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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和下东洋

  1402年明成祖派遣使臣分赴四方。永乐元年(1403年)琉球日本暹罗各国使节到中国朝贡,建立了宗藩与册封关系。1404年明成祖派郑和出使日本。郑和统督水师10万到达日本,向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宣旨:“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足利义满同时受明朝封赏,并派遣使节献上抓获的倭寇,与明朝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日本以属国的名义对明朝进行朝贡贸易。明朝赐足利义满“日本国王”金印一枚,足利义满回书自称“日本国王,臣源义满”。

  日本向大明朝称臣纳贡史实

  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日本足立尊氏于公元1336年自镰仓占领京都,废后醍醐天皇,拥立徒有其名的光明天皇,自称征夷大将军,后设幕府于京都的室町,史称室町幕府,也称足利幕府。

  后幕府大将军足立义满接受出使日本的明朝钦差使臣郑和剿灭倭寇、接受大明朝册封日本国王称号、向大明朝纳贡、准与明朝通商的诸项宣喻。于公元1401年5月亦既明惠帝建文三年,自称源道义向明建文帝称臣纳贡。次年2月建文帝复诏,接受足立义满源道义纳贡。

  郑和下西洋前曾出使日本

  明永乐初年,倭寇累累侵犯浙江沿海,直至江苏境内长江口区。永乐帝派王抒巡视。王时为都御史,赴任后即将倭情上达永乐帝。永乐帝派郑和出使日本交涉,《明书·戎马志》记载:明永乐二年四月,郑和受命出使日本,“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随即捉了二十多个盗魁来献。王抒在“题本中记述此事”:说这伙盗魁递解来时,日本人已用“蒸杀”的方法把他们处死,即将犯人放在一只大甑上,下面燃起柴火,活活蒸死。郑和回京报告后,永乐帝对日本国“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向源道义赠送了冠服、文绮、金银、瓷器、书画等物,并允许日本国十年一贡,正副使等可以多至二百人,在江浙贸易。此举促使当时中日关系的改善,也是郑和出使日本的成果。

  郑和下西洋已为世人熟知,但郑和下东洋却鲜为人知了。近两年来,海内外许多郑和研究学者开始注意郑和航海对全球的影响,而且对七下西洋的航海领域提出了补充与扩展。因此,又出现一个郑和“下东洋”的问题。为此,记者采访了学术研究委员、考古专家南京博物院研究员罗宗真。

  长期从事文物考古和历史研究及考古教学等工作,曾应邀赴日本进行考古学术交流,并兼任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理事,在海内外考古界颇有影响。

  罗宗真对记者称,明成祖即位后,准备派郑和下西洋,就在郑和积极筹备下西洋时,却发生了严重的倭寇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事。为了巩固边防和自己的统治,明成祖决定立即派人去日本进行政治交涉。这一任务就落到郑和身上。郑和在朱棣夺权过程中跟随朱棣多建奇功,深得朱棣赏识。郑和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人马东渡扶桑。

  当时东渡日本也是很艰巨的,唐朝高僧鉴真六次才东渡成功,足以说明其艰难。罗宗真说,郑和从桃花渡(今浙江宁波附近)东渡至日本,代表明朝政府向日本政府指出应严格按照会谈内容办事,不得违背。日本执政源道义自知理亏,立即下令逮捕了倭寇首领,并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情况。郑和胜利完成使命,向明成祖禀报,明成祖很高兴,致书国王源道义,表示满意。

  罗宗真指出,郑和下东洋一事,经过海内外学者研究,不论是《明史》成书的清人著作,或者是其他明人的有关记载,还有日本史书的记载,都证明永东二年郑和确实出使过日本。

  罗宗真列举说,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书》中有专门论述:“文皇帝永乐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只,寇穿山,百户马兴(与战)死亡。寻寇苏松诸处。是年,上命太监郑和统督楼船水军十万诏谕海外诸番,日本首先纳款,擒献礼边倭贼二十余人。”《日本一鉴·穷诃话梅》卷六“流通”条对郑和出使日本的前因后果也作了记载:“永乐甲申(二年),倭寇直隶、浙江地方,遣使中官郑和往谕日本王。明年乙酉(永乐三年),其王源道义遣使献所俘倭寇尝为边患者”。《筹海图编》“直隶倭寇变记”中也有同样的记载:“永乐二年四月,对马(壹)歧倭寇苏松,贼掠浙江穿山而来,转掠沿海,上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出师获魁以献。”明人冯应京在其《皇明经世实用编》中写道:“永乐二年,倭寇浙直,乃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出师获渠魁以献,我于是有什物纹绣之赐,封为日本国王。名其国之山曰寿安镇国山。”清人俞维麟《明书·戎马志》记载:‘永乐二年,冠浙直,乃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乃执其渠魁以献”。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郑和出使东洋,通过与日本国王磋商,使其本国主动出师剿捕倭寇,并绳之以法。日本国王接受了郑和的建议,接受了明朝“日本帝国”的封号和金印、冠服等,并遣使致谢,与永乐朝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即“永乐条约”。

  足利义满上明朝皇帝书、与明朝皇帝复书

  足利义满上明朝皇帝书

  日本准三后源道义①上书上明皇帝陛下

  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道义幸秉国钧,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献方物:金千两、马十匹、薄样千帖、扇百本、屏风三双、铠一领、铜丸一领、剑十腰、刀一柄、砚筥一合、同文台一个。搜寻海岛漂寄者几许人还之焉。道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应永八年②五月十三日 明朝皇帝复书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复载之间,土地之广,不可以数计。古圣人疆而理之,于出贡赋力役、知礼仪、达于君臣父子大伦者,号曰中国。而中国之外,有能慕义而来王者,未尝不予而进之。非有他也,所以牵天下,而同归于善道也。朕自嗣大位,四夷君长朝献者以十百计。苟非戾于大义,皆思以礼抚柔之。兹尔日本国王源道义,心存王室,怀爱君之诚,逾越波涛,遣使来朝,归逋流人,贡宝刀骏马甲胄纸砚,副以良金,朕甚嘉焉。日本素称诗书国,常在朕心。第军国事殷,未暇存问。今王能慕礼仪,且欲为国敌忾,非笃于君臣之道,畴克臻兹。今遣使者到彝一如班示大统历,俾奉正朔,赐锦绮二十匹,至可领也。呜呼!天无常心,惟敬是怀。名无常好,惟忠是绥。朕都江东,于海外国惟王为最近。王其悉朕心,尽乃心,思恭思顺,以笃大伦。毋容逋逃,毋纵奸宄。俾天下以日本为忠义之邦,则可名于永世矣。王其敬之,以贻子孙之福。故兹诏谕,宜体眷怀。

  建文四年③二月初六日

  ①源道义:即足利义满的别名。准三后:即准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后的指示上书大明皇帝。

  ②应永八年:即公元1401年,亦即明惠帝建文三年。

  ③明惠帝建文四年,即公元1402年。

  足利义教上明朝皇帝书与明朝皇帝复书

  (录自《善邻国宝记》卷中)

  足利义教上①明朝皇帝书

  天启大明,万邦悉被光贲;海无惊浪,中国兹占泰平。凡在率滨,孰不惟赖。钦惟大明皇帝陛下,四圣传业,三边九安,勋华继体,从昔所希,宣光中兴,不图复睹。贡节不入,固缘敝邑多虞;行李往来,愿复治朝旧典。是以谨使某人,仰视国光,伏献方物。为是,谨具表。

  永享四年八月

  大明谕日本使书

  皇帝敕谕日本国使道渊②尔究通佛氏之旨

  晓达君臣之义,在彼境内,超于群伦。比者,以其国王之命,远涉海波,来修朝贡。达其王敬天之恳,敷其王事大之心。言调有章,进止有礼,从容恭谨,朕甚嘉之,今特授僧录司右觉义之职,俾归本国,主持天龙寺。尔其益精善道、阐宗风,益坚至诚,用副嘉奖。钦哉!故谕。

  宣德八年③六月初六

  ①足利义教是室町幕府第六代将军。他在1432年(即永享四年)遣正使龙室道渊入贡,上明朝皇帝书,自称为“日本国王源义教”。

  ②明宣宗接见日本国使道渊后,乃遣雷春等随道渊使日本,并以君臣之礼敕谕日本国王书,仍称将军足利义教为“日本国王源义教”。

  ③明宣宗宣德八年,即公元1433年。

  足利义政上明朝皇帝书

  甲、足利义政在公元1475年上明朝皇帝书①

  (录自《善邻国宝记》卷中)

  日本国王源义政上表大明皇帝陛下

  日照天临,大明式朝万国;海涵春育,元化爰乃四方。华夏蛮貊归土,草木虫鱼遂性。恭惟大明皇帝陛下,神文圣武,曾智慈仁,皇家一统,车书攸同。弊邑多虞,鼓角未息。禹贡山川之外,身在东陬;洛邑天地之中,心驰北阙。兹遣正使妙茂长老、副使庆瑜首座,谨捧方物,统承宠光;冀推丹衷,曲赐素察。谨表以闻。臣源义政诚惶诫恐,顿首谨言。

  3 日本向大明朝称臣纳贡史实

  成化拾壹年②乙末秋捌月二十八日上表大明皇帝陛下

  日本国王臣源义政(印)

  谨表。

  别幅:

  马四匹

  散金鞘柄大刀贰把

  硫黄一万斤

  玛瑙大小二十块

  贴金屏风三副

  黑漆鞘柄大刀壹百把

  枪一百把

  长刀一百把

  铠一领

  砚一面并匣

  扇一百把

  计奏讫成化五年伏奉制书,特颁今填勘合并底簿等物,圣恩至重,手足失措,感戴感戴。然而弊邑抢攘,所谓给赐等,件件皆为盗贼所剽夺,只得使者生还而已。爰有景泰年间所颁未填旧勘合,请以此为照验也。今后滥行今勘合者必贼徒也,罪当诛死。抑铜钱经乱散失,公库索然。土瘠民贫,何以赈施。永乐年间多有此赐记之。又书籍焚于兵火,盖一秦也。弊邑所须二物为急,谨录奏上,伏望俞容。

  书目列于左方:

  佛祖统记全部 类说全部

  教乘法教全部 百川学海全部

  法苑珠林全部 北堂书钞全部

  宾退录全部 石湖集全部

  兔园策全部 老学菴笔记全部

  遯斋闲览全部

  右咨礼部 日本国王源义政(印)

  成化拾壹年捌月二十八日

  ①足利义政是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他在公元1475年曾遣正使竺芳妙茂等入贡,上大明皇帝书,自称“日本国王源义政”,请求明朝赐给铜钱,勘合符和汉书等。明朝皇帝许之。

  ②明宪宗成化十一年:即公元1475年。

  乙、足利义政在公元1483年上明朝皇帝书①

  (录自《善邻国宝记》卷下)

  日本国王臣源义政言

  皇天后土,齐归中华之风;甘露庆云,争献瑞麦之颂。丕承祖宗功业,以致社稷治安。钦惟陛下乃圣乃神,惟文惟武,光辉尧舜二典,度越汉唐中兴。顾其弊邑,虽荷国恩,忧在萧墙,有稽朝贡。布大明于天下,遐迩同仁;望长安于日边,始终一节。兹特专使玮长老,伏奉方物,躬趋阙庭。仰望圣慈,曲察衷素,谨表以闻。臣源义政诚惶诚恐,顿首谨言。

  成化拾玖年癸卯春三月 日本国王源义政(印)

  别幅:

  马四匹

  散金鞘柄大刀贰把

  硫黄一万斤

  玛瑙大小二十块

  贴金屏风三副

  黑漆鞘柄大刀壹百把

  枪一百把

  长刀一百把

  铠一领

  砚一面并匣

  扇一百把

  计奏讫成化十四年制书并给赐等物,一一拜纳,无甚感荷之至。抑弊邑久承焚荡之余,铜钱扫地而尽。官库空虚,何以利民。今差使者入朝,所求在此耳。圣恩广大,愿得壹拾万贯,以满其所求,则赐莫大焉。谨录奏上,俞容惟望。

  右咨礼部

  成化拾玖年②癸卯三月 日本国王源义政

  ①足利义政曾在成化十九年遣正使僧周玮等入贡于明,请求明朝皇帝赐铜钱一十万贯。

  ②成化十九年:即公元1483年。

  1982年,时任山东大学中西交通史研究室主任的潘群,在第三期《文史哲》上发表文章《郑和使日问题初探》一文。文中称郑和在下西洋之前,就曾出使过东洋。此说一经媒体披露,霎时在历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那么,支撑这一神秘学说的历史依据是什么?郑和为什么出使日本?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历史事件却鲜为人知呢?

  一段尘封的历史

  已过古稀之年的南京大学退休教授潘群在对记者说起这段经历时,依然颇为激动。“1956年,当时我是山东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我的导师黄云眉是明史专家,为了培养我特批休学两年,专修明史。期间我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明史纪事本末》,一本《明书》,这两本书都是在《明史》之前编著的。”

  潘老边说边从书架中抽出两本泛黄的线装《明史纪事本末》,上载:(永乐)十五年冬十月,遣礼部员外郎吕渊等使日本。先是帝命太监郑和等赍谕诸海国,日本首先归附,诏厚赍之,封建诸山,赐勘合百道与之期,期十年一贡。

  “我当时就怀疑,郑和出使西洋,日本为何首先归附呢?而且还签订了《勘合条约》,每年都要向朝廷纳贡,而这些在《明史本纪》、《明史》、《郑和传》等典籍中均无记载。”

  时年22岁的潘群擅于逆向思维,凡事好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件事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之后,他又翻看了《明书·戎马志》,他惊喜地看到这样一段记载:“永乐二年,寇浙直,乃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乃执其渠魁,以献复金,十年一贡……”

  经过之后的查阅,潘老的这一观点又有多部史书记载为证。江苏省南京博物院研究员罗宗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列举说,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书》中有专门论述:“文皇帝永乐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只,寇穿山,百户马兴(与战)死亡。寻寇苏松诸处。是年,上命太监郑和统督楼船水军十万诏谕海外诸番,日本首先纳款,擒献礼边倭贼二十余人。”

  《日本一鉴·穷诃话梅》卷六的“流通”条也对郑和出使日本的前因后果做了记载:“永乐甲申(二年),倭寇直隶、浙江地方,遣使中官郑和往谕日本王。明年乙酉(永乐三年),其王源道义遣使献所俘倭寇尝为边患者”。

  《筹海图编》“直隶倭寇变记”中也有同样的记载:“永乐二年四月,对马(壹)歧倭寇苏松,贼掠浙江穿山而来,转掠沿海,上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出师获魁以献。”

  明人冯应京在其《皇明经世实用编》中写道:“永乐二年,倭寇浙直,乃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出师获渠魁以献,我于是有什物纹绣之赐,封为日本国王。名其国之山曰寿安镇国山。”

  以上史料,都为郑和出使日本,提出了有力的依据。

  使日为除寇

  郑和为何下东洋?一句话,明代初年海防的重点在日本,而贯穿明代300年的外患简单道来只有四个字:南倭北虏。南指日本,北指蒙古,郑和下东洋是为了解决这个“腹背之患”。

  明朝建立前后,日本浪人在中国沿海进行走私、抢劫,对中国形成倭寇之患。明太祖一怒之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下令断绝中日交通。

  1402年6月,燕王朱棣夺取帝位后,为了巩固统治,解除海禁,协调与周围邻国的关系,派使臣到日本,日本也派使者到中国正式入贡。

  但就在明成祖准备派郑和筹备下西洋时,却发生了倭寇侵犯苏州府和松江府一带的事件。明成祖决定立即派人去日本进行政治交涉,而这一任务就落到了在朱棣夺权过程中屡建奇功,深得赏识的郑和身上。

  郑和也不负重托,在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人马东渡扶桑。永乐二年(1404年),郑和统督楼船水师十万,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日本,并将明成祖的旨意告诉日本执政者源道义,“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日本统治者自知理亏,立即下令逮捕倭寇首领,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明永乐初年,倭寇累累侵犯浙江沿海,直至江苏境内长江口区。永乐帝派王抒巡视。王时为都御史,赴任后即将倭情上达永乐帝。永乐帝派郑和出使日本交涉,《明书·戎马志》记载:明永乐二年四月,郑和受命出使日本,“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随即捉了二十多个盗魁来献。王抒在“题本中记述此事”:说这伙盗魁递解来后,日本国王下令用“蒸杀”的方法把他们处死。即将犯人放在一只大甑上,下面燃起柴火,活活蒸死。郑和回京报告后,永乐帝对日本国“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向源道义赠送了冠服、文绮、金银、瓷器、书画等物,并允许日本国十年一贡,正副使等可以多至二百人,在江浙贸易。此举促使当时中日关系的改善,也是郑和出使日本的成果。

  此后,郑和还去过一次越南,可见之后郑和七下西洋,已经积累了航海经验,并且具备了外交才能。郑和亦因此对江浙沿海港口有较多了解,永乐二年七月选定太仓刘家港为下西洋基地,就不是偶然的了。

  “源道义”是谁

  “源道义就是当时的日本国国王足利义满。”“一休就是当时退位天皇的直系。”关于郑和下东洋之说,潘老在1985年“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时也曾提出过,只是当时忙于组织编撰《郑和下西洋》一书,故未公开发表。

  “不战而屈人之兵”

  根据《客越志》记载,郑和当年扬帆东渡日本的出发点应当是浙江宁波附近的“桃花渡”。前些年还在那里发掘出了刻有“郑和”字样的大铁锚,随后陆续发现的史书也都有记载。

  如今,“郑和下东洋”的观点已在学界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罗宗真认为,郑和这次下东洋,发生在下西洋之前的一年,即1404年。

  元代曾有十万海军,但元世祖忽必烈率十万海军攻打日本时,最后回来的只剩下3人。相反,郑和下东洋的船队只有27000人。“不战而屈人之兵”,由此也可以看出,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还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

  也正因郑和下过东洋,对其下西洋起了保障作用。从明帝国当时面临的形势来看,郑和必须先解决作为海防重点的日本这个后顾之忧后,才可以大举下西洋。

  郑和七下西洋与鲜为人知的郑和“下东洋”,不战屈人之兵

  2005-07-11 10:31:48

  今年是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按照明代的地理概念,以婆罗洲文莱为分界,以东称东洋,以西叫西洋。明初推行“礼治”外交,力图构建以“天朝”为中心的“封贡”与“柔远”的外交格局,恢复汉唐以来长期中断了的万邦来朝的“华夷秩序”。郑和七次下西洋正是明初“礼治”外交方针的一次伟大实践。庞大的船队出使亚、非诸国,提高了明王朝的国际声望,加强了与所达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确立了和谐的国际关系。他们不畏艰险地远播华夏“蓝色文明”,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高超智慧和非凡勇气。

  称雄全球的船队是支文明之师

  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战胜了“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茫茫大海和各种艰难险阻,在长期的航海活动中,郑和一身维系整个船队的安危。郑和使团到过40多个国家(含地区),经历各种复杂而艰险的境况,船队始终安然无恙。由于治军严格,郑和在广大下洋官兵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无论走到哪里,官兵们莫不听从指挥,遵守军纪,对所至各国人民秋毫无犯。

  郑和船队是明初海军的主力舰队,其规模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郑和下西洋所率人员每次均在2万人以上,乘员包括官兵、水手、翻译、医生和国际友人,其中95%以上是在籍军人。郑和每次出使的船只都在200艘左右,大型船只约40至60艘,最大的一艘排水量达1.48万吨,甲板有半个足球场大,就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要造这么大的木质帆船,也是极其困难的。用现代的观点来看,郑和船队的确是在统一指挥下形成的一支实力雄厚、组织严密、能够长期实施两栖作战的特混舰队,整个舰队犹如当代航空母舰战斗群,其实力无与伦比。

  16世纪后期,欧洲一些国家开始了工业化前的原始资本积累,争夺海上霸权,在美洲、非洲及亚洲等地,用“剑与火”,进行血腥的殖民掠夺。然而,郑和航海的性质与之是截然不同的,使团抵达之地,从不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而是施恩布德,共享太平之福。郑和率领着世界上最大的舰队,具有“所向无敌”、可以“为所欲为”的实力。正如当代美国学者路易斯·丽瓦塞斯所评论的:“郑和船队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但郑和出使西洋,忠诚地执行明皇“耀威异域示国家富强”,“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和平的外交政策,郑和7次远航,历时28年,造访40余国(含地区),却没有侵略过一个国家,没有建立一块殖民地,没有掠夺他国财物,没有为自己圈定一片海域和占据一座岛礁,甚至没有为自己建立一座纪念碑和在外国水域留下一个中国地名,没有使任何邻国感受威胁,纯系友好邦交的“和平之旅”。

  郑和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致力于建立友好睦邻关系,保障周边和平环境,实现了国家间和平共处,民族间互谅团结,宗教间共尊和谐的大好局面,开创了中国“和平外交”之先河,郑和船队实为世界上第一支“国际和平船队”,在世界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奇史。

  打通亚欧海上贸易通道

  郑和的远洋航行整合连结出了亚非国际贸易网。郑和船队的船只分头出发到各国进行贸易,最后都汇合在满剌加(今马来西亚),等待季风到来一起回国,这促使满剌加从“旧不称国”、“人多以渔为业”的渔村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中国和远东的产品与西亚和欧洲的产品进行交换的大集市”,这一重要的东西方贸易中心连接了亚洲、非洲和欧洲,繁荣地存在了一个世纪,直到西方航海东来,才结束了黄金时代。

  郑和七下西洋,使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从“西域”到“西洋”,标志着中国对外交往发生从陆向海的重大转折和人类交往发生从陆上向海上的重大转折,促成人类文明互动中心脱离了亚欧大陆,转移到海上;一个海洋的时代宣告到来,最终决定了世界的走向。

  鲜为人知的“下东洋”

  从元朝末年起,倭寇不断袭扰我国沿海,多次侵犯掠夺我浙江、山东等地。到明初的永乐年间,倭寇犯境更加猖獗,直接威胁到各国来华贡船的安全,使朝廷对外联系受到阻碍。永乐皇帝朱棣选派亲信郑和出使日本,以制止倭寇袭扰,调整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

  1404年,郑和率领一支船队,从浙江宁波附近的“桃花渡”出发,横越东海,出使日本。郑和使团同日本国王源道义进行会谈,宣扬明王朝威德,强调中、日睦邻友好,经过谈判磋商,达成了共识,解决了3大问题。

  一、源道义接受了明朝皇帝给他的“日本国王”封号和金印、冠服等,中、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中国附近各国相继被招抚,为明朝创造了良好的和平环境。

  二、双方签订了经济条约《勘合贸易条约》(即《永乐条》),推动了中日贸易的正常发展。

  三、日王承诺积极解决倭寇犯边问题。到永乐十五年,我国沿海大体上实现了“海洋平静。”

  鲜为人知的“下东洋”,是郑和十分重要的海洋实践活动,使他亲身体会到海洋对国家的重要性,依靠强大的海上实力及和平外交政策,是搞好周边睦邻关系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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