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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像 南朝墓砖画

(210~263)

  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

目录

生平

  阮籍 4岁丧父,家境清苦,勤学而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在思想上,阮籍崇奉老、庄。这一方面是鉴于当时险恶的政治情势,他需要采取谦退冲虚的处世态度,道家思想正好可以做他的精神依托,另一方面也是受了当时盛行的玄学的影响。阮籍也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通老论》、《达庄论》。不过阮籍并非纯宗道家,他对儒学也并不一概排斥,如他在《乐论》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礼作乐对于“移风易俗”的必要性,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赋、文创作

  阮籍作品今存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他的赋都是短篇小赋,或咏物,或述志,内容不一。《清思赋》中说“清虚廖廓,则神物来集;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慾,则泰志适情”,写出了超凡绝尘的“清思”境界。《首阳山赋》颂赞了伯夷、叔齐重视名节、清虚自守的精神,赋末说“托言于夷、齐,其思长,其旨远”,显示了作者与古人冥合的意思。《鸩赋》以鸩被犬所害为题材,寄寓了作者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惧祸心情。《猕猴赋》则以猕猴作为鹄的,批判了社会上的势利小人,此赋明显带有讽刺“礼法之士”的意味。以上两篇咏物赋,篇帙短小,语言简洁明练,而且全篇用托喻写法,意象生动,现实针对性又强,是阮籍赋中的佳作。

  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大人先生传》是阮籍今存最长的作品,4000余字。据《晋书•阮籍传》载,这篇作品作于阮籍游苏门山见仙人孙登之后。所谓“大人”即仙人,用司马相如《大人赋》意。文体与他的论说文近似,也采取辩难的方式展开,不过主人公已不是“阮先生”,而是改为“与自然齐光”、“变化神微”的“大人先生”了。文章一方面阐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旨趣,一方面也对世俗庸人作了讥讽,特别是在第一段与“君子”的对话中,其思想锋芒之锐利,是阮籍著作中仅见的。从艺术上看,此文也是阮籍散文中最出色的。特别是“虱处裩中”这一寓言故事,形象生动,寓理深刻,显然是受了《庄子》文风的影响。在这段故事之末,作者写道:“汝君子之处区之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裩之中乎!”强烈表达了对“礼法君子”的憎恶。在语言运用上,此文音节整齐,而且基本都用韵,时见对偶文句,有的地方铺排较多,接近于赋的风格。

咏怀诗

  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此外还有四言《咏怀诗》,今存13首。这些诗的具体写作时间及背景已难确考,一般认为它们不是一时之作,而是包括了平生不同时期的作品,总题为“咏怀”。《咏怀诗》全都是抒情述怀作品。由于阮籍生活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加上他独特的性格和处世态度,使他的诗歌面貌很有个人特色。《文选》李善注引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指出了它在内容上以感叹身世为主,也包含着讥刺时事的成分,在表现方式上则曲折隐晦。

  《咏怀诗》中的身世之感,可分两个方面。一是自述生平经历及理想志向,一是表现惧祸忧生心情。这两方面有时分写,有时合说,并无定规。主要写生平经历志向的,如第 5首叙述“平生少年时”放志游乐情形,以及事后自悔岁月蹉跎的苦恼。第15首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曾以颜回、闵子骞自期,但后来则又自己觉得荣名皆空、万念俱灰。又如第29首述“昔余游大梁”情状,第61首述自己“少年学击剑”等事,都可归入此类。此外,某些篇章主要是写诗人求仙及隐逸思想的,如第81首“昔有神仙者”、第74首“猗欤上世士”,略同于游仙诗或招隐诗,反映了阮籍要坚持志节、不想同流合污的内心愿望,表现了他对解脱矛盾苦闷途径的寻求,基本上也可算在这一类里。主要写惧祸忧生心情的,如第1首,述诗人挂共幻拢宰徘宸纭⒚髟缕鹱伲写垂潞璞唤顾坝撬级郎诵摹薄5?首“嘉树下成蹊”就比较明白地说出了在秋冬万物凋零时节中“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的沉重心情。此外如第11首“湛湛长江水”、第47首“生命辰安在”、第71首“木槿荣丘墓”等,都有较明显的忧生情绪。在诗歌中嗟叹人生不永,《古诗》和建安诗歌中就有不少。谢灵运就曾说曹植“颇有忧生之嗟”(《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阮籍父亲阮瑀也好作这一类诗。不过到阮籍的时代,政治形势更为险恶,他结合着自己的身世,不论在思想深度和表现技巧上又都有所发展。

  “讥刺时事”,是阮籍诗中相当“隐避”因而颇难坐实的内容。前人曾在这方面下过很多勾稽考索的功夫,所说纷纭而大部分还难作定论。只有少部分篇章,能够体味出确有涉于时事,或者蕴含着对某种事实的看法。如第31首“驾言发魏都”,是写战国时梁惠王耽乐而军败身亡事的,陈沆以为此“借古以寓今也。明帝末路,歌舞荒淫,而不求贤讲武,……不亡于敌国,则亡于权奸,岂非百世殷鉴哉!”(《诗比兴笺》)其说近是。不过诗篇所暴露的,恐不止是明帝末年,还应包括整个魏末时期。又如第67首“洪生资制度”,是写“洪生”即鸿儒的,诗中说他们凭借着礼乐制度和次序纪纲,摆出道貌岸然姿态,但他们的言论行为,都是虚伪的,末二句说“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表示了诗人对这些“礼法之士”的批判态度。

  《咏怀诗》在艺术上具有很大魅力。它的风格浑朴、洒脱、含蓄。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是,诗人在写作时不去刻意雕琢煅炼,而是凭着自己的感情所至,来驱遣才力,自然成文。这就是刘勰所说的“阮籍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另外,这种风格的形成,与描写上的不拘执实事、多用比兴也有关系。阮籍诗中的比兴,运用极为普遍,几乎无篇不比兴。比兴的素材很广泛,包括历史故事、典籍载记、神话传说,直到眼前景物,信手拈来,皆成文章。如第2首“二妃游江滨”,通篇以郑交甫遇二妃的传说作譬,抒发诗人与某友人“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的感慨。第 6首“昔闻东陵瓜”,又以汉代召平行迹为喻,烘托出诗人“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的胸臆。第21首“于心怀寸阴”,又写冲天的玄鹤不与鹌鹑游于中庭,来表示诗人不屑与礼法之士为伍的决心。诸如此类的比兴,使诗篇呈现出一种才藻艳逸的风貌。又由于阮诗的比兴在意念上往往不是很切近的,而是比较悠远、旷放,给读者以较为宽广的联想余地,这就增强了诗篇“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上)的含蓄效果。

影响及作品流传

  阮籍这样的文人,在封建时代里有一定代表性。他的《咏怀诗》继承了建安诗歌的传统,在五言诗的领域里作了新的开拓,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后世的广泛重视。文学史上有不少诗人都仿效作《咏怀诗》。陶渊明庾信陈子昂李白等优秀诗人,都从阮籍的诗歌作品中汲取养料,从而丰富了他们的诗歌风格。

  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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