部及广西桂林一带活动,积极排演新戏,对宣传抗日战争起过一定的作用。在抗日战争中,湘剧受到严重的摧残,许多戏班被迫流散,不少名演员在战火中牺牲。直到1949年后,湘剧才得到新生,在艺术上得以蓬勃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理、创作了不少剧目,其中较有影响的传统剧目有《琵琶上路》、《打猎回书》、《追鱼记》等。高腔剧目《拜月记》和创作的现代戏《园丁之歌》均已摄制成影片。

  脚色行当分大靠把(正末)、二靠把(副末)、唱工(正生)、小生、大花脸(大净)、二花脸(二净)、紫脸(重唱的净)、三花脸(丑)、正旦(青衣)、做工旦(花旦)、旦(贴,包括小旦、武旦)、婆旦(老旦)等。小生不仅有文巾、罗帽、雉尾、蟒靠之分,而且有穷、文、富、武四种戏路做派(即富贵衣小生、褶子小生、袍带小生、武打小生)。生行的表演,如《祭风台》中拖鞋而出的“趿鞋路”,《金沙滩》中金鸡独立的“船路”,《金马门》中踉踉跄跄的“醉路”,以及旦行《蝴蝶媒》、《温凉盏》中的大脚婆路,和正旦合演《琵琶上路》中的滚唱,都有独特的表演和唱功。又如生扮《空城计》中之司马懿,小生扮《哭祖庙》中之刘谌,花脸扮《装疯跳锅》中之蒯彻,也颇具特色。近百年来,先后出现的名演员有柳介吾、李桂云、李芝云、言贵云、陈绍益、胡普临、彭凤姣、吴绍芝、罗元德、罗裕廷、贺华元、徐绍清、彭俐侬等。

  湘剧高腔有曲牌300余支,南曲多于北曲;低牌子曲牌名多与高腔相同,唱时字多腔少;弹腔(乱弹)中除南、北路外,尚有反南路(反二簧)、反北路(反西皮),以及平板(四平调)、安庆调(吹腔)、七槌半(南罗,即罗罗调)。乐队原为文场2人,武场4人。乐器有二弦、月琴、笛、唢呐、鼓板、大钹、大锣、小锣等,现已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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