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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人物生平

  1880年应聘到瑞士苏黎世,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改良主义者K.赫希伯格的助手,出版《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1881年3月被派往伦敦会见K.马克思和F.恩格斯,从此由激进的民主主义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1882年秋,筹备创办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考茨基任主编。1885年迁居伦敦,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历史。19世纪80~90年代,发表著作,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唯物史观以及党的纲领作了通俗的论述,曾得到恩格斯首肯。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被认为是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代表,他曾出版过《土地问题》等马克思主义著作。1905~1910年间编辑出版被认为是《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他多次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成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在许多问题上坚持正确主张,也发表过错误言论。从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起,愈来愈严重地暴露出中派主义观点,在党内原则争论中持折衷调和态度,并于1910年与R.希法亭、O.鲍威尔等人形成第二国际中派集团。在其著作中回避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国家问题上愈来愈倾向于机会主义

  1914~1938 年考茨基成为机会主义者。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曾向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建议在表决是否支持政府军事预算时弃权,以中派主义掩饰并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公开的叛变行为。1914年9月发表《帝国主义》一文,提出“超帝国主义”论。还要求党服从机会主义者的领导,同帝国主义政府合作,鼓吹社会和平主义。为了显示与机会主义者的不同,1917年4月在哥达建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为此他被免去《新时代》主编职务);1921年2月在维也纳建立第二半国际;1922年9月和1923年5月,又将两党和两个国际合二而一。俄国十月革命后,歪曲马克思主义,攻击苏维埃政权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出任P.谢德曼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和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坚持改良主义,极力阻止革命向前发展 。1924年出版《唯物主义历史观》,较系统地阐明了他的机会主义观点。德国法西斯执政后,迁居维也纳。1934年取得捷克斯洛伐克国籍。1938年德国侵占奥地利之前,逃亡布拉格,不久又逃到阿姆斯特丹

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家

  卡·考茨基1854年10月生于奥地利帝国的布拉格,其父是捷克画家,祖父也是画家,母亲是德国人,演员和小说家。考茨基9岁时,全家迁居维也纳。在多民族的奥地利帝国,考茨基自幼怀有激进的亲捷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也同情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他很崇敬匈牙利民族英雄科苏特和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时期,他感到欢欣鼓舞。从此,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开始阅读社会主义书刊和小说。特别是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充满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说给考茨基以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又读了路易·勃朗的历史著作,他说从中"获得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正面知识",并积极投身于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民主公正平等价值的实现。他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其任务就是“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成为更自觉和更合目的的斗争”。

  1874年,20岁的考茨基开始研究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首先学习的是拉萨尔的著作。1874年秋,他在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学习,他曾在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由于家庭的影响,考茨基也喜欢绘画和写小说。由于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他开始研究经济学,并学习《资本论》。同时还热烈地赞成达尔文主义。1875年他的第一本著作《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发表,从此开始了他的著述活动。同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之后,开始为《前进报》撰稿。1876年到莱比锡旅行时,同威·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有过个人接触,1877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78年,他的一个剧本曾在维也纳演出。这时他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是多元的,对科学社会主义并不独衷,他回忆说:"当时,我对马克思还抱冷漠的态度,我的经济学观点当时带有强烈的折衷主义性质"。这时,他开始为维也纳的党报和莱比锡《人民国家报》撰稿,1879年,他曾给赫希柏格主办的杂志《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写过几篇文章,得到赫希柏格的赏识并被约请当了赫希柏格的助手。1880年1月,考茨基迁居苏黎世,在这里,认识了赫希柏格的秘书、比他大五岁的伯恩施坦,得到了"很多鼓励和启发",二人"情投意合",从此成为莫逆之交。1881年3月,考茨基被派往伦敦,经常同恩格斯一起相处,建立了所谓亲密的友谊。

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密战友和学生

  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考茨基逐步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没有简单地(按照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说)“迷信”马克思主义。1882年,考茨基被赫希柏格解职,重返维也纳。188l--1882年冬季写成了《婚姻和家庭的起源》一书,恩格斯对本书的一些论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但考茨基没有接受,相反,他在自传中写道:"在这本书里,我在有些地方得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后来得出的结论……在恩格斯持有反对意见的诸点上,后来的研究都证明我是正确的。”

  1883年1月,《新时代》杂志创刊号出版,从创刊到1917年秋,考茨基都是它的主编。考茨基非常注意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动向,及时提出一些深刻的见解。

  1885年11月,考茨基迁居伦敦,继续出版《新进代》杂志,此时,伯恩施坦成了《新时代》的撰稿人。在恩格斯指导下,考茨基在大英博物馆进行科学研究工作,陆续发表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如:1887年发表了《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9年发表了《1789年的阶级矛盾》(后改为《法兰西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1890年迁居斯图加特。为了宣传五一节,1890年发表了《劳工保护,特别是国际劳工保护立法和八小时工作制》。1891年,在恩格斯领导下,由考茨基、伯恩斯坦参与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才在德国工人政党中最后完全的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其实,从爱森纳赫派合并了拉萨尔派开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就已是牢不可破的啦)。用马克思主义来统一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元方式(这在某些人眼里可能是件坏事)也确立下来,直到1980年以后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才把马克思主义最终从指导思想的地位上取代了(这对某些人而言确实欢欣鼓舞)。考茨基草拟了《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后来,又受委托,于1892年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

马克思主义教皇—第二国际主要领袖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逐步获得成功,使得恩格斯晚年偏重于马克思主义的合法的斗争策略方面,而不是革命方面的理论。并且宣布,在当时的这一阶段1848年的策略在各个方面都过时了。恩格斯在1885年逝世前所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再版导言中指出在世界革命临近的时候冲动地采取暴力革命战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危害,他说:“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的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在恩格斯的领导下,在两个世纪之交,社会主义成为国际性的思想,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当然,恩格斯在侧重于和平议会道路的时候,没有忘记“革命权”,以防不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从坏处作想,向好处努力。直到1933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已经不是恩格斯所担心的资产阶级了)用暴力手段上台时,显示了恩格斯警告的先见之明和策略的周到。

  1889年2月,在恩格斯的努力下,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在海牙召开筹备会。接着,在7月14日纪念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一百周年的那天,在巴黎召开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宣告成立。第二国际确定主要任务是运用在议会内外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壮大工人队伍的力量,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在1893年苏黎士代表大会上,倍倍尔、考茨基等人要求决议中增加政治权利和立法机构,以促进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夺取政权。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主要首领是马克思主义派,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最强大的堡垒。但作为修正主义派的伯恩斯坦同考茨基却一起被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人。倍倍尔作为莱茵议会的议员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和伯恩斯坦被恩格斯指定为遗嘱执行者。考茨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教皇”,担负起保卫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重任,可惜的是历史并未给他一个承担此种责任的头脑。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提出"修正"马克思主义,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伯恩施坦的一系列论文。那时他还坚持阶级冲突,写了几篇批驳伯恩斯坦的论著,认为改良只是一种策略不能改变冲突,民主权利的保障不能取代革命,他的目标始终是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治权力。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不一定非采取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不可,但必须有受压迫人民的积极参加,而且“经济危机,物质生活状况的动荡不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切令人难忍的和引起愤恨的不断加剧的后果,不是建立在现在所有制形式上面的任何改良所能制止的。”但是倍倍尔和考茨基也认为,如果伯恩斯坦生活在德国就不会写出那样的文章了,换言之,在德国民主社会党尚处于非法地位(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才取消),还不能走改良的道路,但是在英国法国民主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选择“改良的道路”就会是可行的了ORZ!他说,马克思在20年前就说过,英国有可能实行和平过渡,德国军国主义和官僚统治仍然很严重,没有真正的议会制民主。(1848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指出,先实现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并规定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在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还设计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的政治经济措施,指出,只有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才能为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20世纪初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西欧日益成熟,民主制度高度程序化法律化,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政治制度,其本身被迫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属性。由民主制度的限制,资产阶级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并继续剥削劳动者,不能再依靠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压缩劳动报酬等老办法,而是要依靠不断采用新技术和改善经营管理的新办法来实现。在民主制度的限制下,国家集体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分配,如工人贵族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上交给国家的税收.再生产的资本投入等趋于“公平合理”,工人贵族与资本家的矛盾不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合作伙伴关系”,甚至是代理级别。其次技术工人在工人的总人数中在少数极发达国家中达到70%以上,加上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使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文化斗争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使工人阶级可以和平运用在议会内外斗争相结合的方法来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并通过入股和参与管理来获得工人贵族的经济自由。“民主社会主义”正是大多数白领阶级的政治代表,既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又不产生社会动乱的一等良民。考茨基个人已经逐步认为,欧洲生产社会化,“所有权与支配权相分离”,是一种新的现象,“资本主义正在自我调节,中小企业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更繁荣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不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和谐的发展不间断的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平的继承者”。拉萨尔.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的实行途径”在于“民主”,而不是“专政”,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不是靠“暴力革命”进入社会主义,他们主张议会道路.阶级妥协和政治妥协,从而很好地为他们个人解决了在资本主义民主发达的国家如何在梦中实现社会主义并领取高额薪金的问题。1898年和1899年,以爱德华·伯恩施坦发表著名的《社会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为标志,以苏黎世三人团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党机会主义领导内部开始“反思”以往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并提出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

  1899年考茨基写了《土地问题》,因为当时考茨基还未表现出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所以列宁,这时尚对该书作了好评,列宁曾说:"考茨基的这本书是《资本论》第3卷以后最出色的一本经济学著作"。"对马克思关于利润和地租的学说作了通俗、非常确切、非常天才的叙述"。同年,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出版,考茨基当即写了《伯恩施坦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书,对伯恩施坦进行了批判。当然这种批判是着重从经济方面进行批判,而在基本观点上,考茨基与伯恩施坦是一致的。他说:"虽然我对修正主义作了许多研究,但即使在最激烈的斗争时期,我也没有全力投入反对修正主义的论战"。他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一文中把修正主义只看作是"理论上的退步",他希望他们"能够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成绩来",希望他们"继续忠于社会主义"。这说明考茨基虽然也在反对伯恩斯坦,可实质上他同伯恩施坦等人在感情上是相通的,他们都毫无保留地赞成议会策略。考茨基认为:伯恩斯坦没有叛变,他们没有成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敌人。1902年,他写了《社会革命》,1909年写了《取得政权的道路》,都是专门论述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但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他曾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战争状态,也不是雅各宾式的独裁,而是无产阶级在充分民主的和议会制的制度下行使多数人的统治。

  1899年,社会主义运动中发生了米勒兰入阁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人的争议。1899年6月台票2日,法国共和党人瓦尔德克-卢梭组阁时主动向米勒兰邀请,并被米勒兰接受,任工商部长。在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对此提出了两个提案,由考茨基提出,并由普列汉诺夫补充的决议草案认为:“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政治形势要求作这种冒险,那么,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会议表决时以29票对9票通过了一个不是谴责而是折衷的决议案,被称之为"橡皮性"的决议。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客观上确实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但是,在1907年8月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伯恩斯坦等人竟提出社会主义殖民主义的概念。对此,考茨基认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很难放弃殖民政策,但是社会主义应该坚持放弃殖民地的原则,他在理论上反对了“社会主义殖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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