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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1243)

  金代文学家。字从之,号慵夫,入元自称滹南遗老。真定槀城(今河北藁城)人。早年尽力于学,以其舅周昂和古文家刘中为师。章宗承安二年(1197)擢经义进士,官鄜州录事,历管城、门山县令,皆有善政。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又奉使西夏,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哀宗正大间在史院主持史事,修《宣宗实录》;书成,迁平凉府判官;不久召为左司谏,后转延州刺史,入为直学士。金亡北归,隐居乡里以终。他颇有政治才能,然而由于多年居于闲散的位置上,没有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为人滑稽多智,而能雅重自持,谋事详审。

  王若虚是金代的重要学者,精于经、史、文学,独步一时。元初文学家李冶在《〈滹南遗老集〉序》中指出:“今百余年,鸿生硕儒,前后踵相接。考其撰著,訇磕彪炳,今文古文,无代无之,唯于议论之学,殆为阙如”,惟“滹南先生学博而要,才大而雅,识明而远。所谓虽无文王犹兴者也”。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上的独特地位。其经学、史学和文学批评方面的成就,主要反映在所著《滹南遗老集》中。此书共45卷,包括《五经辨惑》2卷,《论语辨惑》5卷,《孟子辨惑》1卷,《史记辨惑》11卷,《诸史辨惑》2卷,《新唐书辨惑》3卷,《君事实辨》2卷,《臣事实辨》3卷,《议论辨惑》1卷,《著述辨惑》1卷,《杂辨》1卷,《谬误杂辨》1卷,《文辨》4卷,《诗话》3卷,杂文及诗5卷。其学术论著部分,辩难驳疑,不落窠臼,对汉、宋儒者解经之附会迂谬以及史书、古文句法修辞之疏误纰漏,多有批评订正。其《文辨》、《诗话》专门论文论诗,虽未形成完备的体系,却从始到终,观点鲜明,有不少独到见解。

  王若虚的文学理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的。在金代文坛上,某些作家竞靡夸多、追奇逐险的倾向比较突出。王若虚以理论家的器识和胆略,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论争。在文学和生活关系的看法上,王若虚主张写“真”去“伪”,反映客观现实,以为“哀乐之真,发乎情性”(《诗话》上),“文章唯求真是而已”(《文辨》一)。有鉴于此,象罗可的咏雪之作“斜侵潘岳鬓,横上马良眉”,他就直以“假雪”斥之(《诗话》中)。对于主张“无一字无来处”和以“经史雅言,晋宋清淡”作为诗文素材的黄庭坚,他也进行了批评,指出其“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作诗方法不过是“剽窃之黠者”(《诗话》下)。其实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就是用古语来达意表情,不完全同于剽窃。这在苏轼诗里已是铺排古典成语。但王若虚只对苏轼的“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叙》)以及“有为而作”(《凫绎先生文集叙》)等主张,推崇备至。对主张“情发于中,文形于外”的白居易的诗作,则认为“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诗话》上),“妙理宜入人肺肝”(《论诗》)。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王若虚同意周昂的主张:“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诗话》上),“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得首肯”(《文辨》四),把思想内容放在突出的地位;强调“辞达理顺”(《诗话》下)、“浑然天成”(《诗话》中),对于“不求是而求奇”(《诗话》中)、“不求当而求新”(《诗话》下)的倾向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指出“凡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末”(《文辨》四)。但是,形式主义的影响在王若虚身上也偶尔有所流露,比如他对司马迁的评价就失之偏颇。他曾说过:“司马迁之法最疏,开卷令人不乐”(《文辨》一);又说:“迁虽气质近古,以绳准律之,殆百孔千疮”。(同前)从而暴露了他的理论的不彻底性。

  王若虚的诗文创作亦颇为可观。周昂在评论时人之文的时候曾经指出:“正甫之文可敬,从之之文可爱,之纯之文可畏也。”(刘祁《归潜志》卷十)其文不事雕琢,唯求理当;其诗以白居易为法,崇尚自然,能曲尽情致。其创作实践和理论能保持一致。

  所著《滹南遗老集》45卷,续1卷,有《四部丛刊》影旧钞本、《丛书集成》本。《滹南诗话》3卷,有《历代诗话续编》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霍松林等校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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