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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祀邲其卣铭文拓片
毛公鼎铭文拓片
错金鸟书器盖残片
平山中山王鼎铭文拓片

  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铭文。据现有知识,青铜器上有铭文始于商代的二里冈期,殷墟期数量增多,至西周而大盛。一般说金文多限于先秦,也有把秦汉包括在内的。魏晋以后的青铜器物,有的仍有文字,但不在金文范畴之内。

  对金文的研究已有悠久历史。西汉张敞曾考释美阳所出周代尸臣鼎,其释文今天看来大体正确。宋代金文之学盛兴,出现了著录和研究青铜器的专著,最早的有《皇祐三馆古器图》、刘敞《先秦古器记》、李公麟《考古图》等。现传最早的是吕大临《考古图》,体例已相当完善,图象、铭文、释文等项都已具备。专著录铭文的,如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内容颇为丰富。宋元时期还有人编集金文文字,汇为字书,现存有吕大临《考古图释文》、杨《增广钟鼎篆韵》。

  元明时期,由于理学居统治地位,金石之学被讥为玩物丧志,金文研究一时衰微。清代汉学风行,崇尚考据,金文研究随之复兴,著录和考释铭文的书籍数量远过前代,名家辈出。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式芬《捃古录金文》、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等等,均有较大成绩。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是一部比较好的金文字典。

  清末以来,研究金文的学者更多。罗振玉、王国维注意铭文与器物本身相结合的研究。罗氏1937年印行的《三代吉金文存》,迄今仍是一种最重要的金文汇集。郭沫若用科学方法整理研究金文,所著《金文丛考》、《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利用金文探讨古代社会开拓了道路。其他海内外学者著作不能缕举,如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金文编》,于省吾《双剑吉金文选》,柯昌济《金文分域编》,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日本白川静《金文通释》等等,各有贡献。近年编著的工具书,如周法高《金文诂林》,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青铜器论文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出金文分域简目》等,皆便于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汇集了已发现的金文材料,正在陆续出版。

  金文之所以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是由于其内容丰富重要,能补充文献之不足。金文的整个发展过程长达一千几百年,无论是字体、文例还是内容特点都有很大变化,所以研究金文必须从分期入手。

  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发现有铭文的只有少数几件,文字均系铸成,个别为凸起的阳文,一般为阴文。字数限于两三字,有的是器主的族氏或名字,有的是所祭祀先人称号,还有的似与器的用途有关。这几件有铭文青铜器都不是发掘品,其铭文真伪还值得商榷。

  商代晚期即殷墟期的金文,数量比二里冈期明显增加,而且时代越晚,字数越多。但总的说来,铭文大多仍很简短,内容和二里冈期相似,或为器主族氏、名字,或为所祭祀先人的称号,复杂一点的则兼记上述两者。这种铭文中表示族氏的字,学者常称为“族徽”,其特点是写得象形,如人形有首和手足,动物形有特征性部分。过去有学者以为是最原始的文字,甚至说是“文字画”。经过甲骨文等材料对比,证明它们其实是文字,不过为了突出而加以美术化而已。族氏有时可与当时地名和出土地点相联系,对研究社会结构也颇重要。

  商代金文最长的不超过五十字。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四祀邲其卣,有三处铭文,盖内和器内底均有“亚獏,父丁”四字,“亚獏”为族氏,“父丁”为所祀先人;此外在卣外底圈足内又有铭八行四十二字,记商王祭祀帝乙及器主受赏事迹。这件卣作于帝辛(纣)四年。商末金文特长的还有卣,盖器铭共四十七字(一说四十八字),记某子(商大臣或诸侯)受命望伺人方,器主有功膺赏之事。

  这一时期金文字体多与甲骨文相近,用词也多类似,如以周祭记作器时间等。成组青铜器有时有同样铭文,如小屯五号墓出土大量器物上有“妇好”二字,可供综合研究。

  西周早期金文是商代金文的继续和发展。商代流行的那种记族氏等的简短铭文仍然存在,同时出现了许多长篇铭文,记载重大史事。如周康王时的小盂鼎,字数已多达四百字左右。这样的重要金文,前人多说其价值足抵《尚书》一篇。

  这一时期的历史大事多见于金文。如周武王伐纣见于利簋,所载日期干支与文献密合。周公东征见于方鼎,记伐丰伯薄姑凯旋的情形。分封诸侯的例子有簋的封康侯于卫和宜侯夨簋的迁虞(吴)侯于宜。康王时小盂鼎所载伐鬼方,尤为重要。昭王的南征,穆王的游行和用兵,也都有金文详细记述。

  西周早期金文字体多雄肆,中期则转趋规整,格式也逐渐固定化。多见于中晚期的册命金文,叙述周王对臣下命赐之礼,与当时职官制度极有关系,从所赐舆服还可考见其时等级的区分。这时又有一些金文涉及法律、经济等方面,如曶鼎记载与器主曶有关的两次诉讼,均与奴隶制有关;几件裘卫器物的铭文,分别叙述了裘卫与矩伯间的三次交易,或以土地交换土地,或以土地交换毛裘皮革,说明土地已可转让,且有以货币计算的价格,是非常珍贵的史料。与土地转让有关的,还有师永盂等器铭。

  西周晚期金文,长篇更多,其中毛公鼎达四百九十七字,是迄今发现的最长金文。这时金文多反映战争及社会动乱,如虢季子白盘、多友鼎等记伐狁,兮甲盘、驹父等记征淮夷,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随着周王朝的衰落,有些金文也趋于苟简,例如梁其诸器,就出现一些脱漏错讹,这在早中期金文中是罕见的。

  西周金文多数为周王朝官吏所作,诸侯国的金文相对来说较少。到周室东迁后的春秋时期,王朝衰微,金文陡然减少,而诸侯国的金文却大量出现。这个时期,不但一些强大的诸侯国,就连若干小诸侯国也有金文,其地方性显著加强。

  晋、郑、齐、鲁、楚等国金文,在春秋金文中最为重要。如晋国的晋姜鼎,记晋文侯辅立周平王的功绩;齐国的庚壶,记齐灵公伐莱等战役;楚国的令尹子庚鼎,也可与《左传》相印证。秦国金文,如宝鸡出土的秦公钟、镈,天水出土的秦公簋和宋代著录的秦公镈,其字体与东方列国不同,已开后世秦篆之先。

  春秋中期,开始出现个别刻成的铭文,在铭文中错金也有发现。中期后半起,北方晋国逐渐流行一种笔画头尖腹肥的字体,可能即汉晋人所谓“科斗文”;而南方各国则流行以鸟形作为装饰的美术字体,即所谓“鸟书”。这两种特殊字体都流传到战国早期,有的在汉代还有孑遗。南方各国金文多刻意求工,用韵精整。

  战国早期金文基本继承春秋时的统绪。由于诸侯分立已久,文字的地方性更为突出,形成《说文》序所说“文字异形”的局面。大体上说,西土的秦和东土六国分为两系,而东土又可分为三晋、两周、燕、齐、楚等亚系。各系不仅文字结构诡变不同,金文的用词和格式也有许多差异。

  战国中晚期,金文以刻成的为主,内容转为“物勒工名”的形式,即记载器物的制造者、使用者、置用地点、容积重量等,有的还用干支、数字作为编号。此类金文有助于研究当时职官、地理、度量衡制等,也有很大价值。

  与此同时,还有少数传统形式的铭文存在,并且有长篇的。例如战国中期末的中山王方壶铭四百四十八字,中山王鼎铭四百六十九字,内容记中山乘燕国内乱、齐国进军占领燕都之机,举兵伐燕,取得大片土地。这是文献所缺书的重大史实。

  秦代金文一般均为“物勒工名”之类。具有特色的是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诏书的诏版、诏量、诏权,有的还加有秦二世胡亥诏书,称为两诏。

  汉代金文沿袭秦代传统,而格式更为规整统一。已经发现的汉代金文数量很多,三十年代容庚有《秦汉金文录》及与之配合的字编《金文续编》,其中汉代金文均占主要部分。此后新出的又不止数倍。考古发掘还发现有成批成组的有铭青铜器,对研究汉代各种制度殊有意义。特别是金文中的职官如与汉印结合研究,将会起较重要的作用。

  汉代仍有少数特殊铭文,如满城陵山出土的错金银鸟虫书壶,两件均有延寿却病等语铭文,与常见金文不同。新莽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格外规整,由于仿古,也有诏版等等,需要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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