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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1936)
1903年鲁迅摄于日本东京
鲁迅自题小像诗手迹
《呐喊》、《彷徨》初版本
鲁迅小说《孔乙己》插图
阿q像
鲁迅小说《药》插图
《阿q正传》插图 赵延年作
《伤逝》插图 张守义作
1928年3月鲁迅在上海景云里寓所
1930年9月17日“左联”在上海秘密为鲁迅作“五十岁纪念”时摄
1933年初在上海中山故居鲁迅和萧伯纳(左二)宋庆龄(左三)蔡元培(前左四)林语堂(右二)合影
1936年3月鲁迅在上海大陆新邨
鲁迅遗容

  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原姓周,幼名樟寿,字豫山,后改为豫才。1898年起,改名树人。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目录

寻找真理的青年时代

  1881年9月25日(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鲁迅诞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城一个逐渐没落的封建家庭。祖父周介孚在北京做官。父亲周伯宜是个秀才。母亲鲁瑞以自修达到能够看书的程度。鲁迅从小受过传统的封建文化教育,但他阅读兴趣十分广泛,看过许多野史、杂记,特别是那些富有民主思想和爱国精神的著作;对民间艺术,也深切爱好。

  1893年,因鲁迅的祖父被捕下狱,家庭备受亲友的歧视和欺凌。不久父亲又患重病,并于1896年去世。鲁迅是周家的长子,在家庭由小康坠入困顿中,饱受人间的冷眼,这使他“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又由于母亲是乡下人,他有机会接触农村社会,和农民孩子亲密相处,从中知道农民受压迫的苦况和他们勤劳、纯朴的性格。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和小说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甲午战争后,洋务“新政”破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兴起。鲁迅不满传统的封建“正道”,决心“走异路,逃异地”,于1898年5月,到南京投考江南水师学堂。次年2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因为总办(校长)是个维新派人物,矿路学堂看新书的风气很盛。鲁迅经常读《译学汇编》,还读了一些西欧的近代科学、社会学和文学的译著,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严复译述的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他从中接受了进化论的启蒙,后来他又钻研了有关进化论的其他著作,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它作为观察社会现象,进行反封建斗争的主要思想工具和武器。在南京的 4年间,中国经历了怵目惊心的剧变,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义和团运动遭到镇压,八国联军蹂躏国土,这促使鲁迅更加急迫地寻找新鲜的知识和救国的真理。

  1902年1月,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旋赴日本留学。同年4月,到东京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学习。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东京进行反清活动,留学生中分为反清与保皇两派。鲁迅经常参加反清的集会,课余还大量阅读近代科学、哲学和文学的书籍,开始考虑改造国民性问题。他毅然剪掉象征清朝统治的辫子,并在断发照片上写诗明志:“我以我血荐轩辕”,表示他誓为祖国人民解放而献身的决心。这期间,他发表了根据外国作品改写的小说《斯巴达之魂》,论文《中国地质略论》,《说》,与友人合编关于中国地质和矿产分布状况的专著《中国矿产志》,还翻译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进一步表现了青年鲁迅爱科学的热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弘文学院结业后,鲁迅于1904年 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立志学医,是希望用新的医学,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他学习勤奋,受到教师藤野严九郎的热切关怀和帮助。不久,他在有关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上,看见一个替俄国军队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抓住杀头,而围观的中国人竟无动于衷。这使鲁迅痛切感到:医学并非紧要,如果思想不觉悟,即使体格健壮,也无济于事。当时他认为头等重要的还是改变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于是决定弃医从文,并于1906年春天重返东京。

  当时的东京,以孙中山、章炳麟为代表的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尖锐的斗争。鲁迅师事章太炎,与陶成章等革命派往还密切,并成为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的成员。1907年,他准备创办文艺刊物《新生》,但终于失败。鲁迅为此而感到寂寞,但并不灰心。他发表《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介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和西方科学思潮的演变;还发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分析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及其存在的偏颇,强调要与“列国”竞争,“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要立人,就必须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别求新声于异邦”,提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战斗精神,因而大力介绍以拜伦为首的具有反叛精神的“摩罗”诗派。鲁迅还与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介绍东欧被压迫民族和俄国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

  在日本7年,鲁迅广泛涉猎外国的自然科学、社会学说、文学艺术和哲学,开始形成早期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并且确定了用文学作为自己为祖国的独立自由、为人民的思想解放而抗争的武器。

  1909年 8月间,鲁迅离日归国,他先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后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鲁迅怀着热烈的心情迎接它,绍兴光复后,鲁迅出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是年冬,他创作文言短篇小说《怀旧》。

  1912年 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于 2月前往南京,在教育部工作。5月,他随政府迁往北京,在教育部任科长、佥事等职务,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教育等工作。

  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继而发生帝制复辟等丑剧。军阀混战,国家形势日益恶化。鲁迅对国事深感失望,便在业余时辑录和校勘古书,还看佛经,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在旧的民主革命的革命性已经消亡,而新的民主革命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历史间隙,鲁迅经历着深刻的思想矛盾和痛苦,继续坚毅地探索社会和革命的新路。

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大旗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时期。鲁迅在新的时代潮流的鼓舞下,怀着毁坏封建的“铁屋子”,唤醒熟睡的人们的热望,投身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不久即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新军的伟大旗手。

  1918年初,鲁迅参加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置身于当时的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旧礼教和旧文学的伟大斗争的前列。同年 5月,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它描写一个因患迫害狂的精神病人的心理活动,把对社会生活的清醒描写和对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的刻画杂糅在一起,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指出中国社会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这是彻底反封建的第一声“呐喊”,也是鲁迅战斗史上新的开端。

  接着,鲁迅还发表了《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 等十几篇小说,后编成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并于1923年8月出版(见彩图) 。《呐喊》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逐渐破产的古老农村和市镇的面貌。塑造了没落知识分子、城市贫民、人力车夫、被压迫农民等形象。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激动了青年读者的心,“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鲁迅是择取中国文化遗产优秀成分和采用外国良规加以融合发展,创造现代小说的杰出代表,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人。

  《孔乙己》描写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批判地揭示了人物的悲剧性格,表达了作者对于造成这种性格的文化教育制度的有力鞭挞。《药》描写革命者夏瑜的牺牲和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了医治儿子疾病所表现的无知,并且通过“药”──蘸着革命者的鲜血的馒头而联结起来。作品深刻地揭示革命者与群众的隔膜,揭示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悲剧。最后夏瑜坟上的花环暗示着革命后继有人,给作品增添了乐观的色彩。《一件小事》通过“我”乘人力车所遭遇的一个意外事故,对比地描写了劳动人民与知识分子的行为、性格,触及了知识分子应该向劳动人民学习的重要思想。在《呐喊》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描绘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的作品。《故乡》通过“我”回故乡的见闻及回忆,描写旧中国农村急速破产的萧索、凄凉的生活图景。闰土曾经是一个生机焕发的小英雄,但是在兵、匪、官、绅的重重压榨下,曾几何时,便变成了一个精神麻木的人。作者怀着悲愤的心情,对造成这一悲惨图景的社会势力提出了沉重的控诉,同时又期望被迫害者能够醒悟过来,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阿Q正传》 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它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未庄为背景,塑造了深受精神毒害的贫苦农民阿Q的形象。阿Q受尽了惨重的剥削和压迫,可是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他夸耀过去,幻想未来,自我安慰,自轻自贱,始终不能正视严酷的现实。此外,他还沾染了游手之徒的狡猾。小说集中反映阿 Q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和命运。他原以为革命就是“造反”,对它深恶痛绝,但封建统治者在革命到来时的惊惶,却使他快意并要求革命。可是这场革命忽视农民的力量,反而跟封建阶级相勾结。未庄一切依旧,只有阿 Q被抓去枪毙。这个结局是对辛亥革命及其领导者的彻底批判。小说塑造了阿 Q的不朽典型,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从而提出了启发农民的民主主义觉悟的严重课题。由于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鲁迅对农民问题的深刻反映,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农民的启蒙教育问题还有待于解决。这在《风波》里也有真实的反映。此外,反映农民生活的还有《社戏》,它描写已经逝去的美丽的童年,赞美农民的质朴、诚实的心灵。

  鲁迅在描写被压迫人民的不幸时,常常是期望他们奋起抗争,同时还以极大的愤怒来揭露封建阶级、封建思想的残酷统治,显示了作者是从被压迫人民中站起来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他反映农民问题的深刻性,反封建的彻底性,都是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所未曾达到的。

  鲁迅还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开拓者。五四时期,他写了许多杂感和论文,大都发表在《新青年》上,后来收入《热风》和《坟》里。这些作品尖锐泼辣,形象生动,带有广泛的社会批评的特点。有的严正批判封建的父权思想和节烈观念;“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热风•题记》)。它们总是把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同守旧派所宣扬的旧文化、旧道德摆在对立的地位;有时则以生命的发展来论证社会改革的必要,坚决站在新事物方面来反对一切封建旧事物,并相信启发人民的觉悟,可以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这些杂文所表现的不拘一格的形式,寓热情于冷峻之中的文笔,通过抨击时政和鞭挞习俗揭示生活哲理,并将诗和政论结合在一起的风格,后来被人们称之为“鲁迅风”。鲁迅杂文开创了现代杂文的新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杂文作者。

  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大胆地正视现实的各种矛盾,他的小说和杂文,反映了极其深广的真实的历史内容。他对于旧中国的一切,对于几千年的传统势力、传统思想,比同时代许多人了解得多,而且看得深透。他从旧营垒中来,站在不妥协的革命者的立场上,反戈一击,能给旧事物以致命的打击。他是对旧势力、旧思想揭露最深刻、斗争最坚决的一位伟大作家。他在中国革命史、思想史上的这些杰出贡献,是从“五四”文化革命中就充分显示出来的。他把旧社会的一切暴露出来,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以推动社会的改革。他自觉地“听将令”,他的作品充分体现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

  从1920年秋到1926年夏,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致力于系统研究和讲授中国小说史。后来他把讲义整理成《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它打破了中国小说历来无史的局面,是一部开创性的学术著作。鲁迅还从事翻译介绍工作,出版俄国和日本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译著。他还支持青年的文艺活动,帮助他们学习和战斗,因而成了进步青年爱戴的导师。

  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渐发生分化。这时革命中心转移到南方,北京文化界显得寂寞和荒凉。鲁迅又感到“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他在徬徨探索,但仍继续战斗。

  1924至1925年,鲁迅继续创作短篇小说《祝福》、《伤逝》等11篇,编成第二个小说集《徬徨》,继续反映辛亥革命前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的社会现实。《祝福》描写一个善良、安分的劳动妇女祥林嫂,新寡之后在鲁四老爷家里做工,希望以自己的诚实劳动,换取最起码的生活。但不久便被婆家逼嫁到山墺里去。当她第二次在鲁家出现,那是第二个丈夫病死,儿子被狼叼走之后。因她再嫁再寡,鲁四老爷把她看成不祥之物,不许她沾手祭品。柳妈又以阴间的锯刑相恐吓,要她到土地庙捐门槛,当作赎罪的替身。她默默地忍受和挣扎,捐了门槛,但主人还是不许她摆设祭品。她从此失魂落魄,不久便沦为乞丐,并且怀着对阴间的恐怖和疑惑,死在年终“祝福”的街头上。祥林嫂是中国人民最悲惨的典型,她受到了极其深刻的精神创伤。小说通过她的一生,揭露封建主义的极端野蛮性和残酷性,表明社会环境已迫使被压迫人民走到绝境。《离婚》中的农村妇女爱姑,大胆泼辣,丈夫要离弃她,她闹了整整三年。但对出面调停的豪绅七大人却寄托幻想。小说着重描写爱姑会见七大人的场面,从七大人的矫揉作态、故弄玄虚在爱姑内心所引起的反应,写出爱姑精神上的深刻弱点,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失败结局。这又一次揭示了封建主义思想统治的严重性,说明被压迫人民必须在启蒙教育下克服本身的弱点,才能走向更坚决更持久的斗争。

  在新文化队伍分化的形势下,探索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们的生活道路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鲁迅的《徬徨》集比较集中地描写了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挣扎,反映了他们个人奋斗的破产。《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本来是有理想也有作为的,可是几经波折,他便成为一个“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物,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而不能自拔,失去了一切决断的能力和战斗的意志。《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这个曾挂着新党头衔的人物,黑暗社会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他受到流言和失业的威胁,几乎要挨饿、求乞了。最后他妥协了,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并以一种愤懑的心情和玩世的态度来对待它,终于带着深刻的精神创伤寂寞地死去。这两篇小说反映了革新势力和传统势力之间的矛盾,弥漫着革命退潮时期沉重的历史气氛。作者以无比激愤的心情,描写人物的遭遇和痛苦,同时也批判他们性格的弱点。《伤逝》里的子君和涓生,则是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要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勇敢地冲出旧家庭。可是当他们建立了新家庭以后,子君便认为目的已达,沉湎在小家庭的生活琐事中。一旦失业的打击到来时,子君便无以自处,涓生则急于救出自己。于是爱情终于破裂,最后不得不分手。子君回到她父亲的严威和旁人的冷眼的环境中去,不久便死去了。涓生陷入了悔恨和悲哀中,他在徬徨和探索,但新的生路在哪里呢?他还是迷惘的。这个爱情悲剧表明,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是不能离开社会解放而单独解决的。

  比起《呐喊》来,《徬徨》较多地流露了作者当时忧郁、徬徨的情绪,但他对于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却是同样清醒和深刻的,在艺术技巧上,他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掌握,以及人物形象的描绘,都比以前圆熟,表现也更加深切。

  鲁迅善于“杂取种种人”来塑造典型形象,并运用“画龙点睛”和白描的手法,来加以刻画。他的艺术语言十分精练,对话简短传神。他的描写真实、朴素,不借助曲折离奇的情节,而是以平易近人的生活场面来展现人物的性格。鲁迅的小说显示一种冷隽而深切的风格特征,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座高峰。

  鲁迅的小说使中国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反映被压迫农民的阶级利益和要求的作家,他首先要求从根本上推翻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首先提出启发农民等被压迫群众的革命性,提高他们的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这在以农民问题作为基本问题的民主革命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鲁迅在创作上达到的另一伟大成就,是用生活的真实来深刻地表现知识分子是中国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的成分,同时也反映他们的个人主义及其抗争的软弱性。这些伟大的成就,是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未能达到的。

  1925年前后,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等,政治上日趋保守,鲁迅却继续在文化领域作战,他参加了语丝社,组织和领导了莽原社、未名社,支持了《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编辑了《莽原》周刊等。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中,他站在进步学生方面,痛斥“甲寅派”压制学生的罪行和复古主义的论调,揭露“现代评论派”陈源等的仗势欺人和流言诬蔑。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他痛悼死难者,总结斗争教训,并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帮凶,提出严重抗议。他指出:“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他号召青年要成为真的猛士,跟敌人进行持久的不妥协的斗争。这一时期的杂文,已从广泛的社会批评转向激烈的政治斗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传统的中庸之道的战斗檄文,他提出“痛打落水狗”的主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表明鲁迅韧性战斗的彻底革命精神达到了成熟的地步,并充分反映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这一时期的杂文,收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坟》的后半部。

  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鲁迅感到原有的思想武器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他从现实斗争中不断接受社会革命论的思想,进一步激化了他世界观中新旧思想的矛盾。他并不讳言自己的思想矛盾,而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现代文学的第一部散文诗集《野草》,和当时所写的一些书信、杂文,突出地反映了他解剖自己的努力。

  《野草》写于1924至1926年,共收入23篇作品。它们尖锐地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同时又反映了作者追求新的革命道路,而又未能找到的内心矛盾和在探索中前进的革命精神。作品的构思奇特、新颖,形式多采多姿,既有象征主义的方法,也有类似杂文的讽刺。作者的思想主要是通过诗的形象来表现,寓意深远,感情浓郁。但由于环境关系“难于直说”,有的作品意思比较隐晦。

  为了避开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和迫害,并出于对南方革命斗争的向往,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鲁迅于1926年 8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教授,开设“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后来整理成《汉文学史纲要》出版。他还写了5篇“旧事重提”,后来合以前所写的5篇,辑成散文集《朝花夕拾》出版。这些作品以亲切的笔调,沉郁的感情,记叙了作者从童年到青年时期的片断经历,侧面地勾划了古老中国的社会面貌。在回忆往事和追怀保姆、父亲、师友的同时,渗透着鲜明的爱憎,闪射着反封建主义的怒火,以及对于“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的旁敲侧击。他在厦门所写的《写在〈坟〉后面》,对过去的斗争经历和思想发展,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解剖,第一次作出了“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的著名论断。这表明鲁迅经历多年的现实斗争之后,正在酝酿一次思想飞跃:他鲜明地批判了唯心史观,踏上了唯物史观的门槛。

轰毁进化论思想,转变成阶级论者

  经中国共产党的推荐,鲁迅于1927年 1月到达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和教务主任。此后他和共产党人、革命青年有了密切的联系,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也有了清楚的认识。他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4月10日,在革命军胜利进军的欢庆声中,他写出《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引用列宁的名言作为立论的根据,要人们吸取教训,力戒“小有胜利,就陶醉在凯歌中”,以防敌人“乘隙而起”。他主张“不断进击”,将革命进行到底。两天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鲁迅召集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力主营救被捕学生,结果无效。他愤而辞去中大的一切职务。在白色恐怖中,他继续在广州坚持写作和斗争,这些文章收在《而已集》里。

  剧烈残酷的阶级斗争,深刻地教育着鲁迅。过去他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知道不然了。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三闲集•序言》)。他过去信奉的进化论,被彻底“轰毁”了,从此他开始转变成阶级论者。在阴霾满天的白色恐怖中,他无所畏惧地站到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列中来。

  1927年10月,鲁迅由广州到达上海。他和许广平同居,在这里开始了后期10年光辉的战斗生活。“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到上海不久,鲁迅就接编《语丝》半月刊,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还参加了革命互济会,跟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1928年,由创造社太阳社发动,鲁迅同他们进行了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为了正确阐明问题,鲁迅翻译和钻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联系中国革命及文艺运动的实际,发表了许多精辟意见,对创造社等的“左”倾错误提出正确批评,这有助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1929年,鲁迅主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先后翻译出版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和苏联的一些著名论著。在认真学习革命学说的过程中,他认识到“惟新兴无产者才有将来”。这期间,他和柔石等组织朝花社,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新兴的木刻艺术,先后出版《朝花周刊》和《艺苑朝华》等。1929年 9月,儿子海婴在上海出生。这两年的杂文收在《三闲集》里。这个集子反映了他在论争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中的思想变迁,表明他逐步掌握新的思想武器的历程。

  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关心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利益。为了改造旧中国,他不断寻找改革的武器和改革的道路。先是用生物进化的观点来观察世界,后来才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最初着眼于“国民精神”的改造,后来才重视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从启蒙主义者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就是鲁迅的思想发展的道路。鲁迅的战斗道路,反映了中国文化革命的方向。鲁迅是带着自己丰富的斗争经历和痛苦的经验教训,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一旦接受了,就深信不疑,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简单地复述或演绎别人的说法,而是善于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用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广博的历史知识,去印证它,阐发它。马克思主义真正化成了他的灵魂和血肉。

  1930年1月起,鲁迅主编《萌芽月刊》(后为左联机关刊物)。1930年2月,他参加并发起党所领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旋即遭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堕落文人”的罪名发出的“通缉”,鲁迅对此毫无所惧。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人之一,并参加了领导工作。他和创造社、太阳社等作家消除分歧,团结战斗。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发表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文艺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正确提出对革命作家的要求和左联工作的方向,因而成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导性文献。左联成立前后,鲁迅团结许多革命作家,对资产阶级文化社团新月社和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民族主义文学”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批判人性论,阐明文学的阶级性的原理,揭露“挥泪以维持治安”的“刽子手和皂隶”的本质,并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下的流氓政治所产生的流尸文学,坚持彻底的批判。

  1931年2月,左联成员、共产党员柔石、殷夫等被国民党捕杀。鲁迅也处在被国民党搜捕的险境,他被迫离家避难,但依然不忘战斗。他在左联秘密刊物《前哨》上发表文章,纪念战死者,并撰写《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委托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译成英文,投寄国外,控诉国民党的血腥罪行。两年后,他又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再一次悼念亡友和控诉反动派。

  左联成立前后,鲁迅自觉地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战斗。个人奋战的痕迹消除了,长期以来“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的矛盾解决了,代替艰苦的求索,他的杂文出现了为捍卫理想而英勇奋战的内容:他捍卫无产阶级文学,捍卫人民革命事业,捍卫共产主义学说及其伟大实践;并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形成一种从容不迫、应付裕如的战斗风格。在有关文艺问题的文章中,阶级论已经成为他理论的基石;他明确宣言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在文艺与社会、思想与艺术、作家与革命等关系问题上,他作出了科学的论述,作家的世界观问题更是他经常论述的中心。他不仅是左联的主将和旗手,也是革命文学家的诤友。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克服了中国共产党内“左”倾路线对文艺的一些影响,指引着左翼文艺运动前进的方向。

空前的民族英雄

  1931年 9月18日,日本侵略者进攻沈阳,东北三省相继沦陷,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鲁迅撰写许多杂文,尖锐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为了使宣传深入群众,他还主编时事和文艺的普及性小型报刊《十字街头》。1930至1931年的文章,收在《二心集》里。这个集子是鲁迅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进入成熟时期的作品。鲁迅自评他的杂文,以《二心集》比较锋利。和前期杂文所包含的社会批评与政治斗争的内容相比,30年代急剧变动的政治风云和文化斗争,在《二心集》及其后的各个集子里有了更全面、更有力的反映。这些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继侵占东北之后,日本侵略者又把战火延烧到上海,于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鲁迅身居战区,不得不弃家避难。他和茅盾、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反对中国政府对日妥协。这一年鲁迅还作了《我们不再受骗了》、《祝中俄文字之交》等杂文,驳斥帝国主义者的谰言,捍卫社会主义的旗帜,希望中苏两国人民和作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上“亲密地携手”。这些文章表明:鲁迅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相结合的。

  1933年1月,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他同宋庆龄、蔡元培等一起,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拘捕无辜,进行种种营救活动。2月,英国作家萧伯纳到上海,鲁迅与他会见,并写杂文多篇,支持萧伯纳,揭露反动舆论。当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反动当局拷打致死时,鲁迅亲自撰写唁电,并为小林的遗族发起募捐。5月,他和宋庆龄等亲自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反对希特勒法西斯暴行的抗议书。6月18日,国民党特务暗杀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鲁迅不怕敌人的暗杀,毅然参加杨铨的入殓仪式。9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远东反战会议,鲁迅支持和协助这次会议,被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这一年上半年,鲁迅还能用何家干的笔名,在《申报》的《自由谈》上发表抨击时政的杂文。但压迫紧跟着到来,鲁迅不得不适当改换内容,形式有时隐晦、曲折,而且用种种笔名,跟敌人周旋,继续有力地剖析许多社会恶习。这些文章谈笑于刀丛之中,把杂文迂回袭击、灵活作战的特点发挥到极致。坚持真理,傲视顽敌,这是体现在鲁迅身上的中国人民的最硬的骨头、最美的性格,同时也是他的杂文的战斗风格。1933年鲁迅的杂文分别编入《南腔北调集》(包括1932年的作品)、《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同时还出版他和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

  这几年,鲁迅和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加密切。1932年,他秘密会见从苏区来上海的红军将领陈赓,向他了解红军反“围剿”的战斗和苏区人民的生活。1931年到1934年 1月初,鲁迅和瞿秋白在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三次接待前来避难的瞿秋白,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这个著名的共产党人。他们共同研究和领导“左联”的工作,积极提倡文艺大众化运动,在反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斗争中,互相配合和应援。他们还一道构思,由瞿秋白执笔写了十多篇杂文,用鲁迅常用的笔名发表。瞿秋白高度评价鲁迅的战斗业绩和杂文,编了一本杂文选集,并撰写《〈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总结鲁迅思想发展的历程和他的杂文的战斗意义。当瞿秋白于1935年在福建长汀被反动派杀害时,鲁迅十分悲痛。后来还在病中整理出版瞿秋白的译著《海上述林》,表现了最可珍贵的革命情谊。

  1934年,蒋介石为了配合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鼓吹以封建教条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并在各级学校推行尊孔复古的教育,同时下令查禁进步图书,捣毁文化机关。日本帝国主义也在中国东北地区鼓吹建立“王道乐土”,“恢复孔子之教”。鲁迅作《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儒术》等文,博采史实,巧妙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及其为侵略者清道的罪行,也表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政策的严重抗议。由复古和复兴文言等老调所引起的大众语的论争发生后,鲁迅作《门外文谈》等文,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一切文化的创造者的高度,来支持语言文字的改革,阐明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门外文谈》是一部通俗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文字起源史与发展史,它充分表现鲁迅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修养。鲁迅善于用明白易懂的语言,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来阐明深刻的哲理。《门外文谈》的文风,体现了鲁迅后期杂文的战斗风格,它是科学的逻辑力量和形象的感染力量相统一的产物。在国际交往方面,他和茅盾合作编选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收入从《狂人日记》至当时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并亲自作序。他撰写《答国际文学社问》,先后刊登在《国际文学》和苏联《真理报》上,向世界人民明确宣告“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的信念。他努力疏通运输精神食粮的航道,亲自主编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译文》。为了捍卫小品文的战斗传统,他不仅多次撰文批判林语堂的文艺主张,还热情支持陈望道主编《太白》半月刊。这一年,“在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声中,鲁迅杂文的产量仍然很大,共编成《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两本。

  1935年,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之际,鲁迅日益关注形势的发展和文化思想的动向。他著文批判日蒋共同鼓吹“尊孔复古”、“中日亲善”的谬论。当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0月到达陕北时,鲁迅受到极大鼓舞,托史沫特莱经巴黎致电中共中央,热烈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当北平学生爆发“一•二九”爱国运动时,鲁迅热情赞扬人民群众对爱国运动的支持,肯定地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鲁迅还冒着极大风险,保存了重要的共产党人方志敏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信和一些文稿,并妥善地转送给党中央。针对文化界剧烈分化、是非混淆的现象,鲁迅不仅支持正面力量,热心培养叶紫萧红萧军等文艺新苗,还鞭挞歪风邪气,写了八节《“题未定”草》和七论“文人相轻”,使大家辨是非之界,明取舍之道。鲁迅鲜明而强烈的爱憎感情,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照耀下,得到了更高、更科学的发展。这一年的杂文结成《且介亭杂文二集》。为了刨坏种的祖坟,扬民族的正气,鲁迅还写了《理水》等4篇历史小说,与1934年的《非攻》和1927年以前的3篇,编成集子《故事新编》出版。这是历史题材和现实斗争密切结合的一部杰出作品。一方面保持了作者在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原则,真实地反映历史人物的主要精神,另一方面又大胆地驰骋浪漫主义的想象,在历史题材里注入强烈的爱憎和理想。这表现在反面形象上,大胆地吸收现代生活的某些典型细节,充分发挥他在杂文里经常运用的漫画化手法,有力地突出作品的现实批判性;表现在正面形象上,则概括了中国人民优良的战斗传统,使作品闪耀着革命乐观主义的光彩。

  当鲁迅愈战愈猛时,他原有的肺病日渐严重。1935年底,他的健康已大不如前,许多亲友劝他住医院,或移地疗养;但他为了战斗,不原离开自己的岗位。他曾说:“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冯雪峰《回忆鲁迅》)一直坚持着工作。1936年,他虽在病中,依然勤奋工作,写了许多文章和书信。《且介亭杂文末编》就是最后一年文章的结集。年初,他的杂文继续强调抗日救国,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提醒人们要记住历史的教训,保持革命的警惕性。4月底,当他会见从陕北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上海的冯雪峰,听到他传达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时,他心悦诚服,完全拥护,明确表示“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他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正确阐述统一战线与文学运动的关系。当托派分子妄图离间鲁迅和党的关系,破坏民族统一战线时,他立刻发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严厉谴责托派的无耻勾当,热烈歌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表明自己和共产党人是亲密的同志。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趋向激烈时,鲁迅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坚持统一战线中必要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澄清关于“国防文学”的某些不正确的解释之后,他认为两个口号应该“并存”。同年10月,由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21人,代表文艺界的各个方面,发表宣言,终于结束论争,初步形成了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

对革命文艺的多方面贡献

  鲁迅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提倡“拿来主义”,努力译介苏联文学作品。他于1929到1933年,翻译并出版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和雅各武莱夫的小说《十月》,还编选《苏联作家二十人集》,后分成《竖琴》和《一天的工作》出版。1934年以后,又翻译并出版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和果戈理的《死魂灵》。在促进中苏人民的文化交流,传播社会主义文艺和进步文艺方面,鲁迅终生戮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鲁迅还是中国新兴的木刻运动的伟大倡导者。在30年代,他多次举行版画展览;开设木刻讲习班,请日本教师讲授,自己亲任翻译;还刊印许多画集;应邀作美术问题演讲;与木刻作者通信,热心指导他们进行创作。1936年10月 8日,鲁迅抱病参观木刻展览,对许多木刻作品提出宝贵意见。这是他对自己辛勤劳动过的苗圃的最后一次巡礼。鲁迅经常工作的一个方面,是为青年作者看稿、改稿、写序言,甚至连编排、出版等具体工作,他也不辞辛苦地做起来。对于青年的来信,他总是及时回答。对于来访的青年,他热情接待,还常常资助贫困的青年。鲁迅到上海后,虽然离开教育岗位,但仍多次应邀在上海、北平的许多大学讲演,热心关怀青年学生的成长。从前期到后期,鲁迅始终是青年敬爱的良师益友。

  鲁迅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于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逝世。广大群众争相奔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中共中央也来电吊唁。22日,送葬群众多达数万人。鲁迅遗体覆盖着上海民众所献“民族魂”的旗子,安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墓迁到上海虹口公园,由毛泽东题署墓碑。

  鲁迅光辉的一生,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崇高评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给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精神遗产。他共有小说集3部,杂文集17部(除上面提到者外,还有《集外集》、《集外集拾遗》和《集外集拾遗补编》),散文诗集1部,回忆散文1部,书信收集到的现有1400多封,还有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18日的日记(其中1922年的已佚),以及《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著作,总共400万字。他还翻译了14个国家将近100位作家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印成33部单行本,共250万字以上。此外,还辑录、校勘古籍18种,共100 余万字。这些著作曾有各种不同版本出版。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共20卷(包括译文),197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发行。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的《鲁迅全集》共10卷,另有《鲁迅译文集》10卷先后发行。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编《鲁迅全集》16卷发行(不包括译文),这是目前内容较完备、注释较精确的版本。

  对于这笔精神财富的研究,是从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后开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汇编了这方面的部分重要成果。鲁迅研究专家沈雁冰、冯雪峰、李何林、唐弢、王瑶、陈涌的有关论文,或者选入多种鲁迅研究论集,或者集成个人专著出版,如唐弢的《鲁迅的美学思想》、王瑶的《鲁迅作品论集》、陈涌的《鲁迅论》等。鲁迅思想、作品研究的专著,比较重要的,尚有刘再复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陈鸣树的《鲁迅小说论稿》、孙玉石的《〈野草〉研究》等。

  生平史料的回忆或研究,较早出现的有许寿裳写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另有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许广平的《欣慰的纪念》、《鲁迅回忆录》,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周建人、茅盾等著的《我心中的鲁迅》,日本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等。集大成的尚有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共 5辑。属于考订性质的著作,有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陈漱渝的《鲁迅史实新探》等。

  年谱和传记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写的 4卷本《鲁迅年谱》,内容比较翔实。鲁迅传记,最早的有王士菁的《鲁迅传》,朱正的《鲁迅传略》(1982年又补充、修订出版);近期出版的有林志浩的《鲁迅传》,林非、刘再复合著的《鲁迅传》,彭安定的《鲁迅评传》等。

  参考书目

  《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2。

  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5卷),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1981~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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