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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

  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人们通过仰观俯察,接触到天地、日月、昼夜、阴晴、寒暑、水火、男女等等自然矛盾现象。随着经济分工、上下等级的出现,更面临着君臣、主奴、贵贱、贫富、治乱、兴衰等等社会矛盾现象。殷、周时期,人们从农业实践中,认识到向阳者丰收、背阴者减产,总结出“相其阴阳”的生产经验。从管理国家事务的活动中,认识到矛盾的缓和与激化关系到社会的治乱与安危。殷、周之际的《易经》以广泛的矛盾现象和实际经验为认识源泉,以吉凶祸福的矛盾转化为研究对象,从事物的普遍矛盾中概括出乾坤、泰否、剥复、损益等等一系列对立范畴,为阴阳范畴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先行资料。

  西周末年,人们从矛盾现象的观察中逐步把矛盾概念上升为阴阳范畴,并用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周宣王卿士虢文公认为,土地解冻是由于阴气上升,春雷震动是由于阴阳二气处于“分布”状态。周幽王时太史伯阳父更用阴阳二气的力量对比来解释地震,把阴阳消长中的均衡状态看作是不能破坏的正常秩序。春秋末期,越国大夫范蠡认为“阳至而阴,阴至而阳”,阴阳两种势力各自发展到极端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并指出:“时将有反,事将有间”,认为事物向反面转化的时机是可以预测的,人们应该掌握转化规律,掌握有利时机去取得成功。

  《老子》一书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认为任何物体中都存在着阴与阳的矛盾;又说:“冲气以为和”,认为互相矛盾的阴阳二气又处在一种统一状态中。阴阳五行家的著名代表邹衍认为,虞、夏、殷、周等朝代的交相更替是由于土、木、金、火、水的五行相胜,而其总过程则是“阴阳消息”引起的矛盾运动。《易传》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则,把阴阳上升为“范围天地”、“曲成万物”的最高哲学范畴,用阴阳二爻的错综变化来“效天下之功”,来观察、解释、反映事物的矛盾运动。它一方面说“分阴分阳,迭用柔刚”,强调差别、对立在错综变化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说“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强调综合、统一在物体形成中的作用,认为在这种分合关系中,阴阳两种势力“相推”、“相摩”、“相荡”,造成了无穷变化。《易传》比《老子》在更高的水平上丰富、发展了阴阳学说,但终究没有突破循环论的局限。

  在汉代之后的2000年中,阴阳学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西汉董仲舒把阴阳的统一关系歪曲为“阴者阳之合”的主从关系;宋代程朱学派宣扬始终不变的“物物有个分别”的定位原则;北宋张载的“一物两体”论,南宋叶適的“一两相济”论,都进一步阐发了阴阳既对立又统一及其相互转化的思想;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总结哲学思辨的成果,把阴阳消长说发展为“太虚本动”说,形成了比较彻底的矛盾发展观。他强调相对稳定的事物也“不得各保其故然”,天地万物都在阴阳二者的不断交替变化中除旧更新。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往来循环、复归其旧的传统局限,把源远流长的阴阳学说发展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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