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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1869~1936)
章炳麟墨迹

  近代思想家、学者、散文家。字枚叔;因仰慕顾炎武(顾初名绛,入清后改炎武),改名绛,别号太炎。浙江余杭人。父章濬,道光二十九年拔贡,长于医,“暇则以诗自娱”(《两浙轩续录》)。章炳麟从小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自称读了《东华录》和受到外祖父朱有虔讲述明清遗事的影响,“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民国光复》演讲辞)较早孕育民族主义思想。光绪十七年(1891),23岁时,到杭州诂经精舍跟随著名经学家俞樾埋头“稽古之学”,开始以文字学为基点,从训诂、音韵、典章制度等方面阐释儒家经典和先秦诸子。但他并不墨守师承,而是“精研故训,博考事实”。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后,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炳麟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赞助维新变法,希望“以革政挽革命”(《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他曾上书李鸿章,企求他能“转旋逆流”(《上李鸿章书》);又至武昌,帮张之洞办《正学报》,幻想借助他的实力推动变法。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炳麟避地台湾,东渡日本,虽对康有为梁启超仍表同情,但亦和孙中山相晤,“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光绪二十五年(1899),义和团运动掀起。次年,八国联军入侵,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章炳麟受到极大震动,在唐才常于上海召开的“国会”上,他激烈反对改良派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清政府,又反对拥护光绪皇帝,开始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他针对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论调撰《正仇满论》,公开提出“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又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他把改良派奉为神圣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打击了改良主义,提高了革命思想。在孙中山的支持下,他定期于日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亲拟宣言书,并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邹容的《革命军》合刊,在《苏报》发表。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制造“苏报案”,章炳麟被监禁于上海“西牢”。他在狱中宣告“不认野蛮政府”,撰文力言革命之必要,并参加光复会,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出狱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揭露改良派“污邪诈伪”、志在干禄的丑态,阐扬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意旨,斥责革命投机分子“自慕虚荣”、“私心暧昧”的劣迹,在当时起了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前,章炳麟对敌斗争的英勇,论战文章的犀利,至今犹生气勃勃。这些正是他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但以妥协而告终。章炳麟和同盟会早有裂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与立宪党人张謇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随即改为统一党。不久,袁世凯攘窃国柄,以遂私图,章炳麟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被幽禁三年。释放后,他一度担任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军政府派系斗争激烈,他不顾孙中山的劝慰,到云南联络唐继尧,又到贵州、四川,后归上海。这时,人民革命运动日渐发展,章炳麟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又在国民党右派的怂恿下,反对国共合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袭取沈阳,进陷吉林,章炳麟主张抵抗侵略。“一•二八”,日本侵略上海,章炳麟愤怒之下,北上见张学良,又与马相伯等联合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晚年迁居苏州,创章氏国学讲习所。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他又致电宋哲元:“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次年病逝。

  章炳麟在文学方面是从古文经学家的立场来诠释、评论文学的。他所说的“文章”是广义的,把有形质的、自成首尾的,都叫文章;把有辞藻、有情韵的,则叫“彣彰”(见《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对文章又区分为句读文和无句读文两种。图画、表谱等是“无句读文”。句读文中“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体诗、词曲”是有韵文;“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是无韵文。章炳麟从有形质而自成首尾即为文章这一概念出发,尚质直,重证据,戒空论,反夸饰,认为议论文章要以学问为基础,不能空泛无据,叙述文章要“确尽事状”,“比类知原”,不能以猜测为实事。“凡有句读文,以典章为最著”,反映了经学家的治学精神。他以为文章分“雅”、“俗”,质直的辞语叫“俗”,有规律的辞语叫“雅”。造辞能表达意旨,叫做“尽俗”;“雅”则是文章的最高境界。他反对有意模糊不清和强行润饰的“诡雅异俗”。又以为文章的刚柔,反映了时代的盛衰,如西汉强盛,文章“雄丽而刚劲”;东汉少衰,“文辞亦视昔为弱”;唐代“国威复振”,“终有韩(愈)、吕(才)、刘(禹锡)、柳(宗元)之伦,其语瑰玮,其气奘驵,则与西京相依;”(《菿汉微言》)。从自己的文章观念出发,他对近代及同时文人如龚自珍魏源谭嗣同黄遵宪王闿运、康有为等都有所论列(见《与友人论文书》、《与邓实书》)。

  章炳麟自称,少慕韩愈“造词之则,为文奥衍不驯”。34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任,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自述学术次第》)。大抵于论辩之文,尊晚周、魏晋,认为“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而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又认为“晚周之论,内发膏肓,外见文彩,其语不可增损”(《国故论衡•论式》)。他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文章,大都与政治斗争有关,针锋相对,以深厚的学识作革命政论,内容充实,文字锐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如《客帝》、《正仇满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等。但后来追求“流俗或未之好”的“传世”之文,诘屈聱牙,索解为难,每为论者所不满。他在诗赋方面薄唐、宋以降。他的诗作不多,主要是五言诗,以为四言“风雅以后,菁华既竭,惟五言犹可仿为,可用以专写性情”(《自述学术次第》)。但他的古体诗取法汉魏乐府,往往古奥难读。早期有些小诗如《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以平易的语言抒写革命的友谊和壮怀,颇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章炳麟于1914年手定《章氏丛书》,其中《文始》、《新方言》、《岭外三州语》、《小学答问》、《说文部首韵语》是专讲文字音韵的。《国故论衡》的中卷,共7篇,专论文学,诸如文学的界说、历代散文和诗词歌赋的优劣等。《太炎文录》则为他的诗文结集,但很多重要政论性文章和函札,每多刊落。1933年,《章氏丛书续编》出版,收《广泛语骈林》等7种,所收不多,且不取旧作。章炳麟逝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印《太炎文录续编》也只掇拾一部分诗文。《章太炎全集》的编校出版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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