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当知百科
跳转到: 导航搜索
范缜(约450~约515)

  南朝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字子真。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少孤贫而好学,十多岁时拜名儒沛国刘为师,在其门下数年,布衣草鞋,徒行于路,在车马贵游的同学面前 ,毫无愧色。范缜学成后,博通经术,尤精“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仕齐为宁蛮主簿,后迁尚书殿中郎,永明中,曾出使北魏。

  齐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在京都鸡笼山西邸官舍广延宾客,范缜也预其中。萧子良以佞佛闻名,邸内除聚集了信佛的文人学士外,还招致名僧,讲论佛法。范缜在西邸却盛称无佛,否认佛教的灵魂不灭、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之说,因而发生争辩。萧子良问范缜:“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赋?”回答说:“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入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认为人生的富贵贫贱只是偶然的际遇。既而草撰《神灭论》。萧子良召集僧侣与其辩论,但都不能屈服他。崇信佛教的士人也著文攻击范缜。王琰讥讽他说:“呜乎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范缜针锋相对地回答:“呜乎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萧子良又想用中书郎官位来拉拢他。范缜大笑说:“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齐明帝建武中,出任宜都太守,所辖的夷陵(今湖北宜昌)境内有许多神庙,范缜下令禁毁,不许奉祀,后西邸旧友雍州刺史萧衍起兵东向,范缜迎投衍军。

  梁天监元年(502),范缜为晋安太守,在官清廉。迁尚书左丞,以坐尚书令王亮事谪徙广州。梁武帝萧衍佞佛,下诏宣布佛教为“正道”,而《神灭论》此时却在范缜亲友中广为流传。六年,范缜回京师任中书郎,其时反对《神灭论》最力的沈约为中书令。梁武帝发《敕答臣下神灭论》的敕旨,重新挑起论战。范缜对自己的理论作了更精辟的修订,成为现传的《神灭论》。大僧正法云将萧衍敕旨大量传抄给王公朝贵;并写了《与王公朝贵书》,响应者有临川王萧宏等六十四人。萧琛、曹思文、沈约三人著文反驳《神灭论》。曹思文以儒家的郊祀配天制度证明神之不灭,从而给范缜加上“欺天罔帝”、“伤化败俗”的罪名。缜并不畏惧,据理反驳。最后,曹思文不得不承认自己“情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在萧衍发动围剿《神灭论》数年后范缜辞世。死后有文集十多卷,绝大多数早已亡佚。

  《神灭论》以问答式文体写成,分五段,凡三十一条,一千九百余字。第一段,针对佛教的精神可以脱离形体而单独存在的观点,提出了“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形神相即的中心论点,肯定了人的精神和形体彼此统一,不得分离。形体是精神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形体也就没有精神。“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他把形神关系比喻为刀刃和锋利的关系。第二段,说明精神、意识是人的形体所独有的特性,并非所有的物质形体都具有,如树木的形体就是无知觉的实体。生人和死人的质也不相同,只有活人才有知觉而具有精神作用。第三段,说明人的知觉和思维的不同特征和相互关系。他把人的精神现象分为能感受痛痒的“知”即知觉,和能判断是非的“虑”即思维。二者又同是精神现象的组成部分。“知”和“虑”所以有差别,因为产生于不同的器官。手等是知觉的器官,“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而具有判别是非之“虑”的器官则是“心器”。范缜还不懂得思维的器官是脑而不是心脏。文章还指出,各人的精神产生于各自的器官,从根本上驳斥了佛教的灵魂转世之说。但范缜又认为“圣人”和“凡人”不能等同,圣人不仅在道德上超过众人,在形体上也与众不同。这种说法,完全用单纯的生理现象来代替复杂的社会原因,陷入了错误的物质结构机械论。第四段,解释儒家经典中关于鬼神记载的问题。他认为儒家经典中关于鬼神的说法,是“圣人”为教诲人民而假设的。由于受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又认为鬼是一种与人不同的生物。但他仍坚持人死神灭的观点,不承认人鬼互变论。最后一段,指斥“浮图害政,桑门蠹俗”,全面揭露了佛教信仰造成的社会危害。《神灭论》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作品。范缜对形神关系的论证,把古代无神论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个人工具
名字空间

变换
查看
操作
导航
工具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