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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 20年代, 陶行知就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起初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后来他认为“碰了壁”,就转而提倡乡村教育运动和普及教育运动(见乡村教育运动)。并先后创办了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见晓庄学校),开始提出了生活教育的理论(见生活教育运动)。1930年 4月,国民党政府下令封闭晓庄学校;同时,下令通缉他。同年秋,他到日本避难。1931年春,由日本回上海后,任上海《申报》总经理处顾问。他对《申报》的革新,转向支持进步力量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九•一八”事变后,他的政治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目睹国民党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招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极为愤慨,曾著文予以抨击。而对中国共产党率领红军北上抗日,表示衷心拥护。他极为赞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他和沈钧儒、邹韬奋、马相伯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被选为执行委员。1936年初,他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吸收了文化教育界的人士参加,发表了《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缘起》和《国难教育社宣言》,提倡国难教育运动;同年“一•二八”战争四周年时,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他和沈钧儒带领近万人游行示威。 7月,他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人发表了《团结御侮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的号召,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政策,“并且相信这一个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上的重大影响”。

  在这一时期,陶行知赴伦敦参加了世界新教育会议。他还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为国民外交使节,先后周游亚、非、欧、美28国,宣传抗日救国,并向华侨和世界人民开展募捐活动,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他为此作出了很大贡献。

  陶行知在伦敦拜谒了K.马克思墓,并作诗抒怀,诗中有“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小坟葬伟大”的颂语,以表达他对革命导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敬仰。他由歌颂孙中山(诗作《锄头歌》)到歌颂马克思,这是他的思想进步的一个飞跃。

  1938年秋,陶行知回国,参加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政府曾请他担任清闲的高级职务,他婉言拒绝了。1939年他在重庆北碚创办了育才学校。他遇到问题就去访问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董必武。1940年,他读了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之后,说“中国有救了”。这充分表达了他的心声和信念。在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战争、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坚持不懈地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努力奋斗,同时相应地提倡战时教育运动和全面教育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倡导民主教育运动和社会大学运动,并创办了社会大学。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以坚贞不屈的民主战士的姿态,赴汤蹈火的革命精神,投身于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为此,他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仇视,把他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但他具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斗争精神,继续坚持战斗。1946年 7月,他在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下,猝然病逝,终年55岁。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由教育救国走上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的一个光辉典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亲密战友。 他逝世后, 周恩来称赞说:“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毛泽东亲笔为他写悼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生平著作很多,主要有《中国教育改造》、《知行书信》、《斋夫自由谈》、《古庙敲钟录》、《行知诗歌集》、《幼稚教育论文集》、《教学做合一讨论集》、《老少通千字课》、《普及教育》、《普及教育续编》、《普及教育三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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