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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诗论的一种释诗观念,发展为对诗歌及文艺的一种鉴赏观念,实质指文学艺术鉴赏中审美的差异性。“诗无达诂”,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达诂”的意思是确切的训诂或解释。春秋战国时代,赋《诗经》断章取义成风,《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盧蒲癸曰:……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这在当时典籍的记载中多不胜数。既各取所需而属“断章”,借古语以说“我”之情,因此,所引之诗,其义因人而异,所谓“左氏引《诗》,皆非《诗》人之旨”(曾异《纺授堂文集》卷五《复曾叔祈书》)。西汉人解《诗》,如《韩诗外传》,亦用此法。所以说叫做“《诗》无达诂”,所谓“《诗》无定形,读《诗》者亦无定解”(盧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校本〈韩诗外传〉序》)。

  在艺术鉴赏中,又由于诗的含义常常并不显露,甚至于“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白居易《与元九书》),加上鉴赏者的心理、情感状态的不同,对同一首诗,常常因鉴赏者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诗无达诂”在后世又被引申为审美鉴赏中的差异性。这一点在中国古文论中也有很丰富的论述。例如宋人刘辰翁在《须溪集》卷六《题刘玉田题杜诗》中所说的:“观诗各随所得,或与此语本无交涉。”其子刘将孙所作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序》说的“古人赋《诗》,独断章见志。固有本语本意若不及此,而触景动怀,别有激发”(《永乐大典》卷九○七《诗》)。“各随所得”,“别有激发”,就是讲的艺术鉴赏中的因人而异。此外,象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一所说的“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以至常州词派所说的:“初学词求有寄托,……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谭献《复堂词话》所说的“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及《复堂词录序》所说:“侧出其言,傍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这些论述都在于说明艺术的鉴赏中存在着审美差异性:同一部作品,鉴赏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以其情而自得,这在艺术鉴赏中,是常见的事实。即西方所说的一千个读者,即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也就是法国诗人瓦勒利所说的“诗中章句并无正解真旨。作者本人亦无权定夺”,“吾诗中之意,惟人所寓。吾所寓意,祇为己设;他人异解,并行不悖”(转引自钱钟书《也是集》第 121页)。“其于当世西方显学所谓‘接受美学’、‘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拆散结构主义’,亦如椎轮之与大车焉”(《也是集》),实质上是完全相通的。

  当然,承认审美鉴赏中的差异性,是必须的,却不能因此否认审美鉴赏的共性或客观标准的存在,不承认前者是不符合审美鉴赏实际的;不承认后者则会导致审美鉴赏中的绝对相对主义,同样是不符合艺术鉴赏的历史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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