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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人物简介

  由于高宗的唯一儿子元懿太子夭折后再没有嗣子,所以只好从其他宗族中选择后继者。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高宗让位于赵昚,是为宋孝宗,宋朝的皇位再次回到宋太祖的长房。宋孝宗在位27年,淳熙十六年(1189年)逊位,让位与儿子宋光宗赵惇。绍熙五年(1194年)病逝,终年68岁。谥号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庙号孝宗。葬于永阜陵

人物履历

  宋孝宗赵昚(shèn)(1127年11月27日、建炎元年十月廿二-119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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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熙五年六月初九),汉族,南宋第二位皇帝(1162年——1189年在位),宋太祖七世孙,初名伯琮,后改名瑗,赐名玮,字元永,谥号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他是宋高宗养子,原来是太祖赵匡胤的次子赵德芳的六世孙,父亲为秀安僖王赵子偁(chēng)。宋孝宗被普遍认为是南宋最杰出的皇帝,在位27年,淳熙十六年(1189年)逊位,让位与儿子宋光宗赵惇。

生平

  孝宗登基后,定年号“隆兴”,立志光复中原,收复河山,遂恢复名将岳飞谥号“武穆”,追封岳

  飞为鄂国公,剥夺秦桧的官爵,并且命令老将张浚北伐中原,但在符离遭遇金军阻击,大败。接着金军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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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追击,南宋军队损失惨重。宋孝宗被迫于隆兴二年(1164年)和金国签订“隆兴和议”。次年改元“乾道”,并又任用王淮理财备战。乾道年间,由于没有战事的干扰,宋孝宗专心理政,百姓富裕,五谷丰登,太平安乐,一改高宗朝时贪污腐朽的局面。由于宋孝宗治国有方,所以使南宋出现“乾淳之治”(乾:乾道,淳:淳熙)的小康局面。

  淳熙十四年(1187年)10月,高宗病卒,孝宗为了服丧,让太子赵惇参预政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2月又禅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后,是为宋光宗。孝宗自称太上皇,闲居重华殿,继续为高宗服丧。光宗与孝宗不和,长期不去探望孝宗。为此,孝宗闷闷不乐而起病。最终在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6月,孝宗逝于临安重华殿。

  孝宗是南宋较有作为的皇帝。

南宋能力最强的皇帝—宋孝宗

  宋孝宗赵昚是宋太祖的七世孙,赵德芳的后人。高宗在扬州逃跑时因为受到了惊吓,而失去了生育能力。唯一的独子又在苗刘之变后死去。而英宗系的后人,在靖康之变后基本被金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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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尽,全都押往北方。最主要的是,出使金国的使臣回来后说,金太宗长得酷似宋太祖,传说太祖要回来夺皇位。于是高宗说,太祖大公无私,有子却将皇位传给弟弟,其后人衰微,朕准备将皇位传给太祖的后人。于是从太祖的后人中选拔,最后只剩下一胖一瘦两个小孩。高宗开始中意胖小孩,两个孩子在宫中站着,突然来了一只猫,瘦孩没动,胖孩子却伸脚去踢猫。这件事,让高宗对胖孩子好感顿消,让两个小孩都留了下来,胖小孩名叫赵琢,而瘦小孩,便是赵眘。

  留在宫中的赵昚,从小就接受了最好的教育,长大后封公,后来被进封为郡王。这位天资聪明的准皇储却和权臣秦桧关系很僵。主要是赵昚比较厌恶秦的屈辱求和。而秦也顾忌赵昚能力太强。赵昚的生父病故,秦桧于是上奏要求赵昚守制3年,因为赵昚的皇太子身份并未确定,所以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但秦是想借机免去他的皇储身份。但高宗显然不为秦所动,守孝期满,赵昚就继续回宫。后来,秦桧病重,是赵昚及时得到消息,通知了高宗,高宗亲自去相府探视,粉碎了秦和他的爪牙准备让秦桧儿子秦禧当宰相的企图。

  赵昚被养在宫中将尽20年,却一直未被确定太子的名份。主要原因有3。首先就是高宗还是抱有幻想,想自己争取再生个儿子出来。其次秦桧的强烈反对。再次是高宗的生母韦太后不喜欢赵昚,而喜欢另一个养育在宫中的赵琢。直到韦太后死去。高宗使出了最后一招,给两位准继承人每人送去美女10名,过了一阵又把她们召回。经过检查,发现给赵琢的那10个都已经不是处女,而给赵昚的那10个依旧都是完璧(赵昚是听从了史浩的意见)于是,确立了赵昚的皇太子地位。

  2年后,金海陵王南侵,高宗又准备下海逃命,皇太子赵昚上书,要求自己率兵迎敌。事先不知情的史浩知道后大惊,知道赵昚犯了大忌,赶快让皇太子上书谢罪,并要求随皇帝一起出征。金兵退走后。高宗决定禅位给赵昚,自己退居太上皇。

登位后

  36岁的孝宗即位后,颇欲有番作为,他给岳飞平反,又将秦桧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全部予以昭雪。重用主战派,重新拜张浚为相。并且整顿吏治,重用主战派,积极备战。在军事上,1严
肃军纪2培养军事人才3提高军队战斗力在孝宗派遣使者,想通过外交努力收回河南地,改变不平等地位失败后。孝宗在经过和主和派的激烈斗争后,决定北伐。张浚坐镇扬州。20多年前的张浚也是负责对金作战的全局筹划工作,当时他手下的将领有岳飞,韩世忠刘琦这样的名将。而20多年后,当年意气风发的张浚也老了,手下的将领也只有李显忠和邹宏渊了。宋军初战告捷,收复了灵州和宿州。但金国很快在河南调集了兵力,反攻。因为李邹不和,宿州失守,接着宋军又在符离溃败,北伐失败。主和派看到战争失败,又重开求和论调,于是主和派开始占上风。主战派不甘妥协,坚决作战。孝宗试探了金国的议和条件,觉得太苛刻,不能接受。但此时,宋在北伐失败后,已无力再打下去了。金又乘机继续进攻宋,宋岌岌可危。最后,孝宗答应了金国稍做退让的议和条件,就是将完颜亮入侵后,宋收复的唐,邓,海,泗四州还给金国。改宋对金称臣为叔侄之国,将岁贡改为岁币,数量比以前减少20万。将秦,商二州的土地割让给金。

功劳

  此时的南宋,内部问题多多,士风日下。官俸和军费占了国家大量的财政收入。于是政府加重税,又使农民造反。一批支持孝宗恢复的老臣相继去世,又使其辅弼无人。而且他的生母,皇后,太子都相继谢世,家庭生活也不幸福。孝宗虽然被迫向金屈服,但无时无刻不想着恢复。但张浚,陈康伯死后,却没有符合孝宗自己意图的人当宰相。最后选用了陈俊卿虞允文,但他俩虽然都是主战派但却不和。最后陈去职。而且孝宗重用自己当皇子的旧人,龙大渊曾觌。遭到大臣们的反对,这两个小人,以善于察言观色,讨得皇帝欢心,人品都不佳。最后孝宗被迫,把他俩外放出去。

  孝宗为了恢复,首先从整顿内政入手,安定民心,改变以往赈灾方式,就是社仓法。又改变盐钞,将官府拖欠盐商的钱还给盐商,又放宽了盐的专卖。孝宗又取消了很多加耗。大力削减冗官,又严格控制萌补任子,以前不加考核的官员儿子即可当官的情况没有了。对官吏还经常考察实际才能,不合格的都予以革职。

改革财政

  改革财政,增加纸币,出售官田。

  在军事上,整军兴武,孝宗在五年间,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还积极选拔将领,自己也学习骑射。南宋的军队战力有很大的提高。又先后派遣使臣范成大和赵雄,出使金国。首先是要回河南,其次是改变宋朝皇帝接受金国使臣递交国书时,亲自下殿去取的礼仪。这两条都遭到了金世宗的拒绝。在孝宗想和平达到目的未能实现后,只好寄托于武力解决了,于是又开始整军备战。他准备让虞允文率一军从川陕主攻,自己亲领一军在淮南出师,兵分两路伐金。正当他等待虞允文的消息时,虞允文却在四川病死。致使孝宗的计划成为泡影。

  虞允文的死,对孝宗打击很大。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北伐了。为政求稳,渐趋于保守。对与金的礼节问题也不再强求力争。将全部精力全都转移到内政建设上。可能他想将这个任务(恢复)留给自己的继承人吧。太上皇高宗病死后,孝宗也倦政了,两年后传位光宗。在当了5年太上皇之后,孝宗病死。

对宋孝宗的看法

  宋孝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后人说,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孝宗不愧是太祖的后人,一反高宗时卑躬屈膝的投降路线,一心想恢复中原,他的这种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秦桧为相十余年,将朝中的主战派,迫害,打压殆尽。所以孝宗帅不过张浚这样志大才疏之辈,将不过李显忠,邹宏渊。手下只有一个虞允文可堪大用。还要和主和派斗争,特别是孝宗当了27年皇帝,前25年高宗一直健康的活着,一直影响着他。高宗坚决反对主战,甚至对孝宗说,大哥,等我百年之后,你再为之。以孝顺著称的孝宗不可能一点都不听。孝宗为人勤政,节俭,孝宗朝是南宋国力最强的时候。可惜孝宗碰上了小尧舜金世宗这样的明君,金国虽然对宋采取守势,但没有内乱。宋和金此时属于绝对的均势,平衡没有被打破。所以都无法消灭对方。相比两宋的其他皇帝,孝宗更让人同情些。

最节俭的皇帝

  最节俭的皇帝——宋孝宗赵昚(shèn)

  宋孝宗赵昚(shèn)是南宋第二位皇帝,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他以身作则崇尚节俭,史称宋孝宗“性恭俭”,就是恭谨俭约的意思,宋高宗称赞他“勤俭过于古帝王”。宋孝宗即位之初,就不肯用乐。他日常生活的花费很少,常穿旧衣服,不大兴土木。平时也很少赏赐大臣,宫中的收入多年都没有动用,以至于内库穿钱币的绳索都腐烂了。宋孝宗认为“我其他没有太大的作为,只是能够节俭。”他经常告诉身边的士大夫:“士大夫是风俗的表率,应该修养自己的德行,以教化风俗。”宋孝宗不但节俭,而且尊佛崇道,除奸邪褒忠良,昭雪冤案,励精图治,使南宋出现了“乾淳之治”的小康局面。

  节俭需要首先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贪念,这样才能保持节操,培养德行,所以自古有德之士莫不推崇“俭以养德。”有“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的说法,意思是:节俭,是善行中的大德;奢侈,是邪恶中的大恶。而且人的福德是有限的,珍贵的,所以更不可不珍惜。

经历

  隆兴元年(1163)——淳熙十六年(1189)

  孝宗赵眘,原名伯琮,为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宋代自真宗开始,皇位一直在太宗一系传承,到高宗时,由于独子赵旉夭亡,大臣们建议从太祖的后代里选立继承人。绍兴二年,6岁的赵伯琮幸运地被高宗选中,育于宫中,36岁时被立为太子,改名为眘,同年登基。从此,宋朝皇位又回到了太祖一系。

  孝宗是南宋最有作为的君主。他不甘偏安,力图恢复中原,同时改革内政,希望重振国势,高宗时弥漫朝野的妥协求和之风曾一度有所扭转。然而,面对高宗的处处牵制、主和派的极力阻挠、主战派的人才凋零等内外不利因素,孝宗深感力不从心,中兴大业最终不得不付之东流。战与和:收拾旧山河的艰难曲折

  孝宗抗击金兵的雄心,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有所表现。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朝中多数大臣主张逃跑,时年35岁的孝宗十分气愤,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兵决战。但经史浩的提醒,为了避免高宗疑心,他再次上书,请求在高宗亲征时随驾保护,以表孝心与忠心。即位后,孝宗表面上不便对高宗妥协求和的政策明确表示反对,但在处理政事时,他一反高宗的做法,平反岳飞冤案,驱逐秦桧党人,起用一批被高宗贬黜的大臣,还积极联络北方抗金义军。绍兴三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孝宗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他颁布手谕,召主战派老将张浚入朝,共商恢复大计。

  张浚,高宗时为知枢密院事,坚持抗金,先后率军转战川陕、两淮等地,多有战功,在南宋朝野间享有盛誉,金人也十分畏惧他。秦桧当政,张浚遭到排挤,被迫离开朝廷。孝宗久闻张浚的威名,内心早已非常仰慕,如今要恢复中原,主持大局的最佳人选非张浚莫属。新皇帝锐意进取,力图中兴,对自己又如此尊敬与信赖,令压抑已久的张浚兴奋不已。他建议孝宗亲赴建康,以招揽中原百姓之心;陈兵两淮,进军山东,声援西线川陕军队。同时,他还向孝宗举荐了一批力主抗战的人才,如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十朋等,孝宗都一一予以起用。一时间,曾经弥漫朝野的妥协退让气氛为之一扫而空,主战派力量大大增强。

  隆兴元年(1163),孝宗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负责抗金前线的军事指挥。此前,金人向南宋索取海、泗、唐、邓、商五州之地及岁币,被张浚拒绝。金朝屯兵虹县、灵壁,摆出一副马上要进攻南宋的架势,南北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张浚主张先发制人,立即进行北伐。此议一出,马上招来了主和派的强烈反对,右丞相史浩就是其中的代表。

师生关系

  史浩曾是孝宗的老师,师生之间关系融洽,孝宗即位之初的一些改弦更张之举,如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联络中原豪杰等,都得到过他的积极支持,他还向孝宗推荐了陆游等一批有识之士。但是,史浩的这些做法并不是为了恢复中原,而是为了维持南宋偏安一隅的现状。他认为,北伐劳师费财,南宋又兵弱将庸,主动出兵是冒险之举,退守长江以北,静观金人之变,才是最稳妥之计。他与张浚辩论五日,最终也没能说服张浚。此时的孝宗正是初生牛犊,锐气十足,虽然他曾一度在史浩的阻拦下有所犹豫,但经过张浚的鼓励和支持,又坚定了决心。当年四月,孝宗为了避开主和派的干扰,绕过三省、枢密院,直接命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

宋弩台图——初期

  北伐初期,宋军接连取得胜利,李显忠攻克灵壁、宿州,邵宏渊攻克虹县,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萧琦等先后投降,北方人民纷纷响应,归附者络绎不绝。捷报传到临安,孝宗大喜,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然而,就在宋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军队内部的种种问题也暴露出来。首先是将领之间不和,邵宏渊为人心胸狭隘,争强好胜,孝宗任其为招讨副使,位在李显忠之下,对此他耿耿于怀。而张浚对这一问题又处理不当,听任邵宏渊不受李显忠节制,使宋军无法协调行动,统一指挥。其次,面对胜利,主帅李显忠产生了轻敌心理。攻克宿州后,他既不谋进取,也不作防守,终日与部下饮酒作乐。当有人报告说金军万余人向宿州逼近时,他竟不以为然地说:“区区万人,何足挂齿!”此外,李显忠在犒赏军士时有失公平,士兵三人才分得1000钱,每人平均只得300余钱,无法调动士兵们的作战积极性,邵宏渊又趁机暗中起哄鼓噪,士卒怨怒,宋军一度高昂的士气大为削弱。

  就在宋军主将失和、军心浮动的时候,金人已经从前期仓促应战的慌乱中调整过来,调兵遣将,准备反击。孝宗和张浚对北伐面临的潜在危险也已有所觉察,以时值盛夏、人马疲乏、不宜连续作战为由,急令宋军撤退。然而,诏书尚未到达军中,金军已抵宿州城下。隆兴元年五月二十二日,金军向宋军发动进攻。李显忠通知邵宏渊出兵,夹击金军,邵宏渊却按兵不动,李显忠只得独自率军出战。战斗间隙,邵宏渊装模作样地出城巡视,对士兵们说:“天气如此炎热,就是手不离扇尚不得凉爽,更何况要在烈日曝晒下穿着厚重的铠甲作战?”言外之意是宋军几乎没有获胜的机会。宋军的二号统帅人物表现出如此悲观的情绪,使得宋军人无斗志,军心涣散。当晚,中军统制官周宏、邵宏渊之子邵世雄等将领各带所部逃遁,宋军顿时大乱,金人趁机大举攻城。李显忠率领部下奋力抵抗,而邵宏渊当此紧急关头,仍不肯与李显忠合力守城,极力主张弃城撤退。李显忠知道邵宏渊对自己心存嫉恨,不会援手,仅凭自己所部孤军守城已不可能,只得放弃宿州,连夜南撤。二十三日,宋军刚刚退到符离,就被追击的金兵赶上。在金兵的围攻下,宋军再无抵抗之力,士兵们丢盔弃甲,惊慌逃窜,连同随军民夫在内的13万人马伤亡殆尽,粮草物资也拱手送与了金军。李显忠、邵宏渊二将在乱军中逃脱,侥幸保住了性命。至此,历时仅20天的北伐以宋军溃败而告终,这也是孝宗在位期间惟一的一次北伐,虽然失败,但毕竟是南宋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出击,与以前穷于应付金人的进攻绝然不同。

宋弩台图——中期

  北伐失败给主和派留下了攻击主战派的口实,他们再度活跃起来,纷纷上书弹劾张浚,要求与金人重开和议。对于恢复故国的大业,孝宗是不肯轻言放弃的。符离兵败之初,他曾宽慰张浚说:“抗金之事,朕还要全倚仗你,你千万不可畏惧人言而心怀犹豫。北伐的事情当初是朕与你共同决定的,现在也应该共同承担责任。”孝宗勇于承担责任,既无形中保护了张浚,也表明君臣之间志同道合的决心。虽然迫于主和派的压力,孝宗曾一度降任张浚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但不久就让其官复原职,后又升其为右丞相,表示对他仍然信赖。然而,北伐的惨败,毕竟使孝宗的勃勃雄心受到不小的打击,他逐渐从高涨的热情中冷静下来,意识到中兴计划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作为权宜之策,议和也并不是毫不可取。因此,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疏远主和派,甚至重新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相,准备与金朝议和。

  隆兴元年八月,金人向南宋提出割海、泗、唐、邓四州之地,纳币称臣,以及遣还中原归附之民等要求,扬言若宋廷不允,即挥师南下。孝宗虽不反对暂时与金妥协,但认为在议和条件上不能过于迁就,应力争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和议。九月,孝宗不顾张浚等主战派的反对,派卢仲贤出使金朝议和。卢仲贤临行之时,孝宗告诫他切不可答应金人割四州之地的要求,而汤思退却惟恐和议不成,私下授意卢仲贤可以割让四州。结果,卢仲贤到宿州金营后,在金人的威胁下,竟不敢有半句争辩,表示愿意接受金人的要求。孝宗闻知大怒,将卢仲贤革职,发配郴州管制。和谈遂陷入僵局。

  此时,德寿宫的太上皇高宗也不断地向孝宗施加压力。言谈之间,高宗对孝宗的所作所为早已表现出不满。孝宗赴德寿宫问安,常常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恢复大计,而高宗最听不惯的恰恰就是这种言论,一次,他终于忍不住粗暴地打断孝宗的话,不耐烦地说:“还是等我百岁之后,你再谈论这事吧!”这无异于向孝宗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要他断了恢复中原的念头。其实,早在北伐之时,高宗就对孝宗处处牵制,现在好容易有了再次和谈、维持偏安的机会,他更是以为万万不能错过,极力敦促孝宗答应金人要求,尽快达成和议。对于这位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孝宗一直心存感激,因而总是尽量顺从他的意愿。主和派有高宗作靠山,便时时抬出高宗来压制孝宗,气焰更加嚣张。同时,他们又极力鼓吹金强宋弱,只有求和才是良策。在这种情况下,孝宗的态度开始左右摇摆。他曾一度因不肯屈从金人的割地要求,有过再次开战的打算,但对战事实在是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一旦金人表示愿意与南宋继续和谈,他又不得不加以考虑。

  在这种矛盾心态下,隆兴二年三月到七月,孝宗下令撤去江淮守备,主动放弃四州之地,并同意了张浚的辞职请求。八月,南宋再派魏杞赴金议和。汤思退等人担心孝宗态度再有反复,竟秘密派人到金营,通知金人发兵南下,用武力胁迫孝宗。金人有了这些吃里扒外的帮凶,更加有恃无恐,他们扣留魏杞,进而要求南宋再割让商、秦二州,否则便举兵南侵。十月,金人对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孝宗任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兵马,但汤思退拒绝赴任,江淮前线的宋军主力又已全部撤回,金军几乎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楚州、濠州、滁州相继陷落,金兵已临长江以北。南宋朝野上下舆论哗然,纷纷声讨主和派媚敌卖国的无耻行径。孝宗罢去汤思退,押赴永州管制。太学生张观等72人又上书孝宗,请斩汤思退等人以谢天下,汤思退在赴永州途中听说此事,忧惧而死。

宋弩台图——后期

  在金朝的军事压力下,孝宗不得不作出让步。隆兴二年十一月,南宋派王抃前往金营求和,提出新的和议条款,基本满足了金人的无理要求。此时在位的金朝皇帝世宗吸取完颜亮南侵的教训,主张“南北讲好,与民休息”,既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好处,军事手段就适可而止,同意和议条款。十二月,宋、金正式签订和约,史称“隆兴和议”。

  孝宗虽然迫于时势,与金人媾和,但内心恢复中原的强烈渴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鉴于张浚仓促北伐而导致失败,孝宗对用兵之事变得谨慎了许多,集中精力进行各种必要的战前准备,等待时机,再图恢复。

  孝宗首先大力整顿军政,提高军队战斗力。从乾道二年(1166)底到乾道六年,他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活动,这是南宋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举动,对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有其积极作用。除亲自校阅军队外,孝宗还规定各地驻军每年春、秋两季要集中演习,对于练兵成绩突出的将佐,予以破格提升,武艺出众的士卒也会获得重赏。中央禁军兵员冗滥,无法充当作战主力,孝宗对其进行拣选,裁汰老弱,补充强壮,使正规军的战斗力得以迅速提高。在以往的对金作战中,民兵是一支重要力量,但常常得不到朝廷的重视。如在淮东地区,原有一种叫万弩手的民兵组织,在抵御金兵南侵时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却在乾道元年被遣散。乾道五年,孝宗重新恢复了淮东万弩手,改名为神劲军,规定每年八虞允文墓志铭月到次年二月集中训练,为两淮前线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宋弩台图——再次发起

  孝宗要再次北伐,将帅人选的问题亟待解决,而此时可以依赖的主战派大臣却越来越少。张浚、吴璘等人相继去世,孝宗最终把领导北伐的重任寄托到了坚持抗金的虞允文身上。完颜亮南侵时,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曾大败金兵,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他力主以武力恢复中原,与孝宗的心意不谋而合。乾道三年,孝宗任命虞允文为知枢密院事,并接替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在四川练兵讲武,发展经济,卓有成效,巩固了南宋的西北防线,为再次北伐时出兵川陕打下了基础。

  乾道五年八月,孝宗召虞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虞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积极为北伐作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建议孝宗遣使赴金,要求修改隆兴和约中部分侮辱性的条款,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的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是改变宋帝站立接受金朝国书的礼仪。对于孝宗来说,祖宗陵寝长期沦于敌手,每次金使南来,自己必须下榻起立接受国书,他内心早已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他立即同意虞允文的建议,于乾道六年闰五月,派范成大使金,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和更改接受国书礼仪的要求。金世宗断然拒绝宋方的要求,金朝群臣也都对南宋擅自破坏和议愤愤不平,尽管范成大与金人据理力争,毫无惧色,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宋弩台图——总结

  虞允文虽然是北伐的坚定支持者,但实际上他心中顾虑重重。孝宗在隆兴和议签定前,对于和战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最终在太上皇的逼迫和主和派的压力下,接受了屈辱的和约,对此,虞允文记忆犹新。一旦再次北伐,他担心孝宗又会像上次那样改变主意,使北伐半途而废。而且,孝宗对东宫旧人曾觌等奸佞之辈十分宠幸,这也令虞允文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万一北伐不利,自己势必遭到朝野上下的围攻,甚至会有杀身之祸。乾道八年九月,他辞去相位,再次出任四川宣抚使。临行之前,孝宗要求他到四川后立刻出兵,与江淮军队会师于河南,虞允文忧心忡忡地说:“我担心陛下届时未必能够配合。”孝宗当即表示:“如果你出兵而朕犹豫,就是朕有负于你;如果朕已举兵而你不动,就是你有负于朕!”然而,孝宗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并没有打消虞允文的顾虑。他到四川后,虽然积极备战,但却一再推迟出兵时间。乾道九年十月,孝宗手诏虞允文,催促他早日出师,虞允文以“军需未备”为由,要孝宗“待时而动”,实际上拒绝了孝宗的要求,从而使孝宗恢复中原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应该说,虞允文的担心不无道理,正当他在四川任上时,孝宗任命了坚决反战的梁克家为宰相,让这样的人物主持朝政,势必会对虞允文的行动有所牵制和阻碍。淳熙元年(1174)二月,虞允文因操劳过度,得病去世,这对孝宗的中兴大计和信心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南宋再也找不出像虞允文那样坚决主战又有才能的大臣,主战派不少干将已经亡故,尚还在世的大臣也日趋消极保守,更不要说主和派官员了。面对朝廷上下安于现状的主流意识,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自己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渐渐消磨下去,暮气日重。到了淳熙年间(1174~1189),也就是孝宗在位的后期,他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

得与失:孝宗重振皇权的努力

  孝宗在积极处理对外关系的同时,更注重强化内部统治机能。高宗后期,秦桧独揽朝政,党羽遍布朝廷,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孝宗曾亲身感受到秦桧的专横跋扈,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大臣擅权的局面,他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加强皇权。

  孝宗即位以后,“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大至军政国事,小至州县狱案,他都要亲自过问。无论是在积极进取的隆兴、乾道时期,还是在消沉保守的淳熙时期,孝宗一直保持着这种事必躬亲的作风。这固然是为了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作为一个皇帝,自始至终能够孜孜不倦地处理政事,还是十分难得的。

  孝宗即位之初,就开始着手革除南宋初期以来政治上的种种弊端。他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加大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严格官吏的考核,甚至亲自任免地方中下级官吏。南宋建立以后,财政一直拮据,孝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还常召负责财政的官吏进宫,详细询问各项支出和收入,认真核查具体账目,稍有出入,就一定要刨根问底。为了改变民贫国弱的局面,孝宗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不仅每年都亲自过问各地的收成情况,而且还十分关注新的农作物品种。一次,范成大进呈一种叫“劫麦”的新品种,孝宗特命人先在御苑试种,发现其穗实饱满,才在江淮各地大面积推广。

  孝宗的勤政确实达到了集中皇权的目的,许多原本该由臣下处理的政务,现在都要他亲自裁定,臣子们只好俯首听命,少有自己的主见。然而,这种勤政对南宋政治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孝宗理政之细,已经到了烦琐的程度,他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细枝末节上,反而忽视了治国的大政方针。一些大臣曾劝过孝宗要先抓住国家大政,虽然孝宗也认为他们言之有理,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又依然故我。在重大决策上,孝宗常常事先不经深思熟虑,就贸然施行,稍有挫折,又马上收回成命,他在位期间,朝令夕改、犹豫反复的情况多次出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张浚北伐、隆兴和议中的表现,恢复中原的计划最终落空与孝宗的这种为政作风也不无关联,有人评价他“志大才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因为孝宗的集权,使以宰相为首的朝廷难有作为。孝宗在位28年,先后出任宰相的有17人,参知政事更是有34人之多,如此频繁地更换宰臣,这在宋朝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每位宰臣在任时间几乎都不长,可见孝宗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臣的出现。他为树立起君主的绝对权威,有时甚至听信片面之辞,不经过调查核实,就将宰臣免职。乾道二年,有人检举参知政事叶颙(yóng)受贿,而检举之人与叶颙素来就有矛盾,孝宗在真相尚未明了之前,就将叶颙免职,后来经有关官员查证,并没有发现叶颙受贿的确凿证据,孝宗才意识到错怪了叶颙,重新召其入朝。淳熙二年,朝廷选派使臣赴金求河南陵寝地,宰相叶衡推荐汤邦彦,汤邦彦胆小如鼠,他怀疑这是宰相要自己去送命,因此怀恨在心,向孝宗上书告密,说叶衡曾有诋毁孝宗的言论,孝宗大怒,当日就罢去了叶衡的相位,并将其贬往郴州。宰相是百官之首,孝宗却轻易罢免,反映出他对宰臣们缺乏真正的信任。

  在宰臣的具体人选上,孝宗恢复了宋代立国以来“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提倡宰臣之间存在不同的政见,以此来让他们互相牵制。宰臣们不能团结合作,虽有利于皇帝控制朝政,但这种局面却给孝宗的中兴大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效应。隆兴元年十二月,孝宗以汤思退为左丞相,张浚为右丞相,让主和派重新执掌了大权,他们趁机大肆破坏张浚辛苦经营的江淮防线,最后迫使孝宗屈辱求和。乾道年间,孝宗再谋北伐。他先是任命叶颙为左丞相,魏杞为右丞相,前者素来主张恢复,后者却始终反战主和,一年之后,孝宗就觉得他们意见分歧,很难成事,罢去了他们的相位。但是,孝宗并没有改变用人方法,乾道八年,在他任用虞允文为左丞相的同时,又将反对用兵的梁克家升为右丞相,结果使虞允文心存顾虑,迟迟不肯从四川出兵。

乾道元宝

  除了内部的互相牵制,孝宗还利用宰臣之外的政治力量来制约宰臣,就是重用自己未当皇帝前的部属们。这些部属往往倚仗孝宗的宠幸祸乱朝政,被士大夫们指斥为“近习”。他们由于长期跟随孝宗,和他关系密切。相对于其他朝臣,孝宗对他们更为信任,遂重用他们以为耳目,这构成了孝宗朝政治的又一特点。

  孝宗的近习比较有名的有曾觌、龙大渊、张说等人。曾觌、龙大渊原是孝宗为建王时的低级僚属,因善于察言观色,深得孝宗欢心。孝宗一登上皇位,立即破格提升二人,让他们参与军机大政。朝臣们纷纷上章反对,抨击二人不学无术、见识浅薄,仗着孝宗的恩宠,必将“摇唇鼓舌,变乱是非”。孝宗非但不听劝谏,还将反对的大臣降职免官。曾、龙二人从此更无所忌惮。乾道三年(1167),参知政事陈俊卿抓住曾、龙二人不法行为的证据,弹劾他们偷听、泄漏机密政事,孝宗一时激愤,将曾、龙驱逐出朝。实际上,孝宗心里对二人还是念念不忘的。乾道四年,龙大渊死于任上。接到龙大渊的死讯,孝宗又想召曾觌回朝,但朝臣们已经猜到了孝宗的心思,不等诏书下达,反对的奏章就纷至沓来。乾道六年,反对最力的陈俊卿罢相,孝宗立刻召回了曾觌,对其恩宠有加。曾觌一时间权势显赫,朝中文武官员多出其门。直到淳熙六年(1179),出守建康府的陈俊卿两次面见孝宗,一再指出近习结党营私的危害。孝宗对朋党一向严于防范,经陈俊卿的提醒,才开始对曾觌等人稍有疏远。

其它评价

  张说本以父荫入仕,后因娶高宗吴皇后之妹,遂受重用。乾道七年,孝宗任其为签书枢密院事,进入执政之列。朝议大哗,同知枢密院事刘珙耻于与张说共事,愤然辞职,中书舍人范成大拒绝草诏,孝宗只得暂时收回成命。一年之后,孝宗再次命张说参与枢密院事,尽管这次朝臣们依然激烈反对,但孝宗不为所动,将持有异议的李衡王希吕周必大、莫济等人一并免职,强行发布了对张说的任命诏书,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这件事了。张说之所以能够得到孝宗的器重,除了他的外戚身份外,还与他在抗金恢复上的态度有关。当时孝宗正在筹备再次北伐,而朝中大臣要么明确反对,要么犹豫观望,张说对北伐积极赞同,是除虞允文外,少数几个支持出兵的大臣之一,因此,孝宗坚持起用张说,希望他能协助自己和虞允文,早日恢复中原。然而,张说既无才识,又无德行。他上任之后,便与曾觌等人互相勾结,倚恃恩宠,为所欲为,使孝宗大失所望。淳熙元年,孝宗罢免张说,将其贬谪抚州。

社会评价

  综观孝宗一朝,对外力图中兴恢复,最后却徒劳无功;在内重新树立起了皇权的威严,但吏治腐败、民乱迭起的状况却没有得到根本好转。淳熙后期,孝宗已经深感力不从心,开始厌倦烦琐的政事,打算让位于太子,但碍于太上皇高宗还健在,一时无法施行。淳熙十四年十月,高宗病逝,孝宗决定服丧三年,以“守孝”为名退位。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孝宗正式传位于太子赵惇,是为光宗,自己退居重华宫,做起了太上皇。

  前任:养父宋高宗

  继任:三子宋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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