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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威尔迪(1813~1901)
歌剧《阿依达》

  意大利作曲家。1813年10月10日生于意大利北部帕尔玛公国布塞托市郊一个名叫龙科莱的小村庄。父亲卡洛是乡村小旅馆的主人。威尔迪从小就显示出卓越的音乐才能,但他没有学习音乐的良好环境,以充当乡村教堂的管风琴手开始其音乐生涯。后得商人A.巴雷齐的资助去米兰深造,1832年投考米兰音乐学院被拒于大门之外,从声乐教师和作曲家V.拉维尼亚私人学习。1836年他和巴雷齐的女儿玛格丽塔结婚。1838年偕妻子移居米兰,创作第1部歌剧《圣波尼法乔的奥贝托伯爵》,1839年11月17日首演。1840年4~6月,威尔迪遭到沉重打击,病魔接二连三地夺去了他的儿女和妻子,使他家破人亡,孑然一身。他在十分痛苦的心情下,依然写出了喜歌剧《一日为王》(又名《假勋章》),1840年9月5日于米兰演出,遭到彻底失败。威尔迪在此后的50年间,再也没有写过喜歌剧。直到晚年,才写了最后的杰作──喜歌剧《福斯塔夫》。

  19世纪40年代,是意大利人民反对法、奥奴役,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复兴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威尔迪40年代的歌剧创作,通过英雄题材的运用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给予为祖国的独立和统一而斗争的意大利人民以巨大的鼓舞。《纳布科》(1842)中的合唱曲《飞吧,思想,鼓起金翅膀》、《第一次十字军远征中的伦巴第人》(1843)中的合唱曲《啊,天主,你从祖国上空》成为意大利人民反抗外国奴役的战歌;《爱尔那尼》(1844)第 3幕的合唱曲《起来,卡斯蒂勒的狮子》激起了威尼斯人的示威游行;《阿蒂拉》(1846)中的著名诗句“你可以占有世界,但让我保有意大利”成为当时的政治口号;《莱尼亚诺之战》(1849)第 1幕的合唱曲《意大利万岁》成为革命人民的爱国歌曲。1848年革命时期,威尔迪接受民主共和派领袖马志尼的委托,用爱国诗人G.马梅利的歌词写了爱国战歌《把号角吹响》。爱国英雄主义的创作路线,不仅集中体现在威尔迪早期的歌剧创作中,也贯穿在他成熟时期的歌剧创作中。大歌剧型的《西西里晚祷》(1855)和《唐卡洛斯》(1867)就是这条路线的继续。威尔迪的爱国英雄歌剧,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威尔迪的名字,甚至被认为是意大利统一的象征。当1858年歌剧《假面舞会》被那不勒斯检查机关禁止上演时,当地市民高呼“威尔迪万岁”,在他居住的旅馆前示威,并用粉笔在墙壁上写着:“威尔迪万岁”(这句口号中的“威尔迪”,是一个双关语,它的5个字母Verdi,恰好是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纽埃尔的缩略语)。

  威尔迪的早期爱国英雄歌剧,在艺术上还不成熟,其中人物性格的刻划不够鲜明,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是类型化、而不是典型化的形象,比起意大利前辈歌剧作曲家G.罗西尼V.贝利尼所作英雄歌剧中的人物形象来,还有一些模仿的痕迹,较少鲜明的特点;管弦乐也只是处于从属于人声的地位,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从50年代开始,威尔迪的歌剧创作进入成熟阶段。以《弄臣》(一译《里戈莱托》,1851)、《游吟诗人》(1853)、《茶花女》(1853)、《阿依达》(1871)为代表的50~70年代的歌剧,比起早期历史题材的英雄歌剧来说,不仅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状态有比较深刻细致的刻画,从类型化的形象提炼成个性化、典型化的形象,并且把性格的刻划和情节的展开紧密地联系起来,以富于动力的音乐不断地推动着戏剧性的发展;因此音乐的布局和结构也有了显著的变化,逐渐打破了“分曲”的局限,变得灵活、有机,一气呵成;管弦乐也改变了它的从属地位,起着积极的、主导的作用。

  威尔迪成熟时期的歌剧,在题材和体裁方面也有明显的转变。出现在舞台上的已不是神话人物或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而是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演的已不是悲壮宏伟的英雄歌剧,而是亲切细腻地描写世俗人情的抒情歌剧和社会悲剧。这些歌剧揭露了专横残暴的封建统治者、狡猾自私的资产阶级伪善者和奸险毒辣的阴谋家的丑恶面目,表现了对被损害、被欺压人物的深切同情,它们反映了当时意大利人民的民主愿望,激起人们对腐朽残暴势力的憎恨。

  成于70年代之初的《阿依达》,比起50和60年代的歌剧来,在音乐的戏剧性发展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阿依达》把大歌剧的特点和抒情歌剧的特点熔于一炉,剧中既有宏大的场面,又有深刻的性格描写和心理刻画。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进一步克服了由一系列独立分曲组成歌剧、使剧情发展陷于停滞和静止的缺点,充分发挥了“场”的作用。音乐根据戏剧的要求,机动灵活地连续发展。一系列刻画人物性格和描绘人物心理感情状态的浪漫曲和二重唱,已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曲子,而是有机地连续发展的“场”,其中丰富的旋律性和强烈的戏剧性互相结合在一起。《阿依达》的另一重要特点,是系统地使用了“主导动机”,从而增强了音乐的戏剧表现力,促成了音乐形象的贯穿发展。在两年前所作的歌剧《弄臣》中,威尔迪已经运用了主导动机的原则。预示着不可避免的报应的诅咒动机,是该剧唯一的主导动机,是在节奏上与和声上具有特征的短小乐思。《阿依达》中的一系列主导动机则是结构完整、旋律性很强的主题,它们从第1幕贯穿发展到第4幕,不仅是代表特定人物及其心理状态的简单符号,而且有鲜明的形象,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推动全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威尔迪在后期歌剧《奥赛罗》(1887)中,把朗诵调和咏叹调融合为既有歌唱旋律性又有语言表现力的“独白”。贯彻着戏剧性发展的“场”的写法,在这部歌剧中也做得更为彻底。4幕之中,每1幕的音乐都是不间断地发展,完全不存在独立的分曲。他的最后的作品《福斯塔夫》也有同样的特点,所不同的只是用喜剧性的音乐语言作为表现手段而已。表面上看来,《奥赛罗》和《福斯塔夫》的音乐有些像瓦格纳的“无终旋律”;但是,如果细加分析,则诚如威尔迪自己所说:“我和瓦格纳毫无共同之处。恰恰相反,要是你们用心谛听,努力领悟乐曲的内容,就会发现我有些地方和他完全相反”(1872年 4月17日致C.德桑克蒂斯的信)。威尔迪和瓦格纳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在瓦格纳的音乐中,管弦乐常常占有压倒的优势;而在威尔迪的音乐中,则始终没有抛弃意大利美声唱法的传统,管弦乐的戏剧性发展和声乐的鲜明的旋律性是并行不悖的。

  威尔迪一生写了27部歌剧。成熟时期的歌剧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西蒙•博卡内格拉》(1857)和《命运的力量》(1862)。他在创作歌剧时,十分重视舞台构思和戏剧效果,并亲自参予剧本的写作。他用A.博伊托的剧本写作的以莎士比亚戏剧为题材的《奥赛罗》和《福斯塔夫》,成为他的最后杰作。

  威尔迪于1840年丧偶后,到1859年和女高音歌唱家G.斯特雷波尼结婚。晚年卜居故乡龙科莱附近的圣阿加塔,以创作歌剧所得的报酬投资于农业生产,提倡生产技术的改革;创办农场,安置失业者;捐款救济灾民和在普法战争中受伤的士兵;并在罗马为贫苦的老音乐家造“息庐”。1897年妻子死后移居米兰。1901年 1月27日因脑溢血猝死,米兰数十万市民唱着《飞吧,思想,鼓起金翅膀》参加他的送葬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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