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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1910~1996)
1929年艾青在法国巴黎近郊
1944年艾青在延安和劳动英雄索木耳合影
1954年艾青在智利访问
1979年夏艾青在维也纳
1982年艾青与王震合影

  现代诗人。原名蒋海澄,曾用笔名有莪加、克阿、纳雍、林壁等。

目录

生平事略

  艾青1910年 3月27日生于浙江省金华县畈田蒋村。其父蒋景鋆,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堂,是个有文化的,既封建又开明的中等地主。艾青出生后,被算命先生测为“克星”,被送到本村一位称为大堰河的贫苦农妇家里抚养。大堰河对艾青的恩爱胜于父母,这使他从小感染了中国农民的纯朴与忧郁。 5岁时始回家进本村蒙馆开蒙,继而就读于乔山小学、育德小学和浙江省立第七中学。1928年夏初级中学毕业后,艾青考进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在院长、画家林风眠鼓励下,于翌年春天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因家里中断经济接济,在巴黎一家经营中国漆的工艺美术小厂做工,工余自学绘画兼习法文,并大量阅读哲学和文学著作,包括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苏维埃十月革命时期的小说和诗歌,以及法文版的现代诗。其中受影响较深的是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的诗作。由文学作桥梁,艾青开始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过《世界》周刊主办的左倾集会以及反帝大同盟东方支部的活动。

  有感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艾青于1932年1月启程回国,投入革命文艺运动,并潜心于诗歌创作,他的创作经历,大致有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1932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艾青归国途中,写了《那边》等忧国忧民的诗作。1932年5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和画家江丰等人组织“春地艺术社”,举办“春地画会”,得到鲁迅的支持。7月间遭国民党密探逮捕入狱,手无寸铁的艾青被诬控为颠覆政府判刑 6年。囚徒生活促使艾青从绘画转到诗歌创作:“我借诗思考,回忆,控诉,抗议……诗成了我的信念、我的鼓舞的力量,我的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母鸡为什么下鸭蛋》)在狱中,他写了《芦笛》、《透明的夜》、《巴黎》、《马赛》、《叫喊》、《九百个》等大量诗歌。其中《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使艾青一举成名。茅盾首先称赞此诗是“用沉郁的笔调细写了乳娘兼女佣大堰河的生活痛苦”(《论初期白话诗》)。1935年10月艾青被释出狱后,曾到江苏常州武进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半年,继又流浪到上海,创作了《太阳》、《黎明》、《春》等为民族的命运歌唱的作品。1936年经友人资助在上海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这一阶段,是艾青从欧罗巴带回芦笛和歌唱“大堰河”的时期,是诗人的准备期也是成名期,并由此确定了一生的奋斗方向。

第二阶段

  从1937年到1945年。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是艾青诗歌创作的高潮期。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艾青从上海到武汉,后到临汾、西安、桂林等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先后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教员、陕西抗日艺术队队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刊物《文艺阵地》编委,《广西日报》副刊《南方》编辑等职。1940年春到重庆,任育才学校文学系主任。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奔赴延安,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并主编《诗刊》。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结识了工农兵群众中的英雄模范,创作中开始注重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艾青当选为模范工作者,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有《向太阳》(1940)、《北方》(1942)、《火把》(1941)等 9部诗集出版。诗人从大半个中国的滚滚烽烟中汲取诗情,笔端呈现严酷的斗争,悲壮的画面,有着血肉之躯的人物,以及进取、乐观、昂奋的战斗精神,使艾青的诗作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性,排斥了种种与生活绝缘的雕琢气与意念化,把自己的诗作投入到争取进步艺术的前沿。

第三阶段

  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这31年间,艾青的生活和创作经历了诸多变化曲折。1945年9月,率华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到张家口,不久该团归并于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艾青任副院长,兼授文艺理论与创作的课程。因忙于行政事务,创作相对减少。1949年1月北平解放,艾青又以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中央美术学院,还参加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筹备工作,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同年10月起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1950年秋访问苏联,著诗集《宝石的红星》(1953)。1954年秋应邀到智利访问,有组诗《南美洲的旅行》问世。1957年初被聘任《诗刊》《收获》的编委。不久,在反右派运动中,艾青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4月,艾青离开文艺界,先到黑龙江国营农场的一个林场落户,翌年又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几年间积累了数十万字的创作素材。“文化大革命”中,艾青一再遭到批判斗争。1973年和1975年春因眼疾赴京治病,并在北京定居。在这一漫长阶段,艾青长期处于或誉或毁的十字街头,创作不如前期活跃。这期间写有抒情诗集《春天》(1956)、《海岬上》(1957)和叙事诗《黑鳗》(1955);其中组诗《南美洲的旅行》和长诗《大西洋》在国际题材的诗歌中令人瞩目。

第四阶段

  从1976年10月起,艾青重新获得自由写作的权利,出现了第二个创作的高潮期。1979年2月,艾青20年的沉冤终于洗雪,同年6月被增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1月当选中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1985年 3月,法国授予艾青文学艺术最高勋章。自1979年起先后访问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地利、意大利、法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艾青几年里写作并出版了《归来的歌》(1980)、《彩色的诗》(1980)、《雪莲》(1983) 3本新诗集和一本新的论著《艾青谈诗》(1982),共创作长短诗200多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光的赞歌》、《鱼化石》、《墙》、《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盆景》等。诗集《归来的歌》和《雪莲》,先后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的全国优秀新诗奖。另有重要论文《中国新诗六十年》、《从“朦胧诗”谈起》等篇。

诗歌创作与主张

  艾青是中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诗人。

  艾青的诗,往往较多地把个人的悲欢融合到时代的悲欢里,反映自己民族和人民的苦难与命运,反映现实的生活和斗争,从而比较鲜明地传出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心声。《大堰河──我的保姆》以真挚虔诚的赤子之心,赞美养育了自己的农妇,为她的凄苦命运而抒发悲愤与不平,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广大农民的遭际的同情与关切。抗战时期的重要诗作《北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等篇,忠实地记录了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创伤与不幸,为社会的底层和人民艰苦的斗争染上悲壮的色彩;另一首名篇《我爱这土地》中发出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倾诉,更是把个人的情感、命运都赋予时代、人民、祖国和土地的明证。作于延安时期的叙事长诗《雪里钻》,通过一匹马写抗日战争的艰苦与战士的英勇。在参加土地改革过程中创造的《布谷鸟》,反映了翻身农民在回春的大地上幸福劳动的景象,渗透着诗人的欣喜之情。及至60、70年代间震荡中国大地的浩劫刚刚平息,艾青率先创作了长诗《在浪尖上》,以“天安门事件”为背景,将愤怒和仇恨投向江青反革命集团,把深沉的哀思献给人民英烈,对“政治风暴浪尖上的海燕”──当代先进青年给予热情的评价。他众多作品的朴素雄浑的风格中流露着真实情感,以及力求变革现实的决心和勇气。

  在中国广大读者心目中,艾青诗作中的深沉感情,突出表现为对光明的热烈向往、追求和讴歌。太阳、光、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断出现于他的许多作品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新意竞放异彩。在《太阳》、《春》、《黎明》、《煤的对话》等早期作品中,发出了“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煤的对话》)的朦胧而真诚的呼唤。抗日战争爆发后,诗人从浴血奋战的人民中找到了光明之所在,创作了充满热情、乐观和希望的长诗《向太阳》及其姐妹篇──在宽阔的社会背景下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在人民大众的集体行动中坚定起来的叙事诗《火把》。这两首喷射着激情火花和理想光芒的名篇,强烈地传达了抗战的民族情绪和时代气氛,曾鼓舞过不少青年走上革命之路。来到延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诗人将对光明的歌颂和对新时代的礼赞历史地、具体地结合起来,歌颂了“把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的身上”、去创造光明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歌颂了含蕴着革命内容和力量、使世界“甦醒起来!喧腾起来!”的野火(《野火》),歌颂了在新世纪“早晨的阳光里,一刻也不休息”的“春姑娘”(《春姑娘》)。而在20年沉默中归来以后,基于对“光中也有暗”,“暗中也有光”的新的认识,艾青在他新作的长诗《光的赞歌》中,以真善美相统一,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观点。讴歌了“只知放射、不求报偿”,“大公无私、照耀四方”的光明,鞭挞了“凝固得象花岗岩”似的黑暗,集中地反映了作家的宇宙观、真理观和美学观,表达了“和光在一起前进,和光在一起胜利”的内心渴望。在黑暗时把希望寄托给黎明,在胜利的欢欣中歌唱太阳,是艾青作品的基本趋向;没有对光明的执著追求,便没有艾青的诗。

  艾青作为现实主义的诗人,他的作品中紧密结合现实、富于战斗精神的特点又同新鲜的诗美结合在一起。他曾写道:“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诗论•美学》)在他的诗歌中,不拘泥于直接地如实地反映生活,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总是伴之以新奇的想象、象征而来,造成鲜明的形象并给读者以一定的暗示与启迪。他在抗战前夜作的《太阳》一诗中写太阳:“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溶进了深刻的感受,使形象充满血肉,更深刻地显示着光明来自黑暗,需通过流血死亡的代价去换取的生活真谛。诗人在《鱼化石》一诗中写了“活着就要斗争”这类抽象的观念,他是把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鱼化石,并通过对它的凝视,探索着事物之间的互相联系:“当死亡没有来临,把能量发挥干净。”及至晚年,艾青的诗更为练达圆熟,形象更简洁明确,语言更质朴纯净,除继续保持真实与想象相结合的特色,又增添了深沉的思考和睿智的哲理,诗作趋于冷静、沉郁,更具内向的特点。

  艾青把现实主义精神当作自己诗歌创作的原则,同时也不拒绝其他文学潮流中的艺术精华。他善于从绘画、雕塑、音乐等多种艺术样式以及包括“现代派”在内的中外诸多艺术流派中,吸收有益的艺术养料,加以消化、吸收。作为现代诗人凡尔哈仑的诗中所描写的城市的兴起,农村的衰败以及由纯粹的个人感知走向集团的感情等思绪,同艾青当年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和自身的心境相似;他的诗里跳荡的时代律动,诗风的豪放、自由、开阔和出语的形象、明朗、尖新,也深刻地影响了艾青诗歌艺术风格的形成。艾青倾心于动荡而变革的时代,以大量的现代口语入诗,诗作中注重内容的象征性,形象虚实结合的对应性,结构的跳跃性,打断惯常的逻辑联系,以及“观念省略”等等抒情特点,都得益于现代艺术的膏粱,但本质和精神却是艾青对自己民族的生活、命运和前途的歌吟。艾青注意在诗中体现音乐效果,但这种旋律感是通过现代语言的自然音节和应合感情的内在节奏呈示的。他还在不少作品中,注重运用渗合自己情感的构图,用准确而鲜明的色彩描绘生活,从轮廓、线条、光泽、对照到画面的布局,同诗的意境浑然一体。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人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他对新诗发展的贡献在于:以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民族与人民命运的深沉关注,加强了诗的时代感和现实性;以来自生活而又诗化了的语言,以对浮泛的喊叫的摒弃和对审美意象的自觉追求,增强了新诗的表现力;坚持新诗对时代、对现实的从属性和新诗自身的独特性,以不受格律拘束、自由流动的诗行,和众多的同行们一起,巩固了顺应时代潮流、日益为群众所欢迎的自由诗在中国诗坛上的地位。艾青的作品首先在中国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产生影响,许多抗战时期和开国以来成长起来的中国诗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艾青诗歌的启示,比如在民族解放的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七月”诗派的众多年轻诗人,几乎都接受过他的影响。

  艾青同时又是中国新诗界沟通中外诗歌的桥梁之一,他的作品译成10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表与出版,在世界上享有声誉。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曾在他的回忆录里,称艾青为“中国诗坛的泰斗”(《我承认,我历经沧桑》)。

  艾青不仅从事长期的文学实践,还根据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写了《诗论》及其他论文,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诗的见解。

  艾青认为,“诗与伪善是绝缘的”,诗人“必须有勇气向大众揭示真理”(《诗论》)。他说:“诗人只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摇撼人们的心。诗人也只有和人民在一起,喜怒哀乐都和人民相一致,智慧和勇气都来自人民,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诗人必须说真话》)他反对以个人自私的动机或看着“天气预报”去写“诗”。他认为忠于人民和忠于时代应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强调诗人必须有时代的使命感:“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记录。”(《诗与时代》)

  艾青主张用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观点去评价诗歌。他首先认为,“没有思想内容的诗,是纸扎的人或马”(《诗论•思想》),指出写诗“应该偏重在:它怎样以真挚的语言与新鲜的形象表达了人的愿望,生的悲与喜,由暗淡的命运发出希望的光辉,和崇高的意志,等等”(《诗与宣传》)。他进而认为中国新诗的主流,应是“以自由的、素朴的语言,加上明显的节奏和大致相近的脚韵,作为形式;内容则以丰富的现实的紧密而深刻的观照,冲荡了一切个人病弱的唏嘘,与对于世界之苍白的凝视”(《诗与时代》)。他反对某些人在中国丰富的现实生活面前闪避过去,或机械仿制外国诗的技巧,或一味摹拟中国古代诗词格律,或凭空制造奇瑰虚玄的形式,主张应当依照变动的生活内容而变换形式。为了使诗从矫揉造作、华而不实的风气中摆脱出来,艾青还倡导诗的“散文美”,让诗自然地“服从自己的构思,具有内在的节奏,念起来顺口,听起来和谐”(《与青年诗人谈诗》)。艾青反复强调,要“以现代的日常所用的鲜活的口语,表达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赋予诗以新的生机”(《诗论》再版前言)。

  艾青还指出:“诗人必须比一般人更具体地把握事物的外形与本质。”(《诗论•形象》)他主张自觉地运用形象思维于诗歌创作,“给思想以翅膀,给情感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给颜色以声音”(《诗论•诗人论》)。在《形象思维和艺术魅力》一文中,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形象思维方法的特征:“使一切难以捕捉的东西,一切飘忽的东西固定起来,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把一切抽象的东西,转化为具体的──可感触的东西”,“使所有滞重的物质长上翅膀;反之,也可以使流动的物质凝固起来”,在各种分离着的事物之间寻找到形象的联系。

  新诗的民族性和多样性也是艾青的一贯主张。他认为不能把诗的民族形式狭隘地理解为这种或那种固定的模式,把民族语言也简单地理解为几个节拍或几个音组,而要看是否符合民族的精神、思想、感情、气质和语言习惯。“一个作品之具有民族气派,不是因为它仅仅在体裁上和别的民族的作品不同,而主要是由于那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思想、感情具有民族气派”(《诗的形式问题》)。这种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艾青认为在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因此,他主张要有适应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气派的各种形式的百花齐放。他自己在自由诗体的创作上比较得心应手,但不排斥其他诗体之长。艾青提出自由诗应是“在变化里取得统一,是在参错里取得和谐,是在运动里取得均衡,是在繁杂里取得单纯,自由而自己成了约束”的艺术见解。将古典和现代的诗美学的特点结合起来。他还从美学的角度,对民族的、多样的诗歌提出了总体的要求;朴素、单纯、明快、集中(《我对诗的要求》)。这些主张,引起了中国诗歌界的重视与研究。

作品集

  艾青诗集,先后出版的有《大堰河》(1936)、《北方》(1939)、《他死在第二次》(1939)、《旷野》(1940)、《向太阳》(1940)、《火把》(1941)、《土地》(1941,诗文合集)、《吴满有》(1943)、《黎明的通知》(1943)、《雪里钻》(1944)、《献给乡村的诗》(1945)、《反法西斯》(1946)、《欢呼集》(1950)、《宝石的红星》(1953)、《黑鳗》(1955)、《春天》(1956)、《海岬上》(1957)、《归来的歌》(1980)、《彩色的诗》(1981)、《落叶集》(1982)、《雪莲》(1983)、《域外集》(1983),以及多种版本的《艾青诗选》、论文集《诗论》(多版本)、《新文艺论集》(1950)、《艾青谈诗》(1982),散文集《走向胜利》(1950)以及译诗集《原野与城市》(1948,凡尔哈仑著)。此外,苏联、法国、日本、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典、朝鲜、马来西亚、泰国、尼泊尔等国均有选译的《艾青诗选》出版。

  参考书目

  晓雪:《生活的牧歌》,作家出版社,北京,1957。

  骆寒超:《艾青论》,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82。

  海涛、金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艾青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82。

  杨匡汉、杨匡满:《艾青传论》,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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