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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演出)

  北方曲种。以语言为主要表演手段的一种喜剧性曲艺艺术。相声的艺术因素可以追溯到周秦时代的俳优,后又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到宋代以后,在一些瓦舍伎艺和宋、金杂剧里,也都有不少“滑稽含玩讽”的表演。明代以来,称为“象声”的隔壁戏和说笑话发展得非常普遍,内容也随着由摹拟形态和声音逐步过渡到现代的“说、学、逗、唱”兼备的艺术。现代形式的相声形成时代难以确考,但至迟不会晚于18世纪中叶(清乾隆时期)。它最初流行于北京、天津地区,20世纪30年代,相声演员开始到南方演出。在相声形成的过程中,广泛地从口技、莲花落、把式(武术)、戏法儿、说书等艺术中汲取营养,融汇其他艺术的长处,丰富了相声的表演艺术。相声的特点是寓庄于谐,即运用轻松诙谐的形式表现严肃的主题。它的特殊表现手段“包袱儿”,是根据促使人们发笑的心理作用和艺术手法而组织起来的笑料。

  讽刺是相声艺术的主要功能。它既可以鞭挞揭露腐朽反动的事物,也可以讽刺人民内部的落后现象,还能表现真善美的事物。相声有干预生活、评议时政的优良传统,这与俳优以及参军戏等古代艺术是一脉相承的。但在旧相声中却也掺杂了不少侮辱劳动人民、崇尚富贵权势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声有了重大的改革。50年代初,北京的一些著名演员成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在作家、语言学家老舍、罗常培、吴晓铃的帮助下,曲艺演员对旧相声加以革新整理,创作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相声,使相声艺术获得了新生。相声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语言的提炼与净化。旧相声用的是北京方言,其中有不少不够纯洁和健康的成分;改革后的相声则改用新鲜活泼的普通话,具有幽默多变、含蓄精练、朴实高尚、明快犀利的特色。相声的语言是艺术化的口语,又是生活化了的文学语言。语言方面的改革,使相声的艺术格调得到显著的提高。相声的创作与演出队伍也不断扩大,活动范围日益广泛,迅速成为雅俗共赏的全国性曲种。影响所及,还出现了以某些方言表演的相声和少数民族的相声。

  相声表演方式分单口(一人独说)、对口(二人合说,一为逗哏、一为捧哏)、群活(三人合说,也有三人以上合说的)。单口相声有较强的故事性。对口相声有一头沉(以一人为主、一人为辅进行叙述,一般也有故事性)、子母哏(以二人争辩为主要形式,其中也有故事)、贯口活(以大段连贯流利的语言来叙事状物为主要内容)等几种类型。这几种形式在具体运用时又时有交叉。群活则以子母哏、一头沉为常见。

  一段相声通常由以下部分组成:“垫话儿”、“瓢把儿”、“活”、“底”。这大致与文章的引子、过渡、正文和结尾相当。垫话儿的作用是在撂地演出时招徕和等待观众,或在剧场中吸引和集中观众注意力,因此每段相声前面的垫话并不固定,常常是即兴编演,有的也可能逐渐独立成篇。自从相声进入舞台演出以后,“垫话儿”已不常用,于是“瓢把儿”成了“引子”。“活”是一段相声的主要内容,“底”是用以结束全段表演的“包袱儿”。

  据不完全统计,现存传统相声约300多段。其中有些段子,如单口的《小神仙》、《巧嘴媒婆》、《连升三级》、《胡涂县官》,对口的《改行》、《阴阳五行》、《歪批三国》、《戏剧杂谈》、《卖布头》、《地理图》,群活的《扒马褂》、《四字联音》等仍为群众所喜爱。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作品有上千段,其中如《一贯道》、《婚姻与迷信》、《夜行记》、《买猴儿》、《昨天》、《帽子工厂》等是其中优秀曲目。

  对现代相声的发展和趋于成熟有重要贡献并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艺人,有清末民初的马麻子、朱绍文(艺名“穷不怕”)和继起的李德锡(艺名“万人迷”)、焦德海张寿臣等人。现代的一些演员在相声艺术改革和创作新节目方面也各有自己的贡献。对相声的艺术形式及其规律的理论研究工作,已日益受到国内外民间文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学者的注意。(见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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